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激情过后，荷粉说：“我跟老头子后天就要搬到养殖场去了，以后婶妈照顾不到你了，你要好好过你的日子，你是个大人了，不要怕吃苦，人家上有老下有小的还能把日子过起来，你一点儿负担都没有，如果你当交易的天天上工，应该一年还能余点钱，苦个几年找个人成家过日子。以后也不要到那边去找我，我这么大的岁数了，你还小，名声很重要。”五小听了这些，就知道她是决心要和他断了，这个结果他已经预料到了。他说：
　　 “我知道婶妈的难处，我不拖累你。你对我的好，我会一世记在心里的。不过，我怕的是没什么希望了，我光身一人，只有个芭斗大的舍子，哪个女人肯跟我？就是天天上工也没什么用，十分工才得到四五角钱，还不够我自己用呢，哪里能余得下钱来，只能过一天算一天了。”听他们么说，荷粉也找不出什么话来安慰他，心里觉得这小伙怕的是无可救药了，真的是这几年害了他。到了天快亮时，他们又缠绵了一回，五小才摸黑回到他的舍子里。那天他睡了一天，到晚上才煮了点粥喝。
　　 队里秋播一结束就开始了年终分配的结算工作，。在评议大队干部和闲杂人员工分补贴时，刘支书还特别关照了五小，给了他全年的工分——四千分，这么多的工分是一个大劳力天天上工的报酬。不过，因为是后进队，工分不值钱，一分工还不到四分钱，他的全年毛收入也只有一百五十多元。起去五十元左右的生活费（口粮烧草钱）应该还有将近一百元的盈余。五小自己知道他不但分不到钱，可能还要成为超支户。他平时身上不脱钱，因为挂桨船上有开支，他自己抽烟零花钱也通在上面，每次与会计结帐时都要打一张白条子算预付款。果然一帐算下来，他倒欠集体六十多元。
　　 那时，只有经济比较好些的生产队，在年终分配时才能拿得出几千元出来分给社员，像我们这样的穷队，年终分配是只是算一下帐，劳力多，平时又难得付到钱的人家会有一些现金盈余，有一多半的人家超支，超支户当中有的是真超支，比如人口多劳力少，或者是主要劳动力生了病，工分做得少，那些人家虽然平时付不到一分钱，但工分钱还不足以抵算全家人的粮草生活费。五小是属于假超支，假超支的都是像五小这样的特殊人群，平时跟干部说到话，容易付到钱。有了超支户，分配就兑不成现，一边是进钱户应该得钱，一边是超支户拿不出钱来还集体。这种“杀猫儿喂猫儿”的所谓年终分红最让干部们伤脑筋。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是相当残酷的，就是将超支户全家的口粮全部卖到公社粮管所，发一本返销粮的本子给他，让他自己筹钱去往回买。五小从现在到明年麦收时还有不足三百斤口粮，卖掉后只还掉了一半的欠款。
　　 这样一来，五小就好像是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下。月头上，人家拿袋子到仓库里称粮，他称不到，他要拿钱到粮管所去买，虽然也只有区区的三四元钱，但一钱逼煞英雄汉，他哪来钱？他烟瘾大，没钱买，又戒不掉，只能有时跟人家老头儿讨要点儿烟末子用旧报纸卷“炮筒子”抽，以前代销店里的那个老王对他挺客气，身上有钱没钱都能在那里欠到烟，自从他当了老百姓（其实他以前也不是什么官，只不过是高级一点儿的老百姓）后，连一包烟都不肯欠给他。他多么希望自己身上能有几角钱，那样的话，他就能托人去城里带一斤烟末子回来，可他身上连一分钱也掏不出来。
