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请了假去了秋叶原，像往常一样在老四那等了他一整天，把那满墙的画，现在缩成一张银行卡的财富交给他。回到空荡荡的半猫，接下来我打算去北海道看一次雪——我发现我莫名其妙，每年深冬零下十几度选择去北海道看雪。我想如果要回国，或者发生其他什么意外的话，这恐怕是最后一次了。
　　 老四接过我的银行卡时，拍拍我的肩膀说，放心吧，芦柴杆（江浙人对身材消瘦等人的戏称），等我消息吧。他又操起光盘包装光盘继续说，不过回去也可以，只要有钱，其实这个社会。现实。
　　 时间已将近是传统旧历年，母亲和相片里的那几个女人骚扰有一天没一天，我还是敷衍一边商量去北海道看雪。我在等张玫的回音。春节越近，我的心越紧。比发条还要紧。
　　 就在我给他银行卡的一个星期后下雪的下午，秋叶原老四突然拨通我的手机，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说，我有急事，要约你。
　　 问地方。他说，还是在那里，唐人街五号你和张玫见面的酒吧。
　　 我欣喜地哦哦点头。
　　 他比我先到。当我把车开到泊位上就已经看到了他，像那天等张玫一样，我在台阶上来回地踱步。感觉很滑稽。外面是一块雪幕，满世界是雪。我摇开窗子，快活地对他“嗨”，矮胖的老四就看到了我。他走到我的车门前打开车门像一只冻得哆嗦的猫钻了进来。
　　 他一坐稳没说其它，只问，你知道为什么选择这里吗。
　　 他问得很奇怪，可我没时间说不知道，我只问事情怎么样了？我这边很急。
　　 老四也没回答我的话，而是按他的逻辑滔滔不绝，他说你和我不一样，她和我有点相似，以前我和她哥哥在这里打工，她放假来过一次。那时我还很年轻，她很小，估计你也很小。
　　 这时，他把手握成拳状摩挲一下，四周瞧瞧车内空调，他说车里太冷，还是到里面去说。
　　 我和他只好下车。
　　 酒吧。我又不由自主地还是选择了那个咖啡色小座椅。他也坐了下来，他表现得很镇定，没有急着说话，先要了两杯温香槟。这令人纳闷。
　　 我正要焦急地询问，说我的东京已经一无所有了。我说完他的眼皮上翻，瞟了我两眼，同时羽绒服的拉链拉开扯出一张东西摆桌上，我一看，是那天我给他的银行卡。我对这一切很惊愕。我没说话，我在等他说。
　　 他说，失败了。
　　 我就气急败坏。反问，失败了？怎么失败了？
　　 她，老四把眼睛盯住我，停顿了一下才说，去了美国，她哥哥回了鬼佬。
　　 服务员端来了香槟，我端起来猛呛了一口又放下，我说，不可能。
　　 老四搔头，低声。
　　 过会儿。老四的眼睛像抛光的钉子，就像油桶幽冷幽光。
　　 他直入主题。——他说，她是不是给你当了模特！？
　　 联想起在旅馆的事，毕竟我有些心虚，可我还是为了证明自己清明。我说，你别把我想象成下三滥的牛仔，不信，我带你去半猫看看。
　　 他将信将疑，我只好开车带他去半猫看那张还没开笔的“张玫”。在半猫，他端着这个半成品，半狐疑半沉思地说，说实在的，现在我也不认识她了，好多年没见面了，自从她上学又去了医学院。他从半猫出来后就一直自言自语，怎么她哥哥会骂人呢，说在日本的都是狗，你也是，学校也是，我都没听清，说什么模特写真，她哥说得太杂，我都不清楚这之间的什么杂七杂八的关系。不过肯定一点张玫被骗了。
　　 张玫被骗，这个女人会被骗？除非像那天一样被灌醉，可是不可能！但老四的话还是咣啦一声提醒了我，“模特写真”这四个字刺眼，太刺眼。
　　 我陡然想起前些天同事说起的模特事件。这几乎让我眼镜都快掉下来了，我连忙说去学校！
