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赠何七叛官昌浩》：“有时忽惆怅，匡坐至夜分。平明空啸咤，思欲解世纷。心随长风去，吹散万里云。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老死阡陌间，何因扬清芬。夫子今管乐，英才冠三军。终与同出处，岂将沮溺群？。”
　　 此诗写于“安史叛乱”的第七年，正值李白仕途失意，伤心透顶之时，也是李白隐居高潮之期。诗人惆怅夜坐，是“思欲解世纷”，他希望自己象浩荡的长风，吹散压在国家上空的乌云。社会的动荡，战争不息，“流血涂野草”，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一切深深的刺痛了他的心，他希望自己能受到朝庭的重用，能拔剑而起，“英才冠三军”，为国家建立奇勋，并劝朋友不要在国难当头之时去隐居避世。诗人在隐居与入世，理想志现实的矛盾中苦苦挣扎，最后强烈的使命感和自信心，使得建功立业，积极入世的思想战胜了隐居。李白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步出夏门行》，表现了他愈老愈坚的爱国主义精神。
　　 李白是只知“狂醉于花月之间”的“颓废诗人”、隐者，还是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诗人，在这里已是不言而喻。
　　 上面对李白的饮酒诗、游仙诗、山水诗中的自我形象作了一个简略的分析，略窥一斑，李白作为一浪漫主义诗人，其创作偏重于主观感情抒发，而感情特别是某些深刻而复杂的感情，往往是很难直接表现，常常借助于一些与之相适应的事物，于是采用比兴的手法，在游仙、饮酒、自然花月中寄托着自己与黑暗现实的抗争和艰难中顽强的求索精神，或寓藏着对美好理想和人生的向往和憧憬。陈毅《吾读》一诗说的好：“吾读李白诗，喜有浪漫味。大不满现实，遂为游仙醉。”我们所称道的是李白的“大不满现实”的精神，他写古代常常讽喻当时，写自然常常隐射社会，写神仙常常喻指人生。所以王玉璋教授说：“对于这一点（指说他只知‘狂醉于花月之间’，称他为‘颓废诗人’，不关心民生疾苦等）其实是对诗人的一种误解，在当时，诗人何尝没有‘抚剑吟夜啸，雄心日千里’的壮志？但纵有报国之心，终无投笔之路，理想爱国之心层层包裹，曲折、隐晦地表现罢了……”
　　
　　 八
　　 但他没有象王维那样，在理想破灭之后“啸傲山林，奉佛吃斋”，也没有象白居易那样，“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是始终如一，坚持不懈地表现为对进步政治理想的追求。
　　 李白既有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政治理想，又有“会须一饮三百杯”的消极情绪，既热爱生活，又为生活中的黑暗所苦恼…我们只要对李白诗中的自我形象进行全面、总体的把握，对其诗中他那建功立业的英雄形象，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诗人形象，反权贵、轻王侯、傲岸不羁的叛逆者的形象和纵情狂歌的醉汉的形象，有了正确深刻的认识，就不会武断地结论：他只知“狂醉于花月之间”，“社稷苍生，曾不系于心膂”，不会说他没有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也不会称之为“颓废诗人”。
　　 “矛盾乎？统一乎？”这就是辩证法！
　　 因此，我们说李白写饮酒诗、游仙诗和自然山水诗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和作用是为了“挥斥幽愤”，以示对当时黑暗现实的反抗，只是反抗的方式是浪漫主义罢了。
　　 在前面曾提到过，李白诗中的自我形象有着特定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那么，其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又是什么？
　　 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李白诗中的自我形象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通过这个自我的发展过程，可以了解到其思想性格发展变化的轨迹，掌握其内心活动的脉络，认识其悲剧结局的必然性。
　　 文学创作是反映现实生活的记录，李白自我形象便是他生活的记录。李白少年时所受的教育是多方面的，“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游神仙”，“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富于想像而又琅琅上口的《诗》，“百家”中富于神话和奇想的《庄子》必是李白最感兴趣的。李白很早就受到浪漫主义文学的熏陶，从小就养成爱幻想的性格，而他的家乡（青莲乡）那山明水秀的环境，她的波光碎影，层峦叠嶂，苍松翠竹，胜迹仙踪，又恰好是他驰骋幻想的天地，这些都对他的思想性格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
　　 李白由于家庭和时代的关系，青年时交结的朋友不是隐者，便是道士，较少受到传统礼教的影响，又对历史中政治上、军事上有突出贡献的人物，如诸葛亮、乐毅、管仲、谢安、曹操等人表示衷心的向往，并以他们业绩勉励和鞭策自己，要为唐王朝的繁荣昌盛作出贡献。因此又形成了建功立业的思想，而唐帝国的“开元”盛世又是李白“理想之苗”萌发成长的土壤。
　　 “李白一方面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思想，热衷用世，追求功名，想要‘安社稷，济苍生’；另一方面又具有浓厚的道家思想：浮云富贵、粪土王侯、隐逸求仙。这两种思想的交错出现，便形成了一种功成身退的思想”
　　
　　 九
