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叔也附和说，你没钱，那你怎么有钱养野男人！
　　 母亲发怒了，挥手就给小叔一个响亮的大嘴巴。小叔被打得一愣，反应过来后回敬给母亲一耳光。
　　 母亲被打得晃了两晃，终于破口大骂道，你这个流氓。
　　 这是母亲第一次骂人，过去她从没有骂过我们，她根本就不会骂人，只是重复着一句骂人的话。小叔薅住母亲的头发，说你再骂，老子把你的舌头给割掉！母亲骂不过奶奶，打不过小叔，她的身体被小叔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最后晕倒在了地上。
　　 奶奶在走出我们的家门时，回头骂道，不要脸！等我儿子回来，我就让他跟你离婚！小叔顺手牵羊，拿走了我家做饭用的那只铁锅。
　　 家里只有一只做饭的铁锅，小叔拿走后，我们晚上没有做饭。母亲被打成那样，我们也没有心情吃饭。小妹只是在哭，我姐脾气不好，执意要和小叔去拼命。她操着菜刀，对大哥说，拿上棍子，我就不信弄不死他！大哥生性善良，哪会打架。他唯唯诺诺，说大妹，我们还是快点把妈送医院去吧。我姐说，你这个窝囊废！小盛，你跟我去。我说，去就去！要不是母亲呵斥住我姐，她一定会去找我们的小叔拼命的。
　　 发生了那件事后，我们和奶奶之间的关系就变得疏远了。父亲再寄钱来，母亲便打发我去给奶奶送生活费。过去都是母亲亲自送，还顺便给奶奶买些吃的。奶奶对我不冷不热，接过我送去的钱，经常会说，写信告诉你爸一声，养老费也该涨一涨了。
　　 事隔不久，父亲突然不期而至，他的出现出乎母亲的预料，不过母亲很快就明白了父亲回家的原因。父亲回家是兴师问罪来的，他说事情他都知道了，还说发生了这种事，在他的意料之外。母亲说，你知道什么！你从哪知道的？父亲抽着烟，说我从哪知道的你不用管，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离婚这一条路。我可以忍受你给我戴绿帽子的耻辱，但我不能原谅你打骂我的母亲。
　　 父亲是个孝子，当初他退伍转业留在大同就是听了奶奶的话。因为我们的爷爷在大同的一个煤矿工作，奶奶要我们的父亲留在那里，主要是为了照顾爷爷。那个时候父亲和母亲已结婚，母亲当然不希望自己的丈夫留在一个她离家遥远的地方，就一次次写信叫父亲回来，即使在家种地她也心甘情愿。父亲安慰母亲，说等我们的爷爷退休后他就调回山东，但直到爷爷客死他乡，父亲都没能调回来。跨省调动工作可不是随口说说那么容易。
　　 母亲是清白的，可父亲却不给她解释的机会。母亲被避得无路可走，把牙一咬，说离就离，这么多年了，我一个人拉扯着四个孩子，与离婚没什么两样。父亲说，明天我们就去办手续。
　　 父亲是下午到家的，晚上没有在家吃饭，和母亲吵过后，他去了奶奶家，第二天早晨才回来。父亲前脚出门，母亲就因为生气躺倒了。我们站在母亲的床前，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去动那面蒙在母亲头上的被子。那面被子在抖，而且抖得很厉害。
　　 第二天，父亲一走进家门就呆在了那里，他没有想到我们兄妹四人会跪在院子里，叫着爸爸，哀求他不要和母亲离婚。父亲站在门口，突然一拳打在墙上，说你们给我起来！我们跪在那里，看着父亲那只在滴血的手，傻了一般张大了嘴巴。父亲叹了口气，转身要走。小妹见状，从地上爬起来，向父亲扑过去。小妹抱住父亲的一条腿，哭着说，爸爸，你不要走！父亲转过身，伸手摸了摸小妹的头，泪水潸然而下。父亲说，铃铛，快松开手，爸爸还要去赶火车呢。小妹终于松开了手。父亲蹲下身，亲了亲小妹满是泪水的脸蛋，然后毅然决然地大步走出门去。
　　 二姑是在得知父亲要和母亲离婚的事后火速赶到我家的，要不是二姑把父亲训斥了一通，那他早晚都会和我们的母亲离婚的。是二姑还了母亲一个清白，又把事实给澄清了。二姑还把我们小叔不务正业的情况告诉了父亲。知道事情的真相后，父亲后悔不已，回到大同就给母亲写了一封长达十页纸的信。母亲却不肯原谅父亲，她买了去大同的火车票，执意要把婚离了。又是二姑追到火车站，好言相劝，才把母亲拽回家。那天，二姑在我们家住下了。晚上，母亲把西厢房的门一关，和二姑说了一夜的话。半夜里我们被母亲的哭声给惊醒了，以为发生了什么事，纷纷起床去看。透过门缝，我们看见母亲趴在二姑的怀里，哭得气不成声。那是我们第一次目睹母亲哭泣，心里难受，又不敢贸然推门进去，就在门外傻站着。
