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还是不得不说我妈。在老家，老母亲是以我为荣的，我出生的小城市煤灰遮天，左邻右舍、政府机构对我这个旅日画家也是抱恭仰心的。可我年龄到了三十四，我母亲就急了。秋暮，她终于把那句压抑了很久的话说了出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可是大麻烦呀大麻烦，我母亲说。但她又是一个蛮传统的人，她甚至开始亲自张罗我的婚事了。她的步骤再简单不过，无非就是拿着我的照片，我高高在上的创作经历和学历去拜访各单位。
　　 前不久，母亲屁颠儿屁颠儿地打电话来告诉我，我的儿呀，好消息，只要我一拿你的相片，人家就看上了你，说把她照片寄过来，就是怕你不答应，只等你吭一声，我的儿呀，难不成大活人还被尿憋死，要文化就有文化，要相貌有相貌，将来回来了还是他们说的什么海龟，海龟好哇。
　　 我心里哭笑不得，可嘴上还得嘻嘻哈哈，我说你爱把相片寄来就寄来吧。
　　 老母亲说，我的儿呀，我还真弄了一些相片，人家都是答应的，就是等着你回来或者人家过来。
　　 我说别别，千万别。有时候事情往往走向相反，这是哲学原理。当然，我至今还没有女朋友不说明我不是没有女人缘，从我搭交女人的能力上来看，这方面我甚至是擅长的。只不过我是急性子，猴急，一两天就会从相识到床上，就像这个张玫。可问题有时非常落枕——结果常常杳无音信，说明我到底还是失败了。朋友们说，这是早泄。不过，幸好早泄，我发现一夜情才有存在的必要。但我也和一个女人长久过，那还是在天津我当研究生的时候认识的那名字也带“玫”的。那时研究生宿舍男女混住，在一个留守的暑假，我和她每天去海滩写生。她年龄上比我大一岁，刚开始时每天都被我的油嘴滑舌逗得哈哈哈大笑。我把她戏称“小龙女”，而我自己叫“杨过”，我和她从大盘山旅游回来就在研究生宿舍她的床上开破了彼此的童贞。但我们俩都不想把事搞得满城风雨，还由于年龄差别，关系只能暗暗进行。我和她在一起一年零八个月，因为她南下任教而分手。分手，她说，其实我想说什么呢，其实你太正经了，除了说小龙女杨过外就不会说什么。这个女人反而用很深奥、很冷淡的眼神看着我。
　　 现在，同样一个叫玫的女人出现在每日窝的屋子，半猫。
　　 我等着她把现实中的“马妮”捅破。她缓缓地把手里的那个红色杯子举起来，只是低头喝着微甜的牛奶。她已经看完了画，去坐沙发上。红色杯子里的牛奶喝到一半时，她终于不喝了。那几根左看右看看起来还是像洋葱片那么光滑那么漂亮的右手手指极乖巧地敲了起来，左手手掌撑在玻璃杯的另一面，很奇怪，猩红的玻璃杯后面我能很清晰地看到她细嫩的指纹。
　　 她一敲，我的心里就挺慌的，我主动说话，继续调动幽默，我说你还蛮懂画的嘛。
　　 她说，学过。小时候。
　　 一说完，又去看窗外刚才来岗子上那几个白得耀眼的石梯。不见雪屑，雪大概是停了，台阶上积了厚厚一层，豆腐块一样，我还能看到上面一大一小的东西，是两行脚印，一行她的，一行是我的。看完，她又去看手表。
　　 我还在等待。自从第二天旅馆和她分手后，我就去老四那已经印证了“马妮”。我甚至已经想好联系好画商把这批画转出去算了，就是年前的这几天。哪怕廉价也好，哪怕半猫转租也好，只要能回国一起过日子就行。可她没有。我也不好直说。时间僵在这里，突然，她抬起头开始问问题。都是一些很简单甚至幼稚的问题。例如说某某的画价那么贵，天贵，某某死了，画价上涨了好几倍。甚至冒出个术语，这显示，她不是一点不懂。却惹得我耐心地和她争论。我都不清楚为什么和她争论，要在课堂上，学生向我提这么幼稚的问题，我会说你很无知，而且很无耻！可她却还和我的解释又争论起来了。这时，我只好说许多事都是没办法的事，例如某某偷渡了，到了澳大利亚，像京戏，变脸一样从穷光蛋成了大富翁，而某某仍是穷光蛋，都是无法预测的事。
　　 说完，我才发现，她与平安夜在旅馆那张床上醉蒙蒙的张玫有所不同了。她听我说完，那双大眼很夸张地眯起来，手放在嘴巴上去笑。哦，哦，哦。不停地说。她还想问。我却说得了得了。
　　 她很认真地问，为什么？
　　 这反而把我给弄糊涂了，我说，鄙人就是一画家，专业的。
　　 我发表我的感慨，她把手放在膝盖上肘起头。这时她幽灵幽灵地吐出字来，画家哦，如果不是，或者你已经死了呢？
