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我要放鞭炮！”随着声音儿子蹦蹦跳跳地跑进家门，这才想起了已进胃腊月，再有几天就过年了。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大，工作忙，生活累，对年的渴望也就淡了许多，总感觉过年像缺少了什么？冥思苦想，过年，缺少了忙，缺少了忙年的乐趣。随着生活的越来越好，鸡鸭鱼肉、山珍海味已成家常便饭，盼过年好好的吃一顿的感念越来越淡薄了，总抱怨时光的脚步太匆忙，一年时间眨眼就到。今天儿子的一句话，把封存在记忆里的忙年又拉回我的眼前……
　　
　　 一
　　 儿时时光的脚步总是缓慢的，重阳刚过，树叶第一片飘落，我们就开始数着时间，盼过年就像盼星星盼月亮，终于腊月的脚步在我们的期盼中姗姗来临。进了腊月就是进了年关，逢三遇八是县城的大集，赶集的人渐渐多起来，提着篮子挑着筐的，遇到熟人便打着招呼：“大叔，赶集啊？”“是啊，这不眼看着就过年了，置办点年货。”“我也是，趁着不乱市早买好。”
　　 记得母亲经常说的一句话：忙腊月就像忙秋收，从进腊月开始忙，一直忙到年三十才能停下来，想想，的确如此。
　　 村里最先忙碌的是磨坊，磨坊安置在村前的尼姑庵里，村里人都习惯叫“庙”。庙占地约二亩地，院子中间是棵两个大人才能搂抱过来的柏树，婆娑庞大的树冠罩着大半个院子，树根突出地面，蜿蜒蛇形，一条条像爷爷手背上的青筋。坐南朝北的三间高大的大殿，廊檐下是三个油漆剥落的柱子，依稀可以看出那暗红的颜色，廊檐檩子上彩色的花纹已经分辨不出它们的真实面目了。“南无阿弥佗佛”几个字倒是清清楚楚的。听父亲说，庙宇建于清末，五十年代庵里还有一个老尼姑和一个小丫头，小丫头是尼姑的侄女，文化大革命那年，庵被红卫兵砸了，老尼姑又疼又气，不久就去世了，小丫头被哥哥接回家，庵破落了，长满荒草。七十年代初期，大队领导决定让原始的石磨磨面的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机械化磨面，机器买来了，磨坊安置在哪？几经商议，决定安放在庙宇里。反正破四旧年代，菩萨自身难保也不会怪罪。从此，菩萨的清修之地被隆隆的机器声所充斥了。
　　 刚进腊月，来磨面的人明显都多了，平时空旷的院子变得拥挤起来，装满麦子、玉米，地瓜干的垸子在松树下摆起了几条长龙，一直延伸到大殿东边的耳屋门口，那是磨坊过称的地方，排队的人们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说话的内容当然离不开过年了。“三哥，买年货了吗？”“买了，昨天集上买的，今年的山药便宜，多买了一点，粉条也不贵。”“该发布票了吧？几个丫头吵着要新衣服，再不发恐怕孩子们穿不上新衣服了。”“好了，不要闲扯了，该你过称了。”于是，说话的人拎起自己的几个垸子走进耳屋的称前，负责过称的是五十多岁的孟爷爷，至今记得他的模样，清瘦的一张脸，带着一副黑框眼睛，他端端正正地坐在一个高方凳子上，面前是一个磅秤，旁边是一张桌子，放着算盘、纸笔、墨水之类的用品。人们依次地把自己的垸子放在称上，他称一份，就在一张小纸条上写好数量，抹点浆糊然后贴在垸子上，接着收钱，进行下一份。
　　 他一边称一边和人打着招呼：“他三婶，这是第三次磨地瓜干了吧？”
　　 “大丫头说多烙点煎饼，正月里不想干活，疯玩。”
