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洁毕竟是处女，没有任何导航经验，只是平平地躺着，任凭丈夫忙活。郭仁是个童男子，对性也是毫无经验，直到累出汗来也没有找到进入的门径，后来又总是打滑，无法固定在任何一个点上集中用力，折腾了半天，丈夫还是排泄在了妻子体外。妻子赶紧抽出毛巾擦拭下身，擦完后刚想帮丈夫去擦，第一次看到丈夫裆内那提连吊挂的一堆无法名状的东西，多少有点儿恶心，便停了手：“给你毛巾，自己擦擦。”回身整理弄乱了的被褥，同时慢慢回味刚才被抱上炕以后的种种情景，心里想，男人的动作怎么竟是这样的不文雅？像动物，甚至有些丑陋，如果天天有这类事儿，这可是个大负担。她上炕后始终没有快乐的感觉，甚至觉得有点儿受欺侮的味道。冯玉洁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两个人平躺下后她试探地问了一句：“好吗？”郭仁答：“挺好的。”其实，他也没有觉出特别的好来，反而十分懊恼。吹灭灯后，郭仁回忆起上炕前欣赏、抚摸妻子软玉一般的身体的情景，觉得那才是人生的最大享受。想到此，就把身体靠向背对着自己的妻子，先用小腹紧贴上对方圆滾滾的屁股，又用两臂环抱住妻子上身，展开双手罩住双乳，轻轻地抚摸起来，全身立刻便有了特别舒坦的感觉。妻子也有了好感觉，又主动向丈夫靠紧了一些。
　　 这时，郭仁完全放松地舒了一口气，说道：“就凭这会儿的感觉，值了，当个右派分子也值了，即使明天死了也值了。”
　　 妻子赶紧接话：“新婚之夜，别说这不吉利的话。”
　　 郭仁说：“是呵，我不能死，死了还到哪儿再能找到这样的享受？活着好，活着好。”
　　 冯玉洁问：“当了右派分子你还能教书吗？”
　　 郭仁答：“不知道。”
　　 冯问：“你估计，会怎么安排你？”
　　 郭答：“不清楚。听说有可能往县里或专区送，集中管理。”
　　 冯说：“啥都别想，让去哪儿就去哪儿，让干啥就干啥，家里的事情别操心，有我呢。十年八年我等你。”郭仁将湿了的脸贴向冯玉洁的后脖颈，左右蹭了起来。
　　 冯问：“你哭了？”
　　 郭说：“没有，我在亲你呢。”冯玉洁知道郭仁哭了，便转过身来，用双手给郭仁擦眼泪：“别背思想包袱。大男人不兴哭。来，我搂着你睡，有话明天说。”说完，将双乳贴到郭仁胸前，二人四臂交叉着搂抱在一起，正式睡觉了。
　　 第二天，夫妻二人对未来的生活也没有商量出一个具体结果。他们对未来是一片茫然，能做出什么安排？吃午饭的时候，父母询问他们今后的打算，他们也只能说“没有什么打算，走一步说一步吧”。父母也只有叹气的份儿，拿不出任何主意。相比之下，冯玉洁的主意倒很正：“爹，娘，您都不用发愁，家里的事儿俺一个人顶着，不管郭仁是蹲大狱，还是怎么着，我等着他，只要他老想着我。”正面看向郭仁，“上级要是允许的话，常打信来，三言两语就行。”
　　 郭仁深情地看了妻子一眼，泪珠儿又不由自主地滾了下来。
　　 晚上，父母在堂屋里黑灯瞎火地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无可奈何的话。他们舍不得点灯，怕费油。合作化这三年，他们的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土改时，老郭被定为中农成分，此前的生活水平也确实比一般人强。老两口常常念叨当年的那些好日子。
　　 东屋煤油灯的玻璃罩在白天又被婆婆擦拭了一遍，分外明亮。冯玉洁帮着丈夫整理随身携带的衣物。郭仁还在旁边嘟嚷，这用不着带，那用不着拿，“说不定过几天就能天天回家来住了”。郭村距罗汉镇只有四里半地，郭仁在镇“完小”上学时，后来又成了“完小”的老师，都是天天回家吃，回家住。郭仁直到现在也不认为他的关于“红”与“专”的发言有什么错误，相信毛主席会下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纠正整错人的错误的，到那时，最多几个月后吧，他照样能去给学生上课，照样能天天回家来吃住。冯玉洁当然更希望是这种结果：“到那时，我天天让你抚摸全身，爹娘下地干活时，我大白天就脱光衣服站在院子里让你抚摸。”郭仁笑了：“你敢我还不敢呢。”
　　 将要带的衣物用一个蓝包袱包好后，二人对看着，微笑着，都没话了，郭仁便去脱冯玉洁的衣服，然后脱自己的衣服，眼睛却始终在妻子身上扫来扫去地欣赏，玩味。郭仁把妻子抱进被窝后没有冒然行事，怕像昨天晚上一样失败，只是侧着身子抚摸。摸了几下后，郭仁忽然坐了起来，掀掉被子，并把被子推向炕尾，自语般地说了句“我得好好研究一下”，便在明亮的灯光下，开始了由上到下地对妻子身体进行地毯式的“研究”。