　　 我像洋人一样耸耸肩，去喝我蓝色玻璃杯里的牛奶，我一口气咕噜喝完以浇灭火气。我说，那你只会得到半猫。
　　 她哈哈大笑。后问，半猫是什么？
　　 我说，一个匈牙利艺术家的作品，名义是行为艺术，也可能是你眼前一个叫秋国库（中国人）男人的遗产。
　　 她还是走了。我反复把她为什么来为什么去给嚼了个遍。来，似乎她真只想来看看画，或者来开开玩笑，问一些让我觉得幼稚不切现实的问题。这时我怀疑自己，怀疑带她来的正确性。我狠抽一根烟，我想女人其实都是一种很微妙的状态，就像凝聚态物理学，就像法国蒙德里安的抽象派画作。
　　 不过，我想这不是我的臆断。还有一个人的提醒。对了，就是秋叶原卖电器的那个矮胖的老四。我想起了他的箴言。事实上，平安夜过后，圣诞那天我去找他时，老四兴奋地说他想把这个红娘一做到底。还和我谈一门生意，说想得到我的一幅画，说什么毕加索死后他的画用美金卖上千万（这难免说老四也是把我的计划看作一门生意）。
　　 这个礼拜六，我决定再去找他，这个骨子里其实有点油嘴滑舌的家伙。说实话，我彻头彻尾地不清楚他和张玫乃至和张玫的哥哥怎么认识的，她哥哥不是从美国回来的吗？况且，好像我和他刚认识的时候，喝过一回酒，我和他都醉了，他隐隐约约地说什么“偷渡”。
　　 坐海船来的，说什么当初还死了一个人，说得像真的一样。好像还真有那么一回事。后来他也没有再提起，不过，我可是比较相信酒后真言的。平时，他也并没有多少时间和我搭腔。在他的绿皮色小铝屋，他的手总是忙碌。他卖二手货，主要面向华人学生，活多且杂，所以他和这些学生说话时，手里不是撑一把十字磁性螺丝刀，就是拿着一个报废了的键盘条。他姓曹，事实上，也是一个非常啰嗦的温州人，为了一个小问题，或者一件小事，他会在嘴巴上花大量的功夫纠缠。当然也只局限于嘴巴，手还是在开箱的台式电脑或者手提电脑上动。我发现老四练就了这种本领，可以用镊子夹起PCBA板翻看的同时，说又有人偷渡了，冻死在起落架舱，发生在南非。伦敦又发生了大爆炸，美国开始州选举准备推翻布什。“小矮人”（在日华人对当地人密语般的讽称）又开始敲诈“秋国库”。一边还与旁边的学生争得面红耳赤。
　　 政治与外国。我想这点帮忙了老四的生意，所以他的生意才红旺、兴隆。这些天，我去找他，他就是这种状况。
　　 我在旁边傻等。天黑下来，老四几乎让我等了一整个下午，趁吃快餐的晚餐时分，他才答应跟我说上几句话。待没人时，他才讪讪地问我，怎么样啦？
　　 她到底想干嘛啊？我装作有点生气。
　　 我这生气半真半假的，但确实又有点生气。她真的走了。
　　 那天，张玫走之前，问完了那些无聊的话，又支配性地让我给她画肖像。我答应，满以为画完后会马到成功。可刚画到轮廓，山岗下的阳光路电车站那该死的大笨钟敲了起来，整整十一下——显示时间已是十一点，她就起身，说时间太晚了，明天还得上课。我还在说一截玩笑，说最近一项科学研究，说什么科学家已经发现女人的视野比男人宽六倍，她听得“呵”一声，已经去提草蒲上她的红色小包准备走。
　　 一直走到岗子的石梯上。
　　 厚厚的雪里，我和她都在看脚印。待石梯走完了，我突然想去抱她。试探性地说，来，她很紧张，问来什么？我把手伸了过去，没想到她嘻嘻哈哈地直不起腰，像一个雪球似的滚下山岗。
　　 这个女人下了岗子，竟然很快找到了那个敲钟的电车站。东京的电车站都很容易找。我去追她时，去新宿池袋的车已经快来了。月台上，她只问了我一句，你是不是还要回国？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车子停稳，她却已跳了上去。人员熙攘了一阵，我去找她。不久，车又启动了。于是，我只好面对着车玻璃对她使劲地点头。当时她好像在看什么呢？好像在看我山岗上的半猫。
　　 我把这个说给了老四。我生气地说，只有流亡腐败人士和那些持不同政见者包括偷渡客才考虑回不回去这个很愚蠢的问题！
　　 政治。我措词严厉，他看着我。还是他的小屋里，这个我怀疑也是偷渡客的老四一边吃饭一边听我生气。他手上的聚乙烯饭盒里堆满米饭，米饭上摆着几块冻牛肉，一块小猪髈骨，一小堆发嫩的黄白菜。我说话时他没搭腔，而是以平时和那些学生们扯皮的速度，嘴巴像癌细胞似的吞噬饭盒里的这些东西。又去紫外线饮水机打了一杯25度的水，哗啦哗啦地漱完。他吃完饭，我的问题也完了。他并不回答我，而是看表，说我只能和你聊五分钟，我也要回国了，我的钱赚都赚不完，好不容易才可以回家。