　　 “也是，年轻人贪玩，过完年景致多是该好好玩玩了！”
　　 “二嫂，又是麦子，今年磨不少白面啊！”
　　 “是啊，你大侄子今年不是定亲了吗？他丈人家是山里的，麦子少，多磨点面送亲家。”
　　 “那感情好。”
　　 唠着嗑，说着话，院里人进进出出的，过完称的垸子拎在人们的手里走进了大殿。
　　 大殿里的垸子堆成了山，机器声震耳欲聋，大殿里有三台机器，分别磨麦子、玉米和地瓜干。负责磨麦子的姑娘二十多岁，数九寒天里圆圆的脸上挂着汗珠，她面前的垸子最多，叠罗汉似的把她和磨圈成一个独立的围城。一垸子一垸子的麦子经过姐姐的手从机器里吐出洁白的面粉，圈外的人不断地喊：“多磨一遍，起出粗面做炸货啊！”磨面的姐姐大声答应着，麦子是细粮，当然马虎不得。
　　
　　 二
　　 我家磨面的任务是大姐的，接连几天大姐在磨坊与家之间来来回回把麦子玉米地瓜干一次次挑进磨坊，挑回雪白的面粉，完成了磨面的任务，接下来就是烙煎饼了。每到过年的时候，大姐都会烙很多煎饼，高高的几摞比我还高，可以整整吃上一个正月。
　　 晚上，半弦月挂在半空，大姐借着月光，她在一个大大的陶土盆里舀上半盆水，把地瓜面倒进水里和成稀糊状，然后倒进石台上早就准备好的铺着包袱的筐子里。大姐把包袱的四个角小心地对角遮严实，生怕调皮的面糊偷偷地溜出来。做好这一切后，她把一个木制的箅子放在包好的面糊上，然后压上两快方方正正的石头，眨眼间，棕色的水便从包袱里汩汩地流出来。
　　 早晨醒来已是日上三竿，被窝里的我被大姐二姐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吵醒了，我揉着惺忪的眼睛起床。也不知道她们是什么时候起床的，大姐烙着煎饼，二姐在烧着火，已经烙了厚厚的一摞，雪白的煎饼如一张张白纸在大姐的手里飞花般落在煎饼摞上。对于烙煎饼我不懂，也不关心，我只关心吃的东西。按照惯例，这时候鏊子的灶膛里早已烤熟了几个甜丝丝的黄瓤地瓜，我蹲在二姐面前馋着脸说：“二姐，我想吃地瓜。”
　　 “馋猫，就知道吃。”二姐娇嗔地骂我，用烧火棍在灶膛下面的灰堆里拨出煨着的地瓜，热乎乎的，不烫手，刚好吃。我冲二姐笑笑，慢慢地揭去皮，那金黄色的地瓜瓤就出现在眼前，咬一口甜到心底。一块两块三块下肚，摸摸撑得圆圆的肚皮，眼睛还盯着灶膛，二姐说：“去，没有你的了。”
　　 我怕二姐，可怜巴巴地对大姐说：“大姐，我想吃个小面老鼠。”
　　 “好。”大姐在鏊子上烙上一次厚厚的面，用刮板来回刮几遍，刮下一个熟了的面团，嘘嘘热气放到我的手里说：“小心烫着。”
　　 我接过面团，咬一口，黏黏的，甜甜的，就像现在的粘牙糖。
　　 二姐说：“少在我眼前惹人烦，去帮娘挑豆子。”
　　 “哎。”吃饱的我乐颠颠地走开了。
　　
　　 三
　　 这时，母亲正坐在堂屋门口的阳光下挑豆子。
　　 “兜福，豆腐，”人人图个吉利，做豆腐成为每家过年必不可少的一道工序。在那个菜篮子匮乏的年代，豆腐或许是仅次于鱼肉的美味佳肴。腊月做上几十斤豆子的豆腐、蒸包子、水饺馅、炒豆腐，美美地吃几顿，留下一部分做冻豆腐，捂臭豆腐，来年春天，大葱蘸臭豆腐的香味就会飘满饭桌。