　　 有一天晚上，我在他小舍子里玩，虽然现在没报纸看了，但我还是喜欢往他那里跑。那天他刚从粮管所买了二十四斤米回来，那是他一个月的计划。我看到他用一个淘箩儿称了六斤米送给代销店的老王。原来他是借的老王三元钱去买的计划米，答应回来称六斤米给他，那时米的黑市价是五角一斤，老王的爸妈经常过来蹲几天，他那点计划不够吃，每月都要买点黑市米。也亏得五小能想出这么个主意来。我有点替他担心，这个月五小只剩下了十八斤米了，他又没得青菜胡萝卜当代食品，如果放开肚皮，连十天都吃不到，不知道他下半个月怎么过？
　　
　　 十三、
　　 果然不出所料，没坚持到半个月，五小就开始做菩萨了。庄上有人说，五小是瞎吃掉的，有得狼虎吞，没得饿吊神，但我知道，五小这些日子不曾瞎吃，他一天只吃两顿粥，难得舍得煮一顿干饭吃。不过一天只喝两顿粥的人，肚子是会越喝越大的，每一顿都要煮大半锅子，起码也得半斤米，他断炊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没钱买代食品。有一天，我听人说，五小睡了一天没起来，我就知道可能是一点儿米也没有了。我去看他时带了几条胡萝卜，那种胡萝卜不是我们这里长的，是爸爸特地行船到海边上去买的，那里是砂土，长的胡萝个头挺大，但身子松，不好吃。他见到了胡萝卜，也没洗，只用铺边上的穰草揩了一下，就大口大口地生吃起来，好在那上面也没沾多少泥。后来我又回家盛了一大碗用米和胡萝卜樱子煮的粥端过去，那时大家都吃不饱，靠吃大量的代食品度命，在粮食上谁也帮不了谁。
　　 那年冬天，公社里下达了大队二十个大型民工的任务。听说因为任务十分艰巨，是一条老交通大河的拓宽竣深工程。工地上有钱、粮补助，除了自己每天带一斤米，另外补贴一斤三两米、四角五分钱。家里还按大劳力的标准记工分。刘支书就跟队长商量说：“不如叫五小也去挑河，他在家里这个冬天不好过，他又不大上工，没多少工分，明年还要超支。”队长说：“他力气有，挑是肯定挑得动，就是岁数小了点，不曾“圆力”，就怕有个伤高水低的。”那时，上这种大型水利工程的大都是中年大劳力，年轻人虽然有猛劲，但因为是没经验又不曾“圆力”，容易挑成痨伤。
　　 后来，五小自己去找队长，说要去挑河，队长为这事还特地与五小的哥哥通了气，他哥哥说：“他要去，你就让他去吧，他在家里粮又不够吃，也没法过。”那年，我爸爸也去了，还是这二十个民工的头儿，那时叫排长，工地上是准军事化管理，村一级叫排。排长是民工中比较有威望的人，没什么好处，也要天天和民工一起挑土。临出发的那天，五小的哥哥还特地跟我爸说：“五小去挑河，我也舍不得，庄上有人说，要是他爸妈还在，肯定舍不得让他上大型，我听了也难过，我这做哥哥的没得用，顾不了他。只能拜托叔你在那边照顾点儿。叫他别逞能跟人家比大担头，挑伤了是他自己的一世之害。”我爸说：“这个你放心，我们都是些养儿育女的人，会照顾他的。”
　　 那年冬天多雨雪，工程一直拖到第二年正月底才完工。还好，五小也坚持到了最后，跟大部队一起“班师回朝”。其实经常下雨下雪对民工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因为除了雨雪天，民工是没有休息日的，隔三差五地能在工棚里躺一天，那是民工们梦寐以求的大好事。再说那一年是实行的“大寨式记工”举国上下正在批判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上不成工，钱粮补贴也照拿。或许正是因为这样，五小才能坚持到最后。
