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刘氏虽然没读过书，但在孩子教育问题上十分开明，只要是孩子愿意读书，她都全力支持。那时候没有多少孩子能够念到高中，而玉兰、玉梅都顺利地念完了高中，也是当时北票地区较高的学历了。一是自己学习好争气，另外更得益于王刘氏对读书的重视。同时，王家还有着很严格的家规。家里王奕林是绝对权威，然后是王刘氏，在孩子们没有成人脱离家庭前，老大可以管理老二乃至以下，老二可以管理老三以下，就以此类推，老五玉松只要管好自己就好。如果孩子有错误，那么就要连坐惩罚。如果老二出现错误，那么就老大老二一起惩罚，老三出现错误，就惩罚三个人，玉松有错误就五个一起惩罚。惩罚是最简单的方式，就一个字“打”。现在看来不可思议，但那时是最直接的教育方式，也最有效。所以王玉兰挨打最多，后来玉兰、玉梅大了，如果小的犯了错，还会形式地站一站排，实质的打不挨了。但在小时候也就是高中以前的岁月，这种打都是实实在在令她们惧怕的。所以王家的四姐妹几乎各个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特别是在生活手工技能方面，勤劳干净、心灵手巧。因为手笨、懒惰、埋汰都将接受家规处罚。玉松从小受到父母姐姐的格外关照，身子骨虽说弱些，但性格确张杨跋扈，在家稍不如意就连哭带闹，这也是令王刘氏头痛的事，管理四姐妹的办法在“五丫头”身上渐渐失效了。兰梅竹菊松就这样很快在王刘氏打骂地成长起来，即使艰苦岁月、贫寒家境也没有阻挡她们的成长。
　　 三
　　 1964年王玉兰完成了高中学业，那年月高中毕业在北票地区是很高的学历了，国家直接分配工作。王玉兰被分配到了北票镇第六中学任教师。同她一起分配的有许多一届的同学。和她一起分到六中就有三男四女七个同学。虽说从校门进校门，但是身份转变了。从花钱的学生变成了挣钱的老师。玉兰改变了王家的经济状况，王家有了第二个挣钱的人。
　　  开第一月工资的时候，玉兰格外高兴。一是自己作为老大终于可以为家里挣钱了，一是想母亲也会给自己特殊奖励。从小到大，除了供她读书外，她从未受到过家里特别地照顾。只有玉梅时两个人还差别不大，但玉竹出生后就开始有不同对待了，自己要干最重的家务，承担最大的责任，但好吃、好穿、好用的都要紧着妹妹们。她也曾产生过怨言，但王刘氏的解释很简单：“你是家里的老大，要帮助父母带弟弟、妹妹，谁家的老大都如此，咱们家穷，就更得如此了。”玉兰想想也却是如此，所以一切都尽心尽力，自己也舍不得多花家里一分钱，只有把书读得更好才能得到母亲的几句奖赏。为了这几句夸奖，玉兰学习才更用功，所以能够顺利地念完高中了。本人和同龄人比起来，瘦小纤弱，即使成人以后也给人一种弱不禁风之感。
　　 在没开支前，昔日的同学，今日的同事陈媛媛、路艳芬等就约她一起跑到北票最繁华的“百货大楼”每人看好了一块布料。37.5元人民币都是嘎嘎新的票子，仔细闻着还带着印刷的墨香气。玉兰兴奋、激动、也忐忑不安，她不敢跟母亲直接说相中布料的事。她希望母亲能够主动奖励自己，以她对母亲的了解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陈媛媛、路艳芬就在矿区家属院外等她，等她一起去买布料。
　　  “妈，这是我第一个月的工资。陈媛媛、路艳芬她们都说大楼里的那里布料很好看，10元钱就能做一身衣服下来，特别符合教师身份。”
　　  “玉兰，家里还有饥荒，先还这个，等饥荒还完了，妈答应给你添新衣裳。”王刘氏把工资接过去，随后给了玉兰一元钱，回头又仿佛下了很大决心似的又把零散的五角钱给了玉兰。
　　  王玉兰出了矿区弄堂，告诉陈媛媛和路艳芬自己去不了，工资让母亲拿走了。
　　 “连10块钱都没留下吗？”陈媛媛抱打不平道。
　　 “给了我一元五角，差的很多呢，你们去吧，我不去了。”
　　 “还是不是亲妈了，第一个月怎么也得让人高兴高兴啊！”路艳芬也跟着抱怨道。王玉兰目送二人离开矿区小道奔大马路而去。随后她去离家最近的供销社买了2分钱的糖块，一分钱两块是比较好吃的那种，顺便把一元大票给换成零钱。回到家里，梅竹菊松都在，每个人都分得一块糖，梅又把她的糖给了松。然后，她学起母亲的样子，每个人都单独叫到屋里，先是四妹菊，玉兰挑出一个一角的给了菊，菊从来没有过零用钱，高高兴兴地走了；然后是三妹竹，玉兰又挑出一个一角的给了竹，竹高高兴兴地走了；接下来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松，玉兰留下了两个五角钱，把余下的两角八分全部给了松，松欢天喜地地走了；最后进来的是梅，玉兰说：“妈给了我一块五，那五毛分给她们仨个了，就剩下一元了，你我一人五毛吧，做点零用钱。”