　　 在我的眼里做豆腐是件很麻烦的事情，首先是选成色好的豆子做原料，母亲把豆子一点点挑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去碾上用碾子粗粗碾几遍，把豆子压扁，晚上睡觉前，母亲再把豆子倒进两个桶里，用水泡上，我奇怪地问：“娘，为什么泡上？”母亲说：“豆子泡软了容易磨碎。”我心里想着豆腐的香味，整整一晚就做着梦吃豆腐。第二天早早起来，母亲已经在推磨了，一个小小的瓦盆放在磨盘顶上，里面是泡好的豆子，母亲一边推着磨，一边不时用勺子在盆里舀起半勺加水的豆瓣倒进磨盘顶的小孔里，稀稠适度的淡黄色的豆浆顺着转动地磨盘的缝隙缓缓而下，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豆子的气味。我坐在一旁看着母亲推磨，有时好奇心促使我会帮母亲推上几圈，但是推磨的棍子不听我使唤，总是掉在磨盘上的豆浆里，母亲就驱赶我：“去，帮你爹抱柴火！”我吐吐舌头乖乖地离开了。
　　 这时，父亲也开始工作了，他在一旁刷锅，那口锅大大的，平时很少用，或许它的作用就是过年的时候做豆腐。父亲把锅刷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添上水烧起来，那是为掺豆浆准备的。水烧开了，父亲把水舀进早已准备好的缸里，这时母亲的豆子也磨完了，父亲把磨好的豆浆倒进缸里，母亲试试温度，然后用擀面杖给搅匀。接着母亲腰里系上白色的围裙，把压豆汁的檩子放到锅上，两手撑着一个长方形的不大的布袋，让父亲用舀子把豆浆舀着装进布袋，她用手轻轻地挤压，白色的汁就从布袋里流出来，不一会，豆汁压尽了，布袋里剩下豆渣，母亲把它放在一个盆里，继续下一袋……压完了第一遍，母亲把豆渣再次放进缸里，父亲倒进热水搅匀，接着有重复第一遍的动作，压完几遍，豆渣里再也没有白色的豆汁，母亲才作罢。
　　 接着父亲盖上锅盖开始点火，做豆腐不需要大火，也不能用硬火，只能烧些树叶庄稼桔梗一类的软柴，否则开锅的时候撤火不迭，豆汁就会像泡沫一样流出来，眨眼间就会流得干干净净。年年做豆腐，父亲已经懂得豆汁的脾气，他细火慢慢烧着，锅里渐渐飘出氤氲的热气，我站起来凑到锅前嗅着热气，一股豆腐的香气钻入鼻孔，真香啊！
　　 锅盖周围的热气越来越大，香气越来越浓，母亲说：“小火！”父亲听到指令，急忙把灶低的火压小一些。母亲掀开锅盖，乳白色的豆浆在锅里溢起一层层的波澜，豆浆沸腾了，眼看就要溢出来。“停火！”母亲边说边把一瓢准备好的凉水加进锅里，豆汁安静地回落了。下一步该点卤了，卤在碗里早已化开，淡驼色，母亲用舀起小半勺慢慢地搅进锅里，一会儿，豆汁聚集在一起，变成了蛋花状，汤便渐渐地清澈了。
　　 母亲说：“四，拿碗给你爹盛碗豆腐脑，再下卤就不能喝了。”
　　 我早在一旁等得心焦，听到母亲的话，把已经准备好的两个碗放在锅台上，接着散发着浓浓香气的豆腐脑就进了碗里，不管烫不烫，迫不及待地喝一口，那香气直达心底。
　　 停了一会，母亲又下了一次卤，这一次，水与浆完全分离了，豆浆成了一块块豆腐脑，豆腐就点成了，该出锅了，父亲把檩子放到缸上，把一股低沿的竹框铺好包袱放到檩子上，母亲用豆腐脑舀到竹框里，然后拢好包袱的四个角，盖上篦子，压上两块石头，冒着热气的豆浆哗哗地流了下来，等一会，豆腐压干成型了就算做完了。
　　 晚饭的时候，母亲切上一碗热豆腐，调上一盘红辣椒，热豆腐蘸辣椒，吃得热汗直流。
　　
　　 四
　　 做完豆腐该炸年货了，炸年货自然是我们这些馋嘴的孩子早就所盼望的。