　　 他去吸烟室去抽根烟，他问，你是不是真要回国。
　　 我跟了上去说，对对。
　　 就在我点头的同时，他说这恐怕是个问题。挟一支烟在嘴里吸了一把，扔掉。
　　 他又停顿了一下，不过没关系，爱情嘛。何况你又不是流亡派，不像那些没钱的诗人。
　　 不过要快点行动。说到钱，他转了个弯说人家是不好意思提这个字眼，医技校在全日本学费最高，不过出来后待遇最好，现在全球经济吃紧，她哥哥负担不起，你现在吃亏点没关系。她可能回不去，不过以后可以在东京做个正常老百姓。
　　 老四把我送离秋叶原时又说，你是应该有老婆和孩子了，不能做鬼佬，是中国人都希望这样。
　　 圣诞前几天，我接到了学校的合同重续协议书。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火烧的问题。其实平安夜那天第一次和张玫见面，我就应该考虑是否回不回国，趁那天她酒醉，我就应该把这事定下来，只可惜我没有趁火打劫。而如今却又有些后悔。坦白地说，这纸协议书将决定我是否呆下来。至少三年。然而，我在东洋已然六年，这让我两为其难。
　　 几天内，终于，我接到了母亲弄来的那些照片。
　　 通过全球快递她把几个女人的照片火速寄到了我学部的办公室。是三个女人的生活照。果然是按她的猜测、揣摩和标准筛选的：
　　 一个刘海，颇为稳重成熟，有母仪天下的风范；一个是时尚型，单眼皮，皮肤很薄，薄得似乎就像一张纸，或者雪，哈一口气就可吹破，可当作现代林黛玉型；而另一个留根大辫子，有两个浅浅的酒窝，效果是经过特殊化处理的，做得跟电影海报一般。一共三张。也就是说三个未婚适龄女人。听母亲电话里发布，这三个都是她精心挑选的，也都是有背景的——
　　 “母仪天下”的虽说只是人民教师，但父母有相当权威；
　　 “林黛玉”是青年歌手，主要是她想出国发展一下，她是这么对我母亲说的，所以母亲向我转述时，对她的评价唯唯诺诺，不排除确实带有交易性质，因为她没有背景，不过年纪很轻，26岁，天分也高，而且还指点我说，你小时肯定看上过她，你们一个重点中学的，校花，某某。我想了一想，好像还真有那么一回事。（父母真是孩子肚里的一条蛔虫啊）
　　 可“追忆型”的就没有这么浪漫了，惟有相片技术上弄出一点浪漫来。她本人是政府官员，一个女局长，年纪轻轻的不容易啊，34和我同岁。
　　 没多久，母亲又打电话来问年初是不是要重新考虑合同协议书，母亲的意思是不答应我重签。我很惊讶，她是如何得知的。
　　 母亲的理由是真理。因为母亲说反正你已经是海龟了，海龟爬回来价值千倍万倍，何况你已经三十四，国外浪费了六年，是应该回来结婚了。母亲半夜三更打电话来和我商量这事。甚至动员照片里的“刘海”“女局长”和我讨价还价，我只好干着脸笑，说这学期还没完呢，等四月，得等等。一切得等。
　　 我老奸巨猾，我只是敷衍，她们并没有都拒绝，也没有答应。
　　 我在考虑我计划的可行性。不过，我发现我脑子是不是糊涂了？或者被那个什么“玫”的给烧糊涂了？这让我发现感情其实可以让一个人变愚蠢。就是这种不着边际，我主动去联系了东亚画廊里购买艺术品的画商。我只有半猫，只有半猫那一墙壁上的画，这才能折算成金钱，折算成现实，折算成我不知道是不是爱情的爱情。
　　 幸亏画商还知道我大名，但我还是把全半猫的画——几年的成果几乎以每幅不超过十万日元的低价全部转售于他。画商掬着满脸的笑，笑得脸上的肉缩水掉落在地，可我也还是答应了他的提价。
　　 我的如意算盘是等张玫决定再来决定我是否重签协议书，包括以最大的牺牲来定居东京——这其实很危险，得牺牲我母亲，牺牲高高在上的祖国培养之恩，乃至牺牲我。
　　 恰在这个非常搅人的星期日，学部说要举办什么高规格的模特写真赛。又过了一两天，学部的中国教员悄悄地告诉我，罢课最好，那几个模特都是“秋国库”。我掉汗，问怎么一回事，这同事消息灵通，他说，东京都最近时常搞鬼，听说有右翼背景，把原来的日籍模特统统给换掉，换成了我们的女孩子，高额请的清一色处女，其实鬼才知道是不是被骗来的，也不知道这些女孩子怎么会答应。同事说，明天，她们就要来我们学部，能躲就躲。我想，也是，这事能躲就躲。我考虑再三还是借故请假这个方法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