　　 当研究到下身时，掰开看了看，又用手指探了探，不由地笑了起来：“我找到洞口了！”于是，行动起来，十几分钟后，在嘴啃着嘴的情况下在妻子体内正常喷射，顺利地完成了全部操作，拉过被子盖在两个人身上，开始说起了悄悄话。郭仁总结说，昨天晚上“流”了之后，跟尿完一泡尿的感觉差不多，刚才是“射”出来的，全身上下、从里到外都感到舒坦，畅快，连骨头都像是畅通、轻松了许多似的。怪不得男人都要娶媳妇呢，就是不错。冯玉洁“哏儿哏儿”地笑了两声没有说话。郭仁满怀着“丰收”的喜悦，又像是喜得了很多宝贝似地又说，你今天怎么想起亲嘴了呢？刚才真有一种把两个人揉成一个人的感觉。冯玉洁推了郭仁一把说，是你先把嘴送过来的，……快别说了，只要你感到舒服、舒坦就行。郭仁问，你呢？你不舒服？冯玉洁微微点一点头说，也挺好的，……睡觉吧，明天我要“回门”，你就要回学校报到去了。说完扭过身子准备睡觉，郭仁也便贴上去，两臂环抱住妻子上身，全掌罩住她的双乳，开始睡觉。冯玉洁主动往后靠了靠，尽量让身后所有部位都能大面积地紧贴着郭仁。还不到一分钟吧，冯玉洁的身体便微微抽动起来。她哭了。郭仁也随之在冯玉洁的后脖颈上来回地蹭眼泪。两个人一夜再没有说话。
　　 婚后第三天是新媳妇“回门”的日子，又是冯玉洁送郭仁回学校挨批判、接受处理的日子。他们的安排是，上半天待在冯玉洁的娘家，是丈夫送新媳妇“回门”；下半天冯玉洁送郭仁回学校销假、报到、挨批判，是为了接受“组织处理”。两件事是同一条路，因为娘家和学校都在罗汉镇。郭仁从来不向人们回忆这一天的详细经过，不得不说的时候，也只是几句话带过。刚结婚就分手，这让人想起了一首著名古诗的题目：《新婚别》。
　　
　　 第二章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全国有55万多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加上此前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后的“内部肃反运动”中“挖”出的几十万没有现行破坏活动的人，怎么办、怎么处理？成了当政者不得不思考的问题。经毛泽东批准，由中共中央授意，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8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劳动教养制度。后来又不断扩大劳教范围，直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全民大办劳教，公社、大队和生产小队也不断有劳教对象。郭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他的劳教生活的。
　　 自郭仁被发配到大西北劳动改造后，冯玉洁承担起了郭、冯两家的生活重担。冯玉洁知道自己是右派妻子的身份，在深翻地、全民大炼钢铁的“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处处不甘落后，漂亮的“玉体”很快变成了印度人一般的皮肤。公公为了照顾才十九岁的儿媳妇，每逢队长分配了重活、脏活时，就代替儿媳妇去出工，记下的却是妇女的低工分儿。大炼钢铁最高潮的那些日子里，冯玉洁跟大小伙子一样地“三班倒”，一班八小时，五天大轮换，轮到她上夜班时，刚刚成立的公社来的负责人还不准她公公去代替。当第三次轮到冯玉洁连上五个夜班时，公公就去找那个负责人说好话，一再要求替儿媳妇上夜班，那位负责人就是不答应，说现在是全国、全民大跃进，各有各的任务，你要替儿媳妇上夜班，又让谁去替你干活？你要是能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连续干两个八小时，那我就批准你来。公公满口答应：“行，行，我能连着上两个班儿。”结果，冯玉洁的公公三天里干了四十八个小时的活，累得吐血而死。那年他还不到五十岁呀。有意思的是，公社还为此开了一个现场追悼大会，白布横幅上写的黑字是“老愚公郭XX同志追悼大会”，那位负责炼钢铁的公社干部在悼词中对老郭的“老黄忠般的英雄行为，老愚公般的挖山不止的坚忍不拔精神”很是赞扬了一番。据说，公社给远在大西北劳动改造的郭仁拍过电报，但是，并没有见到郭仁回来送一送他的父亲。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到一九六0年，农村吃饭食堂化，是一段全民挨饿的想起来都让人心酸流泪的日子，那时候很多人得了浮肿病。一九五九年春末夏初那青黄不接的二十天里，郭村死了九个人，有三个人还不到五十岁，其中一个便是冯玉洁的婆婆。