我说：“这样说来还是回来好，家里这几年刘支书领导得不丑，工分单价一年比一年高，估计今年一分工要值得七分多钱，接近马支书在职时的双倍，你们两个人吃点苦一年能做到七千工分，家里再养一条猪子，日子也过得起来。”
　　 “我就担心桂珍没户口，这里不肯称粮给她。如果这边说好了，我先把舍子扩大一下，再置办几样种田的农具，我现在身上还有一百多元钱呢。”
　　 “可能问题不大，这里又不是城市，什么户口不户口的，村里人看到你带了个婆娘回来，也替你高兴，不会为难你。桂珍这情况是没法回去迁户口的。或许村里会瞒上不瞒下地成全你。”我只能先这样安慰他，这种事我这样的小“宫”做不了主。
　　 晚上，我和他一起去了刘支书的家。他想带两包好烟过去，我说，不必了，刘支书不抽烟。他是个清宫，平时社员家请客都不大肯去。
　　 刘支书听了他说的情况，说：“你还是回来好，现在形势一年比一年好，人家能过你也能过，关于你婆娘的口粮问题，我明天去跟公社里的姚主任请示一下，到时我会帮你去求他的，估计不会有问题。”我听了刘支书说这话，心里就想，这事不去向上级请示最好，请示了反而会惹出麻烦。那姚主任是我们这个片的片长，原来就是公社文革主任，成立公社革委会时进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当上了革委会副主任。那人当过兵，说话一口的官腔，到了他那里，事情可能会不大好办。
　　
　　 十八、
　　 果然不出所料。过了两天，刘支书特地来到了我家。他说：“我已经遇到过姚主任了。他听了我反映的情况后对我说：‘那人我认得，就是以前跟在老马后面当通信员的。你说的这事情不好办，这是个原则问题，那婆娘不但没户口，而且还是个有夫之妇，如果有人举报，这可是重婚罪。’后来，我又跟他说了五小现在的处境，我说，‘现在的五小跟离家时完全不一样，一门心事想在家里好好过日子。那婆娘虽然比他大七八岁，但看样子还挺般配，也像是个过日子的人，两个人感情又不丑，如果能留下来，队里就多了两个大劳力。’姚主任听了我说的这些后，倒是跟我说了些心里话，他说：‘老实对你讲，这事如果你不跟我说，你们大队里私下里给她一份口粮计划，估计生产队里也不会有人向公社举报。但现在你跟我说了，我就不能装不知道了。所以，我劝你也别感情用事，原则问题不能瞎来。’他这么说了，真叫我很为难。”
　　 我说：“前天晚上，我听你说要向姚主任请示，我就想到这结果了，都怪我那天不曾提醒你。”
　　 那天晚上，大队会计召集我们几个小队会计开会，会后他把我留下来对我说：“大队里已经为五小的事开过会了，刘支书要我告诉你，他担不起这个责任，如果五小想留下来，只能在其它方面照顾他一些，现在就可以发给五小本人的口粮。那婆娘的口粮谁也做不了主。”
　　 过了会儿，大会计又接着说：“我想，这事确实也很麻烦，怪不得刘支书胆小，现在的粮食分配方案都是要经过公社审批的，私自在方案外多发一个人的口粮就属私分，查出来是要受处分的。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他不敢碰这条高压线。他要你将这情况跟五小说一下。”
　　 第二天，我就将这情况告诉了五小。我对他说：“其实你还是可以留下来的，看看他们在其它地方怎样‘照顾’你，过一段时间再说。”他说，让他再考虑考虑，他要跟桂珍商量一下再作决定。我又问他：“米曾吃掉呢？要不要再拿点去？”他说：“不用了，昨天晚上哥哥回来了，送了十斤米去。”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五小似乎想通了。他说：“我想来想去，还是决定走，我在家里，两个人只有一份口粮，只能以吃议价粮为主，我上一天工的工分钱只够买斤把多米，我在那边扛木头，天好的话，扛一天能买到二十几斤米呢，两个人够吃好几天。”
　　 我问：“桂珍是怎么想的？”
　　 “这两天，她很纠结，说是她拖累了我，并说，如果我不想要她，她就一个人离开这里，不缠着我。我说，不准你再说这话，从今以后，我们活也活在一起，死也死在一起。”
　　 “还准备去夯木头吗？”
　　 “要去肯定还去那地方，那里清静，山坡上就我们一个小棚子，我那棚子里还埋着百十多斤山芋呢。我们商量好了，以后我上山也带着她，路上也能帮我点儿忙，万一被木头砸伤了还有个人下山喊人去救，再说。将她一个人丢在棚子里也有点不大放心。”
　　 “这样也好，就是这次走一定别忘了经常给家里写信，你哥哥也挺挂念你的。这次回来这几天，跟你嫂子说话了吗？”
　　 “没说话，只是在路上遇到她一回，她生了孩子后好像胖了些。倒是桂珍上她那里去过几回，还包了五元钱红包给我那小侄子，回来跟我说：‘我看你嫂子人不丑，也怪你小时候不懂事，农村里那些事情不稀奇，你不应该将她的脸抓破了。’不管怎么说，我这一世都不会原谅她。”
　　 临走的那天，他给了我五元钱，说是那十斤米的钱。我数落了他一顿，没要他的，后来桂珍将那五元钱塞到我女儿的怀里，说是给小宝宝的见面礼。我跟他哥哥一直将他送到轮船码头。路上，他哥哥背着他们回来时的那套行囊，我拎着个米袋子，那是我在家里装上的十斤米。那时，外面的车站码头上都有替人加工煮饭的，煮一回只收一角钱加工费，带点米上路就饿不着。
　　 他们一上了船就被赶下了舱，那种小轮船外面是不准站人的。我们等到轮船开出了好远才沿着田间小路往回走，我看到他哥哥一边走一边抹眼泪，我劝他说：“大哥你也别难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他这情况，就是你爸妈还在，也会同意他们走的。”
　　 那天晚上，守弟子告诉我说：“你们送他们出门后，我还忍不住地淌了好些眼泪，你知道吗？那婆娘还怀着三个月的身孕呢。”
　　 打那以后，我们一直没收到过五小的来信。第二年春天，我写了一封信到那个国营林场的场部，信上还盖上了大队的公章，问他们有个叫张五小的人是否还在那里做临时工夯木头？后来收到场部的复信，说。张五小自从去年秋后回了老家就再没有去过。才知道他们根本就没去那个地方。唯一的一条线索断了，我就无能为力了，天下那么大，他们四海为家，谁知道他们又流落到那里？
　　 年复一年，五小仍然没一点消息，庄上的人好像已经忘记了五小这个人，只是他哥哥遇到我时还会问一句：“曾收到五小的信？”
　　 分田到户的那年，刘支书调到公社任职，我当上了村里的支书。我发狠一定要把五小找回来，现在形势变了，无需为吃不饱肚子发愁了。我将五小应分得的责任田分给他哥哥代种，又请派出所发公函到那个林场所在地的派出所调查，我想，即使他在那边犯了法，派出所也应该是有案底的。后来一切努力都落了空，这两个人像人间蒸发了似的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时至今日，又是三十几年过去了，五小的去向，仍然是个解不开的谜，他倒底去了哪里呢？他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