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里时，父亲提醒她把郭仁最后写来的两封信的信封带上，便于下车后问路，口头问路怕人家外地人听不懂咱这儿的话。她说，带了也没有用，那两个信封上只有怪怪的地名，没有写具体单位。前几年郭仁来信还在信封下面写上什么什么“劳改农场”，现在“摘帽”了，成正式职工了，就讨厌这几个字了，所以在信封上只写地址，不写单位名称。冯玉洁没有告诉父亲她把郭仁的来信装订在一起全都带上了。这些信的最上面两页是关于她何处上车，在什么车站倒车，慢车和直快车各有什么车次可供选择，千万别在什么地方下错车，下错了就会走到什么什么地方去；到了有个什么特别标志的车站下了车后有好几条路，向左是去哪儿，向右是去哪儿，只有一直顺着一片钻天杨中间的有汽车印儿的路向北去，才能打听到他所在的农场，先得找到场部，然后顺着向西北的小路，才能找到他的连（队）部。……这么两大页啰哩啰索的介绍简直把冯玉洁弄蒙了，么“勒”呀，“苏”呀，“台”呀，“铺”呀的，谁能记得住？冯玉洁重点记住两条，一是在什么车站下车，二是一直向北走三个来小时或搭一辆去农场的顺路车就可以找到郭仁所在的农场了。
　　 在出发后的第四天中午，冯玉洁终于走下了先是新鲜后是讨厌的污秽的火车。出了车站后，她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因为那天是个多云天气，无法凭太阳辨别方向，只好向人打听哪面是北，然后，从一个在车站外提着篮子来回转游的用黑布包着头的中年妇女那里，买了一块儿切成三角形的又厚又硬的“烧饼”，一路上第一次用去了半斤粮票，边啃着“烧饼”边顺着一片杨树林里的汽车印儿向北去。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没有碰见一个人，没有遇上一辆去农场的汽车，更没有见到一户人家，冯玉洁心里有点儿发毛，不知道是怕遇上人，还是怕从旁边跑出什么野兽来，于是步子加快了，身上出了些汗。不一会儿，起风了，一阵儿一阵儿的，还挺凉，有了想小便的感觉。高高的钻天杨是一行一行的，处处都很敞亮，虽然没有人，也很想找个隐蔽的地方小便。林子的西边是一丛又一丛的或一墩又一墩的时有时无的红杆儿的叫作“红柳”或“荆条”的植物，便斜向走过去，在一个“红柳”环绕处蹲下小便。
　　 这时候听到背后远远地传来了有人说话的声音，她有点儿紧张，也有点儿高兴，认为离农场也许不远了，便提起裤子，挽上包袱，寻声走过去，打算问问路。忽又停下，怕遇上坏人。又一想，坏人多半单个行动，几个人在一起的一般不会联合起来做坏事，就又往前走。忽然远远看见人了，是四个人，各拿着一把铁锹在干活儿，不知道是挖沟渠还是在挖树坑，从着装看，不像农民，也不像工厂里的人，也不是少数民族，肯定还不是一个家庭里的人，十有八九是个什么“单位”里的人，便继续往前走，在距离他们一百多米处停了下来，便高声喊：“同志——，你们是农场里的人吗？”其实，那几个人是林场里的人，由于距离远，又有风，他们没有听清问的是“林场”还是“农场”，便按自己的实际身份答：“是——啊！”冯玉洁喊：“请问——，到你们场部怎么走哇？”
　　 对方反问：“你找谁呀？”
　　 冯答：“啊——郭仁！”对方听成了“哪国人”，其中两个人笑了，一人喊：“你是不是想投靠苏修哇？”冯玉洁也笑了，只好走到他们跟前去：“请问同志，到你们农场怎么走哇？还有多远？”其中一个五十来岁的人反问：“你去哪个农场？”
　　 冯问：“你们这儿有几个农场？”
　　 对方答：“有好几个农场呢。”
　　 冯问：“你们是哪个农场的？”
　　 对方答：“我们是林场的。”
　　 冯玉洁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他发现那三个四十来岁的人一直在嘀咕什么，眼睛还不时地在她身上扫来扫去地。冯玉洁当即立断：“我要去最近的农场。”
　　 那个五十来岁的人友好地说：“你还是回到林子里去吧，顺着林子里的路往北去，再走一个多小时后就到一个农场的场部了。”
　　 冯玉洁说了句“麻烦您了”便转过身往回走，忽听后面有一个人提醒她：“大妹子，前面有一户人家养着两条大狼狗呢，你最好从西面小路上绕过去，只不过多走半个小时的路罢了。”
　　 冯玉洁停下来犹豫着，回头用询问的眼光盯着那个五十来岁的人看。