　　 为了实现其理想抱负，李白曾二入长安，希望得到某个人物的引荐而直取卿相，虽受到礼遇，但自开元未年以来，唐玄宗失去了励精图治的精神，政治日趋腐化，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李白不肯投靠权贵，在政治上必然没有出路。于是他纵酒狂饮，桀傲不驯，反抗意识在造价心中萌发，叛逆者的形象在形成、发展，隐居思想正好随之产生。
　　 李白是时代的产物，也同时是时代的牺牲品。他并没有实现其经帮济世的抱负，其悲剧结局的必然性在于：李白对统治阶级的反抗并不是代表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又没有联合人民，更没有也不肯依附于权贵，同时他又有阶级的局限性，这些都决定了他的追求是渺茫的，反抗是软弱的，其失败是必然的。
　　 李白自我形象和认识价值还在于：他创造和再现了我国古代进步知识分子生活的真实情景和典型形象。宏伟的政治理想、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悲愤，是他们共同特征，如：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陆游、辛弃疾等都是如此。正如司马迁所说：“此人皆感有所郁结，不得其道，故述往事而思来者。”《报任安书》在李白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希望与失望联翩而至，悲观与乐观如影随形，笑容与眼泪几乎同时出现在脸上，牢骚与欢歌几乎同时迸发自他的胸间。这便是他们生活真实情景的缩影。李白诗中的自我形象，既有与一般被压迫知识分子相同的命运，又有自己独特的遭遇和个性特点，独有的痛苦和安慰。他是通过个别提示一般，反映的是千万个进步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幻灭和愤懑，他的诗正是被压抑者共同发出的深深感叹。在这个意义上，他诗中的自我形象是我国古代进步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以文字描写的形象，如果努力追求，亦可取得塑造人物形象的立体感，造成语言的塑象。”
　　
　　 十
　　 形象的立体感就是李白诗中自我形象的审美价值之一。李白为了取得形象的立体感，特别注意人物动作的描写，并把这些动作放在特定的环境背景之中，如：“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行路难》其一）他以“停杯”、“投箸”、“拔剑”、“四顾”四个连续的动作，一气呵成，塑造出一个迷茫失路的英雄形象来。如果不用这几个连续的动作，就难以传达出诗人诗人当时的愤怒不平，不知所向、无可奈何的愁绪，也不能反映出诗人（李白）那种“天马行空，想落天外”的浪漫主义诗人的特点。而在产生这逼真幻觉的一瞬间，我们不再意识到产生这种效果的文字或符号——在这传神之笔的掩饰下，艺术的效果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形象的立体化形成了鲜明的直觉性，那就是栩栩如生，历历在目，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写人物，是要写出人物的思想感情，而感情是抽象的不易捉摸的，只有通过人物的言行或借助于一定的自然物的描写，使感情变为具体的、容易让人理解的、外在化的东西，那么，这样的形象才能变得鲜明生动，具体可感。形象的可感性便是李白诗中自我形象的审美价值之二。如：“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凝瑶台镜，飞挂青云端。”《古朗月行》诗人以儿童的眼光看月，以儿童的心理想月，又以儿童的口吻道出，淡淡的几笔就把自我的心理变化和精神面貌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呼”、“凝”两个动作，写出了儿童幼小无知的心理和天真烂漫之态，传达出诗人沉浸在儿时美好事物追忆时的喜悦、兴慰之情，反衬出诗人对当时社会现实不满的愤懑之情；同时又使我们在脑海里打捞沉淀的记忆——蟋蟀、蝌蚪、风筝、宇宙、人生……唤起我们的共鸣。宋•陈郁说：“写形不难，写心实难。”李白正是以其高超的技巧，传神之笔，传达出人物的思想感情，使自我形象鲜明、生动、具体可感。
　　 综前所述，我们在对李白诗中自我形象的分析中看出，李白诗中的自我形象是十分个性化的，其艺术造旨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我们既可以看到其诗中自我的独特之处，又可以得到视觉、听觉、情感交流等综合的审美感受，也可以了解到李白的成长史及看到我国古代进步知识分子生活的真实情景和典型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白诗中的自我形象，达到了尽可能的完美境界。
　　 注解：
　　 （1）《1848至1850的法兰西的阶级斗争》马克思第97页
　　 （2）《文学概论》刘叔成第34页
　　 （3）《文学概论》刘叔成第34页
　　 （4）《艺术家的眼睛》程代熙第30页
　　 （5）《中国文学史纲要》袁行沛第171页
　　 （6）《李诗咀华》安旗第169页
　　 （7）《歌德谈话录》爱德漫第112页
　　 （8）《李白诗选讲》王玉璋第346页
　　 （9）《中国文学史纲要》袁行沛第163页
　　 （10）《文学的艺术技巧》王向峰第103页
　　 参考资料：
　　 1、《文学概论》教材
　　 2、《中国文学史纲要》教材
　　 3、《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教材
　　 4、《全唐诗》中华书局出版社
　　 5、《李白诗选》广东人民出版社马千里
　　 6、《李白纵横探》陕西人民出版社安旗
　　 7、《文艺论丛》上海人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