　　 又开车去学部，上下折腾了不下两个钟。在学生作品陈列室，我找到了那天的几张模特写真。一看，我差点吓得叫出了声——张玫！张玫她赤身裸体，她安静地坐在平日日籍女模特坐的那块半透明蓝布上。她一脸平静，两个小樱桃的乳头躺在紧绷的丘形乳房顶部，像红痣！她甚至还表现出了像那天在半猫里的那么神经质。可这是什么地方？由得她吗？她是不是对绘画有了畸形的兴趣，也就是被那天来半猫激发出的兴趣或者欲望给“拐骗”来的？
　　 这时，老四凑过来问我，来这干什么？是学校啊，是不是她？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她了。
　　 我赶紧摇头说，他妈的才是！
　　 老四也笨头笨脑地附和着点头，说，也是，他妈的才是！
　　 可我画盲一个啊。老四嘀咕。
　　 带着老四，我立即从学校退出来，我反思来半猫，和同事说的话。同时不忘把那十几张写真“张玫”全部统统卷了起，放进车内。
　　 我的头脑里仅剩余一点理智了，我按按太阳穴说，我那卡你给的谁？老四说，她哥，她哥昨天打电话来说，不用了，他说他们有了钱。说还是纽约好，东京太黑。我问，难道就上了飞机？老四确定地说，他把卡给我就去了成田，还给我打了公用电话，说保持联系，我也没想这么突然。
　　 又怦然浮现出那个一直没浮出水面的“哥哥”，我甚至想这是不是他的一手策划，一桩阴谋。张玫老说他哥哥什么“博弈论”。可又一想，不对。我心里完全乱糟糟的，当我和他重新回到车内，问完他，这时我发现其实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离开了去美国也好，反正也回不了国，她来时连身份证都没有，那么小，没钱才做偷渡客。老四却还在叨叨絮絮，我听得哑口无言。
　　 老四说完问我，去哪？
　　 我迷迷糊糊，这时却突发了一句惊人之语：去酒吧！
　　 于是，我和他又重新回到那个酒吧。
　　 时间已将近是午夜，唐人街静得出奇。商铺门楣上的大红灯笼晃得老四脸上像挂了彩。张灯结彩。老四兴奋得嘴巴停不下来，这大概刺激了他的思乡心切，他似乎是把我当成了那些永远对日本，对东京保持有好奇心的华人留学生。他叹着气顾自说。说今年终于可以回家了，偷渡崽，偷渡客非法移民终于可以不戴了，戴了十五年，不想再戴了，要回家了。
　　 可是为什么还要去美国呢，鬼佬那么霸道还不受气？老四还不忘反问一句。
　　 我听着他疯狂地说话，一边喝清酒，而此时外边的雪越下越大，黑乎乎的像扯麻絮一样，把我那辆廉价的日产公司巴宁牌轿车盖了个遍。看起来就像圣诞老人那么滑稽，就像融化了的雪糕白白的把它泼了个大花脸。突然我鼻孔里一声抽噎。我以为我又醉了。低头一看，原来口袋里我摸到了那几张母亲从老家小城寄来的照片，我把女人们一一掏了出来看了一看。老四的双眼顿时一亮，把这些相片都抢了过去。
　　 老四看完，就立马高兴了，说，原来你小子狡兔三窟啊，哇哈哈，还真是他妈的知识分子好，狗的（Good）！
　　 我一面听着他的赞扬，一面望着窗玻璃，说那是那是。
　　 望着望着，那个带“玫”的女人好像出现了，那张鹅蛋脸也出现了。我的脑海还想誓死拼搏，想解剖开这里面乱如麻，纠缠如浑水只有影像的无厘头。可无奈得很。
　　 老四一声：春节快乐！如惊雷惊悚了我。
　　 我那已经不太灵敏了的鼻子也嗅到了春节，我说好！干！好！终于醉了，喝得不能再喝。我把杯子提拎了起来放在脸庞边，就像儿时把它当成望眼镜的目镜一样看，这时，我惊奇地发现透过厚厚的两层玻璃可以看到我的指纹。
　　 这让我苦笑了一声，眼泪滴了下来，奇怪的是我右手的那五根手指开始像弹钢琴似的快活却不自由地敲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