　　 早晨，母亲和父亲就开始忙活。父亲把买来的藕、山药一类的待炸东西洗干净，母亲忙着烫煮，准备佐料。为了早一点吃到，我在一旁帮着打下手，当然经常是越帮越忙，母亲不得不赶开我，“出去玩，炸好了让你爹叫你！”我舍不得走开，就坐在一旁乖乖地看着。我最喜欢吃萝卜丸子，母亲把碧绿的萝卜洗净，用锼子把它锼成条，再用刀细细地剁碎，把它和煮烂剁细的粉条掺在一起，加上盐花椒面一类的辅料搅匀，然后加面粉和在一起，做丸子的原料就配齐了。
　　 炸年货一般是在灶屋里，母亲说外面天气凉，油热得慢，蒸发也快。
　　 我知道规矩，早已把灶屋的灶旁边的杂物收拾干净，父亲刷干净锅，架火把锅烧干，然后把花生油舀到锅里，要小半锅。这下轮到我上场了，我坐在灶前一边烧火一边看着母亲和父亲把待炸的原料下锅。只见母亲用汤匙把丸子馅轻轻地舀几下，汤匙里就出现一个圆溜溜的小团，待锅里的油沸腾了，起了油烟，母亲把小团下到锅里，一个，两个……一会儿，满锅的丸子如鱼儿般在锅里上下翻飞着，白色的脸孔渐渐成焦黄色，父亲把炸好的丸子捞起倒进一个铺着煎饼的竹篾里，这样，母亲下，父亲捞，配合极为默契，我看得眼花缭乱。丸子很快炸完了，接着耦合、山药条也下了锅，当然，我是边看边吃的，母亲还没有炸完，我的肚子已经吃得溜圆了。
　　
　　 五
　　 写春联是过年必不可少的，那是哥哥的任务。过了腊月二十，哥哥就去了后院二爷爷的空房子了帮着四爷爷写春联。记得那时候四爷爷不到四十，白白净净的四方脸，他一条腿是残疾，没有家口，跟着他的大哥一起生活。四爷爷没读过书，却写一手好毛笔字。父亲说，四爷爷很聪明，村里那时候有私塾，他不能下地，就经常站在私塾门外听先生讲课，回到家自己学，久而久之，他认识了很多字，也练就了一手好字。慢慢地村里有娶亲的人家请他写喜联，过年的时候请他写春联。
　　 二爷爷建了一处新院子，老院子就空了出来。每到年关，这里就成了四爷爷的工作室，不大的两间房子到处放着一卷卷的大红纸，纸上写着主人的名字，全村的对联几乎都出自这里。屋中间是一张方桌，桌子上放着几只毛笔、砚台、几块墨，四爷爷爷爷端端正正地坐在桌子前的方凳上，一丝不苟地写着春联。哥哥他们几个打下手，研磨裁纸，晾晒写好的对联，分工不同，有条不紊。每写完一家，他们就整整齐齐地收起来，写好名字等着主人来取。饭轮流回家吃，四爷爷不回去，他的饭是谁家有可口的顺手就捎过来，四爷爷手也懒得洗，常常是拿块湿毛巾胡乱擦擦匆忙吃几口就继续写。
　　 四爷爷写对联从来不看本子，写了几十年，很多对联都记在心里，随手就来。那时候我年纪小，四爷爷的春联内容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唯一记忆最深的是纪念毛主席那一幅。记得那是七六年毛主席去世举国同悲，四爷爷写了几天对联，村里的对联写完了大半，竟然没有一幅有关毛主席的，他感觉不满意，他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那么大的功劳，如今离开我们了，对联竟然都是喜庆的。”怎么表示一下他老人家的怀念之情呢？他住了笔，躺在床上冥思苦想，第二天一早打开房门，一轮红日迎面而来，看着冉冉升起的太阳，一幅对联浮现脑际，他大叫一声：“有了。”他饭也不吃，脸也没洗，点着一条残疾的腿来到工作室，研磨，举笔，一幅对联挥毫而就，跃然纸上：“门迎东方红日升，心中想念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