　　 “姐，你自己留着吧，我不要了。”说完梅就要走。
　　 “哪里话来，快拿着，不是下月还有呢吗，你先拿着你那份，如果不够再来用我的那份。”说着把五角纸币塞到梅手里。
　　 在家里，兰和梅年龄上离得最近，心灵上也最近。王奕林只对松、菊偏爱些，在她们面前不苟言笑，王刘氏似乎更加冷酷，竹以下还小，只有梅是贴心的，兰和梅也愿意彼此分享成长的事。
　　  不出半个月，陈媛媛和路艳芬等女教师都穿了一身新衣裳。虽说颜色难逃灰、绿、蓝那个时代的主色，但款样、面料还是属于时代新潮的。第二个月如此，第三个月也如此，王刘氏似乎有还不完的饥荒。一直到谈恋爱前，王刘氏给王玉兰的零用钱不超过两元钱。王玉兰也曾想开支不把支条上交，干脆截留下10元钱，但每次到那个时候，一是不敢不交，一是不由自主，稍有迟缓王刘氏就疾风厉色，后来便也不做那个抗争了。其实，王玉兰和路艳芬等基本都是家里的老大，但别人家的老大也没有这么难啊，玉兰也曾偷偷在办公室没人的时候流过泪。也许家里是真难吧，特别是母亲王刘氏，以身作则，从来都是起得最早，睡得最晚，干活最多，吃得最差，用得最少。作为家里第二大的女人，为家里多付出些也理所应当。就这样想着，王玉兰的心里坦然了很多。
　　  都说“姑娘大了不由娘”，但玉兰的婚事确由不得她做主，王刘氏说的算。玉兰在家里常年逆来顺受，也没有主见。王刘氏开出的条件有三：一是婚后不与男方父母住在一起，不要有过多的拖累；二是男方须是国营职工，最好是高收入；三是男方必须同意婚后仍然允许玉兰有一半工资或一部分贴补王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三个条件中第三条最重要，前面两条是为第三条服务的。这样的征婚条件阻挡了许多上门求亲的人，包括同玉兰一起长大，一起念书，一起分配到学校的罗云辉。
　　  “玉兰，你是你妈亲生的吗？”罗云辉在同王刘氏谈完话后，扔下这句话愤然离去。这是第二个和王玉兰说这个话的人。王玉兰这一次终于大大地哭闹了一回，然而无济于事。许友福就这样入了王刘氏的法眼。
　　  同咬文嚼字、斤斤计较的罗云辉相比，二叔王仲林的同事复原军人现矿山救护队工人许友福少了些书生气。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不但有农村孩子的质朴，还有一些军人的雷利气魄。他全盘接受了王刘氏的条件，还给玉兰带来了一块上海牌手表。不出几日，还给未来的小舅子带来了一身崭新的小号绿军装。给王奕林带来了两瓶地道的“旱地白”。一下子，王玉兰、王奕林、王刘氏的意见得到了空前的一致。
　　  1968年，“广大知识青年应当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去！”广播里，街头，工厂和学校都在传播此事。王家在这年发生了三件大事。王老太辞世，王老爹带着所有家私从老家到北票投奔两个儿子来，王玉兰和许友福结为夫妇，王玉梅高中毕业正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系列事让王家人在这一年分外繁忙。
　　 同哥哥相比，王仲林只有玉君、玉民一女一子，生活负担相对较轻，王老爹便落户玉兰的二叔家。在所有第三代孩子中，王老爹似乎更偏爱玉兰一些，在玉兰结婚时赠买了许多玉兰喜欢的用品，比王奕林夫妇陪嫁都多。
　　 “玉兰你结婚，你妈都给了什么东西。”
　　 “给了两套行李，工资这个月给了32元，是给我最多的一回了，往后我每月都留下六成工资，我可以过自己的小日子了。”玉兰很是兴奋，陶醉在即将步入新生活的幸福里。
　　  “这么说，你往后还得固定往家里交钱了？”
　　  “是的，这个月开了54元，按比例我还占着家里便宜呢。”
　　  “哦，是这样，难为玉兰了。”随后王老爹、王仲林赠买了很多生活用品。比起王奕林夫妇的嫁妆多出很多。这让王刘氏很不满意，不止一次念叨“有点钱，装什么大尾巴狼，把我这当妈的位置往那里放，不是我供书出来，能有今天吗？有他好看的那一天。”王奕林开始还不做声，但到厉害处一嗓子呵斥王刘氏，这才不敢再出声。