　　 回来的那天，我看到五小又黑又瘦，个子好像比去时还矮了点，显然是因为他没有退路，只能为了那点钱粮补贴拼命。听我爸说：“他在工地上一日三餐是有保障的，自己带的一斤米，早晚都可以在食堂里打到一大盆粥，中午用补贴的一斤三两米蒸个饭袋子，差不多能吃个大半饱。就是工程特别艰巨，以往平地开河是逐步往深里挖，这次是河道竣深，一开始就要挑着重担子爬十多米高的河坡。头几天，他没经验，恁着自己有力气，担子装得比人多，跑得比人快，只挑了七八天就躺在工棚里了。我看到他卵子肿得像茶壶，就想叫他回来，他不肯，说，歇几天再说。睡了几天工棚后，卵子还真的消了肿，大家一商量就没叫他回来，叫他先在工地上划了几天坯，有人说，他回去没得吃，大家吃点苦，照顾着把他留下来，后来他又能挑土了，挑挑歇歇，还真的一直坚持到了最后。”那年五小过了年虚龄才二十，据说是那次工地上年纪最小的民工。
　　 常言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起去的那些民工都是过惯了苦日子的人，每天的四角五分钱补贴大都舍不得花掉，虽然他们每天只能从食堂里打到一勺子在开水里沤熟了的菜汤，但总要隔上十天八天才舍得花几角钱买点肉吃。抽烟的人也从来不曾买过一包香烟，都是抽旱烟，三角多钱一包，能抽十多天。五小也特地置办了一个五六寸长的旱烟锅，我看到他抽那旱烟锅时的样子特猥琐，有点像个老农民。他告诉我，他还余下了十几元钱，接下来的几个月的口粮也有钱买了。我为他的“进步”感到高兴。
　　
　　 十四、
　　 又过了些日子，公社成立了一个小型水利工程营，主要任务是在本公社的范围内搞小型农田水利。这种小型的工程不是季节性的，是长年不散，只有到了大忙时才让他们回来支几天农。平时都不能回家。民工数量不多，每个生产队派一个人。民工报酬也是由生产队记工分。工地上也有一点粮钱补贴，但比上大型工程少得多，一天只有七两米一角钱（粮钱也是由生产队统筹上去的）。不过，劳动强度也相对要轻松些，虽然同样是天天挑土，但有时是可以偷奸耍滑的。因为照顾不到家庭，有妻儿老小的人都不愿意去。队长只好动员那些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汉去交差，那些人平时在队里表现都不是很好，而且又不好管教，队干部都不情愿让他们在自己眼头上转，把他们打发出去，一年给他几千工分，也好落个清静。我们这个队里倒是有好几个单身男人，就是有的年纪太大，有的身体不好，队长就想到了五小。
　　 五小考虑到，他在队里上工也拿不到大工分，男劳力只有罱泥才能拿到大工分，他不会，也没钱去置办一套罱泥的工具，他虽然有力气，但除了挑担就只能同半劳力干一样的活儿。而且，他一个人在家里粮也不够吃，到了月底难免要做几天菩萨。不如就去替队里抵了这个差。因此，没需要队长费多少唇舌，事情就落实下来了。
　　 个个队都这样安排，那个水利营差不多就成了一个光棍集中营。那些人自己调侃自己说：“我们都是一些阳间里不要，阴间里不收的多余人。”五小是那些人当中最年轻的光棍，其实，他小小年纪，还不能算是光棍，充其量只不过是光棍队伍里的后备军。
　　 后来，五小在那个光棍集体中干了整整二年。其间有一年冬天，队长又想劝他上大型。他说：“我不去吃那种苦了，像我这样的人，吃多少苦也没什么希望，不如就在这里混混算了。”如果说，他当初挑了几个月的大型河工，人好像变得有点脚踏实地了，但这二年他又变回去了。环境对他的影响是残酷的。他身边有的人已经快五十岁，那些人大都暮气沉沉，他们当中，大多数是由于出身不好，或者是像五小这样的孤儿。他们年轻时也克勤克俭地努力过，也曾梦想过有朝一日能成个家，生几个孩子。随着年岁渐长，希望越来越渺茫，他们就自然而然地过起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