这一次郭仁回来了，是在她母亲被埋葬后的第二天回来的，二十二岁的小伙子憔悴得变了形，走了样，在父母的坟上哭得死去活来，一连三天从食堂领来的十八个黑紫的红薯面窝窝头（成年人每顿饭只能领取两个窝窝头），郭仁只吃掉了一个。第四天头上，罗汉镇上的岳父母送来二斤白面，冯玉洁给郭仁做了两碗面条，就着面汤，郭仁那天才先后吃下两个红薯面窝窝头，总算恢复了些体力。那几天，由于属于热丧期间，夫妻俩还不能在一个屋里睡觉，怕历来遵守“孝道”的街坊们笑话。冯玉洁每天晚上在堂屋里把郭仁安顿睡下后，再回到东屋自己独睡。第五天，是丧期的“一七”，夫妻俩到母亲坟上烧了纸，又大哭了一场，然后直接去了罗汉镇长途汽车站，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岳父母递给郭仁两包粗糙的饼干儿算是一路上的饭食，另外还给了
　　 两张各五斤面额的十斤“全国（通用）粮票”和十二块钱。临上汽车时，五十九岁的“冯参议”对女婿只说了四个字的嘱咐:“好自为之。”冯玉洁则说了七个字：“好好活着，我等你。”
　　 一九六二年的时候，三年多没有音信的郭仁来了一封报告好消息的信：
　　 ……在劳改农场这几年非常幸运地结识了一位长我二十岁的冀念慈，他曾是一家报纸的编辑，我们很谈得来，他总夸我有思想，只是读书太少。我从他那里学了不少知识，听他介绍、分析一些中外文学名著真是一种精神享受。他鼓励我要不断写申诉材料，同时又要不断向连（队）部、场部写思想汇报。他说，写申诉材料，要求平反自己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是表明自己在抗争；写思想汇报，是表明你在努力改造自己，让基层领导同情你，便于早日解决你的问题，说我年轻，不能当一辈子右派。但是，他自己从不写申诉材料，因为他写的书和文章涉及面太广，表白起来太困难，甚至会当作新的罪证，反而会对自己的生存带来更大困难。我照他的话做了，虽然所写申诉材料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但所写思想汇报真地收到了良好效果，表现在领导对我有了不少照顾，去年还让我当了排（小队）里的记工员。上个月，好事终于来了，场部正式下文，说我表现好、思想改造得好，特批准摘掉我的右派分子帽子。我现在属于正式职工了，压在我身上的大石头终于丢掉了。当时，我多么想从背后搂着你美美地睡一个长觉呵，两手抚摸着你的双乳，还有你那圆滾滾的屁股，……对不起，眼泪滴在了信纸上，有几个字洇湿了，你凑和着看吧。
　　 去年，冀念慈的妻子从北京过来了，在农场缝纫组里当了临时工，还带来了他们五岁的儿子，叫冀朝东。由于老冀年龄偏大，身体有病，加上没有新的罪行言论，被“特批”准许其家属来场。
　　 岳父、岳母身体好吗？二老是我的大恩人呀，要不是二老动员你跟我结婚而不是退婚、离婚，让我在危难中得到了一个漂亮、聪明又贤惠的媳妇，让我一直牵挂着，日夜思念着，我早就“自绝于人民”了。我所以不死，是因为我要等你呵。我多想永远地从背后搂着你睡觉呵，……
　　 听说，“摘帽右派”可以接家属来场当临时工，如果岳父、岳母身体好，生活能自理，你又愿意来场当临时工，就来封信，我好递申请。……
　　 冯玉洁看完信哭了，是笑着哭的，一直坐在旁边没有说话的父母见女儿那种哭的样子，先是咧嘴笑了，接着老两口的泪珠儿也几乎同时滾了下来，脸色都有些胀红。他们已经准确地判断出这是一封报喜的信。
　　 冯玉洁把信的主要内容向父母作了复述，老两口立即异口同声地表示，孩子，你去农场当临时工吧，我们身体都挺好的，生活不成问题，你们夫妻俩能在一起生活，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身体一定会更好。
　　
　　 第三章
　　
　　 一九六二年的九月初，大概离中秋节还有七八天的时候，冯玉洁踏上了去西北的列车。她非常佩服父亲的高明，让她从大队、公社开了一纸去西北探夫的证明信。那时候去西北、东北的“盲流”太多，收容和遣返“盲流”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于是，增加了一项“把住源头”的措施，各车站、码头凡对买长途票的旅客，一律要查看外出证明。所以冯玉洁一路上不断往怀里摸一下又摸一下，生怕把证明信和那二十多块钱还有十斤全国粮票弄丢了。她对包袱里的一套棉衣、几件单衣倒不太在乎，觉得这些东西还不如那用针线缝在一起的几十页信纸重要呢，那是郭仁五年来写的长短不一的报平安和表达思念之情的信。结婚六年来，如果把他们夫妻俩的口头交流的语言一字不落地全都记录下来，也写不满三页信纸，而这几十页郭仁的信，是多么宝贵的夫妻对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