　　  在二叔王仲林的帮助下，矿山救火队给许友福分了一间半房子，和矿上的一家同样是新婚的夫妇住对面屋。
　　  对面屋是六十年代末期七十时代初北票矿区的特别建筑，是矿区人口大发展和经济发展滞后共同催生的副产品。原本不是熟悉的两家人共用一个厨房，虽说没有界限，但使用权是中间分，一边一家，然后才是单独自家的一间。屋内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厕所，挑水要到房头的公共压水池，解手要到外面房头的集体茅楼。不用故意听，那屋的动静这屋也听个大概，两口子吵架到厉害处那屋就会过来劝解，两家人不想亲近都不行。处好了这近邻比近亲都近，处不好往往就要调换。这和矿区第一代王奕林的家又有所不同，王奕林的家是内外两间半，独门独院，院子宽敞，可在院内做个家庭茅房。王玉兰终于可以离开王刘氏的视线可以独处一偶天地了，内心十分欢喜。尽管还要往家里交钱，但毕竟有了自己说得算的部分，许友福的钱也归自己管，自己的小家也逐渐有了积蓄和财产，日子越来越美好，越来越有盼头。
　　 许友福勤恳手巧，心思灵活，专业技能和为人处世都有过人之处，不久还当上了副中队长。对自己更是宠爱有加，只要是二人世界，必定就要恩爱一番。没有特殊情况，夜夜笙歌，日日温柔，比起那个酸溜溜的罗云辉不知强出多少倍。王玉兰这个滋润啊，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同事都说王玉兰一结婚就像换了个人一样，看来女人还得需要男人滋润啊！你们家老许是不是天天滋润你，啊哈！尽管需要和许友福经常回到那个大家庭里去，但毕竟有了自己的小家。许友福作为王家的大姐夫，在王家还是颇有些地位的，所有的外事，力气活当仁不让。
　　 四
　　 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许颖，许超的来到，使这个小家庭充满了欢乐。但二叔王仲林的突然病倒使玉兰伤心不已，二叔是王家除了王老爹之外玉兰感觉最贴心的一个人。在一次与朋友酒后，王仲林不不小心跌到磕破了头，多年来的偏头痛一发不可收拾，竟然瘫痪不起。上医院一检查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经过透视，医生怀疑他的脑袋里竟然有一块炮弹片。意志尚且清楚的二叔回忆起多年前一次打小鬼子时自己负责往战场上送饭，快到阵地时被强烈的爆炸震晕，被战地医生救醒后就留下了偏头痛的毛病。自己也没注意，直到此刻才制成大疾。玉兰说，二叔是抗战英雄，这应当算工伤，应当找组织上给全额报销治疗费，并请最好的脑外科大夫做手术。此时全国上下都在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中，北票矿区有名望的几个大夫大多被打成了右派。王老爹和许友福几次找到矿区协商公费医疗之事毫无结果。王老爹说，不管什么情况，花多少钱都要治疗好你叔，你叔是家里的功臣，没有你二叔，咱们王家来不了北票，端不上公家饭碗。许友福通过个人关系找到一个被打成“右派”的大夫，但此人说什么也不肯外再做手术。
　　 许友福打听到这个“右派”此前喜欢收藏古钱币，于是和王老爹探讨“爷，能否搞到些‘古钱币’刺激一下老医生，实在不行就老物件也将就。”
　　 “不用将就，咱家就有。”
　　 “咱家就有，咱家还有这宝贝。”
　　 “有，你岳母就有，那还是玉兰——不说了，这就找你岳母去。”
　　 屋里只剩下王老爹、王奕林、王刘氏三人，王老爹和王奕林分坐在太师椅上，王刘氏靠在炕沿边默不作声，气氛压抑、沉闷。
　　 房屋坐北朝南，南边靠窗一铺火炕，西侧两张太师椅，中间一个茶桌，对面几张小板凳，小炕桌立在门后，北边两座大柜子占据整面墙。房间格局和家具摆设是当时矿山一般人家常用的。
　　 “老大媳妇，不到紧要时候，爹也不和你张这个嘴，我只要两块银元。”王老爹首先打破了沉默。
　　 “爹，不是我不帮她二叔，从关里来的时候就全丢了，为此我不知挨了奕林多少打，眼泪流了多少盆。”王刘氏呜咽到。
　　 “你个败家娘们，看今天我不打死你。”王奕林拿起板凳抡向王刘氏，王刘氏本能地一低头，板凳腿砸在门框上应声而断。
　　 “我不活了，家里宝贝让我弄丢了，我没脸活了。”王刘氏一愣，随后用脑袋使劲撞向炕沿，只两下竟撞出血来。
　　 “你自己作的，怨不得我！”王奕林还要上前打王刘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