　　 虽然五小在工地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队里还是给他记一个中等男劳力的工分，照理，他到了年终分红时应该能进点儿钱，但他却年年是队里的超支户。他平时回来一次都要找队里的会计付钱，不肯付给他就赖在会计家不走，逢到会计家吃饭他也拿碗盛。
　　 碰到这种情况，会计就会对他说：“你在那里每月还有两三元钱补贴，抽旱烟应该也够了，你老这样叮着付钱，到年底又要超支，群众就说我没把住关。”他说：“我在那里一天只能吃到一碗连油花子都见不到的青菜汤，不买点儿肉碰碰头（那时都把会餐叫“碰头”），天天挑担怎么吃得消？”会计没法他，这会计以前曾经打过他一次，那次他被五小捉奸在床，但还是强词夺理地蒙混过了关，硬说是上他家是有别的事的，那次分明是欺侮他小，现在的五小可不大好对付，跟他说重了说不定又要冈起来，打起来他又不是五小的对手，只好叫他写张条子，拿五元钱把他打发走。五小拿到钱用不了三天就又没了，他先要买几斤肉跟他的那些难兄难弟们碰一回头。那些出身不好的人，平时是付不到队里钱的，但到了年终决算也少不了他们的，因此，那些人都有点儿“积蓄”，能做到细水长流。五小平时吃他们的吃得多了，就必然要想方设法弄点钱还人情。
　　 我二十一岁那年结婚时，是五小做的陪郎（即伴郎）。本来陪郎是应该由亲戚中的表兄弟做，因为我的两个表哥都已是三十好几的人，只好选个年龄相当的发小来做，于是我就找到了五小。他非常高兴，他笑笑说：“我可能这辈子也当不成新郎了，弄一回陪郎做做也不丑。”娶亲的那天，他的行头全是我替他准备的，是穿的我的一套中山装，那时不用说是做陪郎，就是做新郎官也有人家借衣服穿的。他跟我并排站在娶亲的船头上，显得比我黑瘦，我已经长得比他高，比他粗正了。我的衣服穿在他身上也稍嫌宽大。新娘是邻庄的，比我小一岁，叫守弟子，我十二岁时两家人就订了亲，差不多算是娃娃亲，那时都这样。新娘上船时，我听到旁边看热潮的人议论说：“新郎官还是挺漂亮的，就是怎么找了这么个又老又黑的陪郎。他们哪里晓得那年五小也才二十三岁。
　　 第二年秋天，五小突然回来告诉我，他准备上湖北去替人家挑鱼塘。有个跟他一起在小型河工上挑河的人已经到了那里，据说一天能挑到五元钱。他要我借十元钱路费给他。这可是个好消息，一天五元，一个月即使挑二十天也能挣到一百元呢，那时，公社里的科长一个只有五十多元工资。他不无兴奋地对我说：“我想出去撞一下，如果能赚点钱回来，就把那小舍子改成两间傍屋，或许能找个半边人（寡妇）过日子。就这样半死不活地闷在家里，再宕几年就注定要打一辈子光棍了。”我说：“好是好，就是不晓得消息是真是假，万一你过去补个空，连回来的路费都没有怎么办？后来我看了那个先去的人写给他的信，信中有详细地址，并叫他先乘小轮船到南京，然后再乘长江客轮，路上只要八九元船票钱就能到了。后来我借了十五元钱给他，也没告诉我爸妈，那是我们小两口的私房钱，是结婚时长辈亲戚给的拜钱。他临走时将舍子上的钥匙给了我。对我说：“我的被子和棉衣都在工地上，我就在那边悄悄地走，就说将被子拿回来洗。我那舍子里除了锅碗，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我走后你将钥匙交给我哥哥，告诉他我这情况就行了。”那天哥哥不在家，被队里派到城里去挑大粪了，因为队里会计跟他嫂子有那一层关系，他哥哥被安排“出差”的次数总比别的劳力要多些。他跟嫂子不说话，哥哥不在家，他不往那边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