　　 那个五十来岁的人笑了：“你从西面小路上绕过去也行。”
　　 冯问：“那小路有多远？”
　　 另外三个人几乎一齐答：“我们也该收工回队里了，顺路送你几步，到时候给你指一下路，你就可以自己去农场了。”
　　 冯玉洁只好点头同意：“那就麻烦你们了。”
　　 那三个人扛起铁锹往西去，冯玉洁随后跟着，那个五十来岁的人微笑着在后面磨蹭着。走了不到十分钟，前面有个人吹了一声口哨，只见三个人一起转过身来，扔掉铁锹，一起动手把冯玉洁摁倒在地，还没等冯玉洁挣扎几下，便脱光了她的衣服，左边一个人扯拉住她的手和脚，右边那个人也如法炮制，致使冯玉洁的四肢被扯向了四个方向，半点儿动不得，只听摁她的一个人喊：“二孬，快干！”二孬就赶快脱裤子。这时，冯玉洁才想起喊叫：“后面那个大叔，快来救命呵，抓流氓呵！”
　　 摁她的两个人的眼睛里都冒着贪婪兴奋的光芒，咬着牙发笑，哼唧着淫荡的声音：“多嫩的娘们儿声音呵，喊吧，再大声点儿，我们好几年没有听到娘们儿的声音、尝到女人的味儿了。哼哼哼，真好听，让人听得心里痒酥酥的。……”
　　 脱下裤子的二孬走过来，在冯玉洁的两腿之间跪下，大干了起来。
　　 后面跟上来的“大叔”拣起冯玉洁四散的衣服抱在怀里，微笑着站在一旁看热闹。
　　 轮到第二个人干的时候，冯玉洁已经没有力气喊叫了，也知道喊叫是没有用的了，只是闭着嘴，咬着牙，痛苦地流眼泪。
　　 第三个人干完后，边起身边喊：“张哥，快脱裤子，该你干了！”
　　 “张哥”把冯玉洁的衣服扔了过来后说：“我不干了，看着你们干我也过瘾了。”
　　 四个人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坦坦然然地西去了。
　　 冯玉洁半天没有起来。不是不能起来，而是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今后该怎么办。流氓们走了，浑身流汗的冯玉洁被冷风一吹，冷得发抖起来，只好起来穿衣服，挽上包袱，回到树林里，继续顺着有汽车印儿的路向北去。
　　
　　 第四章
　　
　　 三天后，冯玉洁是被公安局送到农场的。
　　 那天，冯玉洁在冷风中穿上了衣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让她失去了正常的思维，迷迷糊糊地走进了一个有十来户人家的村子里，人们问她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找什么人？她听不懂对方的话，也想不到主动求助，只是眼睛直直地盯着人家看。村里人以为她是神经失常的精神病人，便交给了队干部，两个队干部则把她送到了公社卫生院。卫生院的大夫操内地口音，冯玉洁便告诉大夫自己是哪里人，来这里干什么。大夫没有完全相信她的话，判断她是来西北的盲流，便把她送交给了附近的派出所。派出所又按盲流用摩托车把她送交到县城盲流收容站，因为那时已经是深夜，收容站的人便把她安排到一个大屋子里去休息。那屋子可真大，竟拥挤着或站或坐或臥的四五十个人，全是内地人，空气污秽，气味呛人，让人只想呕吐。有一个老太太招呼冯玉洁：“闺女，来这里坐吧。”只见老太太把身边正躺着睡觉的孩子抱在怀里，另一只手拍拍孩子刚才睡觉的小褥子，便赶紧拉扯冯玉洁坐在上面，生怕这块儿小地方被人抢占了去。那天是中秋节，窗外的明月把满屋子照得柔柔的明亮，一张张木木的脸，一双双呆呆的眼神，可以猜想，每个人的脑子全都飞向了远方，飞到了故乡，飞到了亲人身旁，或许还飞到迷迷茫茫的不知所终的未来。
　　 第二天的早饭是每人一碗用筷子什么也挑不起来的白面清汤，外加一个棒子面窝窝头。饭后，工作人员把冯玉洁叫去登记、填表。冯玉洁告诉人家，她不是盲流，是来投奔丈夫的。人家问她有证明吗？她说有，便把手伸到怀里——哎呀，证明信没有了，一个布钱包也丢了。这样的做戏人家看得多了，根本不相信她有证明信。不得已，冯玉洁便把自己被强奸的经过说了。工作人员觉得问题严重，便把冯玉洁送到公安局。
　　 公安局处理问题倒很迅速，根据冯玉洁提供的地理环境、“林场”、“二孬”、“张哥”这些线索，第二天就破了案，被“张哥”搜拿去的证明信和布钱包也还给了冯玉洁。三个强奸犯被枪毙，“张哥”被判有期徒刑。这是后来的事，就不另写了。
