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进入农村以后，先是破四旧立四新运动，然后就是斗倒党内当权派，斗了几十天，农村的党内当权派也就是那么几个人，为首的也就是党支部书记一个人，没意思极了，于是，我党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那些被我党划为地主富农的人家。
　　 我党搞运动的惯用手法就是运动群众，也就是我党所说的发动。为了最大限度发动广大群众参加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我党那时候在农村的生产小队普遍建立起三室，即政治学习室、毛主席光辉形象敬仰室、阶级斗争展览室（也叫村史室）。
　　 我们生产小队的阶级斗争展览室就建在贫农美地家的堂屋里。美地那时候已经死了，但是，他的老婆还健在，他还有五个儿子，大儿子修馨住在相邻的一间小堂屋里，二儿子修有虽然是一个文盲，却是我党的一个脱产的公社干部，三儿子修求四儿子修武五儿子修满就住在这个做展览室的堂屋里。
　　 为什么要把阶级斗争展览室建在美地家的堂屋里呢？因为他家在中共建政前上无瓦片下无插针之地，是一个典型的贫农人家，是我党在农村的基本队伍的骨干，是我党最为信赖的阶级兄弟，而且，美地家的上面三个儿子均是我党的党员。
　　 说是展览室，其实，并无物可展览。你想，我党建政都快二十年了，美地家当年讨饭的碗筷早就丢了，做长工时用过的锄头扁担钩绳犁耙早就换代了，作为实物，它们早就阴消水化了。没有实物展览，我党就采取了画图展览的办法，用一张张的大白纸画出许多幅图画，配以文字，贴满了美地家堂屋的两边墙。一边墙的图画专门诉说美地家在中共建政前的生活是如何的苦，另一边墙的图画专门叙述美地家在中共建政后的生活是如何的甜，通过两相比较，说明我党给广大的贫下中农带来了幸福，广大的贫下中农应该跟着我党走。
　　 我当时还是一个小孩，也多次参观了这个展览室，墙壁上的白纸图文并茂，因为画图配文的人就是我读高小时候的老师，他那时候被发配在我们屋场里劳动改造。诉苦的那一边图画上有美地老婆带着两个小儿子讨饭的影像，一只破碗，一根打狗棍，几条狗经常跟在他们母子屁股后狂吠呢。还有更多的美地带着三个大儿子在地主家做长工的影像，或者在犁田，或者在插秧，或者在扮禾，或者在翻地，或者在担粪，总之都是一副副劳作的图画，地主压榨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说甜的另一边图画上，美地老婆幸福极了，她一天到晚不做事了，只享清福，饿了就吃，站累了就坐，把子孙呼来唤去的，俨然就是一个贾母。他的儿子们的家也是一家家幸福极了，吃的是白米饭，住的是砖瓦房，穿的是洋衣洋布，而且，最值得自豪的事是中共建政快二十年了，他们这个大家庭居然添置了两支自来水笔。我的老师将这两支水笔画了特写，笔帽笔筒笔嘴子栩栩如生，在另一幅图画上，这两支水笔就插在美地大儿子修馨上衣左边的上面那个口袋里。
　　 这件事现在看来自然是一个笑话，水笔算什么财富呢，水笔怎么就要插在口袋里呢？那时候却不是笑话，那时候谁要是拥有一支自来水笔的确标志他的与众不同，我读书读到高小就只用过铅笔和点水笔，而且，我的同学大多也是用的这种笔，虽然这自来水笔在当时也就是三角钱一支，问题是当时的农民谁有三角钱的闲钱啊？把水笔插在上衣口袋里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说明你是我党的一个干部或者是一个文化人，比一般的农民要高出一等。
　　 后来的日子里，我经常想起这件事，想起这个展览室。美地家的几个儿子在中共建政前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不知道，因为我那时候还没出生，但是，他们几家在中共建政后过的什么日子我是太熟悉了，因为我天天要路过他们那儿，要去转上几圈。他们每家只住了一间卧室一间炊事房，除开房子，每家的财产不值百元，吃的饭食也是半干半稀，半主半杂，也是经常断炊，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穿的衣服也是筋吊筋的自制家织布做的，而且是补丁叠补丁，到了冬天还不能御寒，那时候的农民大多是过的这种日子，实在说不上翻身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至于两支水笔也未必不是杜撰。
　　 再后来，我听得老人讲往事，说美地做了一世年长工却是一世年的穷光蛋，并不是东家刻薄，做一年长工，东家要给二十几担白谷，而是美地的老婆太喜欢吃好的了，是一个好吃懒做的婆娘，又喜欢吃猪肉，往往是还在上半年就吃掉了下半年的粮食。后来，美地带着三个大儿子做长工，一家人四个长工年收入八十几担白谷，将近一万斤，日子应该是好过了，可是还是经不住美地老婆兑肉吃，美地又好一手骨牌，便还是有半年时间是缺衣少食的日子。
　　 我再想一想我们一家在生产队过的日子，我们也是四个全劳力在队里做工，而且是出满勤的，一年辛辛苦苦下来，也就是可以领到三千多斤白谷，四千多斤薯块，比起美地当年做长工的日子，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