　　 郭仁从农场场部领回冯玉洁的路上，提留着那个蓝包袱，不断回头开导着妻子，不要想不开，人只要完好地活着，别的什么都无所谓，更何况恶梦已成过去。你是肉体上被强奸，我这个右派分子是精神上被强奸，咱们是同病相怜呵！进一步、深一层说，你比我强多了，伤害你的人已经被抓，被枪毙是肯定的，政府总算给你报仇雪恨了。我呢？把我打成了右派分子的人谁被抓了？更不可能绳之以法，被抓去枪毙。中国有法吗？所谓摘掉我的右派分子帽子，并不是政府在纠正自己的错误，为我平反昭雪，而是说我认罪了，悔过了，特奖励给我一顶新帽子，加在旧帽子上面，成为一个戴着双层帽子的分子，所以，各项登记表上的“政治面貌”栏里登记的是“摘帽右派”四个字，“右派”二字还得继续保留下去。……我多冤呵，是比天都大的冤呵！你号召人们给你提意见，反复动员我们参加大辩论，我们提的意见你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我们辩论的观点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干嘛最后定我们的罪？在中国，有理可讲吗？玉洁呀，你比我强多了。……
　　 冯玉洁木木地走着，眼睛看着前面的小路，没有任何回应。
　　 郭仁半个月前就申请到一间住房，一张单人床外加两块木板儿就算是双人床了。饭在一个多小时以前就从食堂打来了，用一个大纸盒子扣着，已经凉了，冯玉洁吃了半个窝窝头，把一碗稀菜汤喝光了。刚放下碗，冀念慈两口子来了，他老婆高凤阁还端着一个破洗脸盆儿，里面装着毛巾、肥皂、两双木板拖鞋等洗澡用的东西。郭仁把“冀大哥”和“高姐”向冯玉洁介绍了一下，彼此点了点头，都想微笑一下但都没有笑出来，更没有任何寒喧。冀、高两口子已经知道了冯玉洁这几天的遭遇，找不出任何安慰的话来。高凤阁用自家人的口气说，玉洁，把你的衬衣、衬裤找出来，我带你到澡堂洗个澡去。她们俩走了，冀念慈留下来和郭仁商量以后的安排。
　　 晚上睡觉时，小两口挤在了一个被窝里，郭仁搂着冯玉洁，右手不断地抚摸着妻子，他不是在寻求肌肤享受，而是在安抚被严重伤害了的妻子，丝毫没有性的冲动，甚至害怕妻子会出现要“尽义务”的举动，那样会更容易想起几天前被糟蹋的情景。没有几分钟，冯玉洁还是把身子扭了过来，紧紧抱住郭仁，连绵不断的眼泪流向郭仁胸前。郭仁也哭了。两个人的前胸被泪水浸泡着，谁都不说话，直到天快亮时两个人才睡着。
　　 冯玉洁被安排在房产维修组里当了临时工，主要工作是刷油漆，算是油漆工。有了工作，冯玉洁有了一种归宿感，心情也平静了很多。见妻子各方面都正常了，郭仁的精神压力也便大大减轻。大概过了十来天吧，两个人都有了要“尽义务”的想法。人体的各项功能是“用进废退”的，丈夫久不使用的器具严重皮软，妻子干涸了多年的枯井滴津不生，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的性生活没有一次是成功的，用郭仁的话说，“只是尿一泡尿的感觉而已”。
　　
　　 第五章
　　
　　 农场职工基本上是由这样几部分人组成：转业军人（包括各级干部）、轻罪劳改犯（包括右派和“摘帽右派”）、内地来的盲流临时工以及这些人的家属（家属有纯家属和临时工两种）。这些人的子女都在附近的镇子上上学。“三年困难时期”镇小学的生员却增加很快，师资严重不足，学校就一再要求农场给调几个老师来，否则以后拒收农场的孩子来上学。根据学校提出的条件，找几个代课老师还真挺困难：年龄大不行，未刑满的不行，未摘帽的右派不行，虽摘帽而社会影响较大的大知识分子也不行，没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就更不行。农场挑来挑去，就把当过“完小”老师的郭仁挑上了，还办了正式调动手续。郭仁成了在编的正式老师了。但是，郭仁毕竟是“摘帽右派”，不敢让他担任语文、数学这样的主课老师，教历史、地理这些课也不行，这样的科目也容易“借题发挥”，更不敢让他担任班主任，班主任宣传反动思想的机会更多，只能让他在音乐、体育、美术三科中挑选一科来教。郭仁犯愁了，教音乐，不具备唱歌的好嗓子，不能给学生示范怎么能教歌？再说，什么乐器也不会；教体育，身体不行，也不能给学生做示范；教美术，没有这方面的爱好，更没有经过这方面的训练。左思右想，最后说，那我就教美术吧。郭仁当时想，老婆花鸟鱼虫都会画，又临摹过各种碑帖，先由她画出样子，然后我再在课堂上照猫画虎，依葫芦画瓢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