　　 母亲在家休息了一天才去学校，因为哭过，她看上去有些虚弱。那些日子里我们个个都非常听话，安安静静地吃饭，不声不响地做作业。过了半个多月，我们才在母亲的脸上看到一丝苍白的笑容。只是母亲不再像过去那样叫我或叫小妹读父亲的来信了，父亲的那些来信全被母亲给藏了起来，那些一家人围坐在等下读父亲来信的幸福日子不再有了。只有小妹还坚持给父亲写信，在父亲给母亲来信的同时，还给小妹回信。接到父亲的来信，小妹会把我们叫到屋子里，然后把门关起来读信。时间长了，母亲自然也就发觉了，但她什么也没说。父亲通过一封封来信表达自己偏听偏信给母亲造成的伤害令他如何后悔，同时也通过那些纸上的话语抚慰我们的心灵。
　　 进入冬天后，伴随着母亲脚踩缝纫机发出的嗒嗒声，我们又恢复了坐在灯下，围着火炉读父亲来信的生活。有时母亲会听下手中的活出一会儿神，或看着墙壁发呆。
　　 到了年底，眼看要过年了，父亲在一个飘着鹅毛大雪的晚上吱嘎一声推开了院门。当时母亲正在为我们赶做过年穿的新衣服，她突然停下来，对我们说，快去看看，你们的爸爸回来了。我们窜出屋门，果真看到父亲站在院子里，他一身的雪，冲我们咧嘴笑了笑。父亲拍打着身上的雪，回过头，说总算到家了。在父亲的身后躲着一个小男孩，他忸怩了一下，才闪身出来。我们愣在那里，连爸爸都没喊。父亲说，进屋去，进屋去。小男孩缩头缩脑地跟在父亲的身后，不时抽一下鼻子。
　　 第二天早晨，雪停了。父亲早早起来，他不仅把自家院子里的积雪打扫了，还走出院门，去扫街上的雪。路上的积雪很厚，足有一尺，那是我记忆中下得最大的一场雪。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雪片大如鹅毛，纷纷扬扬下了几乎整整一夜的雪。我们躺在被窝里，即使醒了，也不愿起床。父亲起来后，母亲随后也起来了。昨天晚上，我们睡下后，她就开始和父亲说话，两个人絮絮叨叨，说了大半夜。父亲带回家的那个小男孩和小妹差不多大，母亲安排他和我睡一个被窝。从父亲带他回家，到吃晚饭，他一句话都没说。我问父亲他是不是一个哑巴。父亲有些不高兴，说他不做声是因为听不懂我们所说的话。对他，除了小妹，我们的态度一点都不友好。大姐看他的目光比我还凶，大哥的一张脸也阴沉着。母亲在做饭的时候问父亲怎么回事，父亲说等吃过饭再解释。父亲和母亲絮叨了大半夜，谈的就是被他带回家的那个小男孩的事。半夜里，我起床撒尿，听见父亲说我也是没有办法，他一个孩子，我不能坐视不管啊。撒尿回来，我又听见父亲说，他爸是因为救我才死的，我们收养他，也算报答他爸对我的救命之恩吧。母亲说，只是他跟着我们会受委屈的，家里的条件你也是知道的，吃喝不说，以后还要上学。父亲打了个哈欠，声音小了下去。两个人的交谈变成喁喁私语，最后被扑簌扑簌的落雪声覆盖了。
　　 父亲扫完街上的雪，回屋里叫我们起床。他把一双冰凉的手伸进我的被窝，一边摩挲着我的屁股，一边说，快起来，吃过饭，爸带你们去赶集。我故意装睡，不理他。父亲抽回手，拍了拍睡在我一旁的那个男孩，轻声叫着小康，小康。
　　 那个男孩叫马小康，长得黑不溜秋，他说话我们听不懂，我们说话他也听不懂。但他能听懂我们母亲说的话，因为母亲说的是普通话。后来我们才知道马小康的爸爸是父亲的徒弟，他爸爸为了救我们的父亲，在一次冒顶事故中死掉了。马小康在我们家生活了不到一年，那是在秋天，父亲抱着大哥的骨灰回家，走的时候把他带回了大同。
　　 那天，我们没有跟父亲去赶集，大哥和大姐找借口说要帮母亲打扫屋子，我则慌称肚子疼，跑到厕所去了。小妹倒想去，考虑到天冷，路又不好走，母亲没让她去。父亲只好带着马小康去赶集，出门的时候还对着厕所说，我们可要走了，你要是不去，今年可没炮仗放了。父亲牵着马小康的手走出门去，对着他们的背影，我骂了一句难听的话。回到屋里，见小妹撅着嘴巴，眼睛也湿漉漉的，我问她怎么了。小妹说，马小康又不是爸爸的儿子，可爸爸为什么要对他那么好？小妹的心情和我一样，对马小康，我们同仇敌忾。我安慰小妹，说等着瞧吧，我早晚都会收拾他的！把他赶出我们家！
　　 母亲的兴致很高，她头缠一条毛巾，招呼大哥打扫屋子。大姐很少在家呆，吃过饭，她就串门去了。大哥中学毕业后，在镇上的建筑公司干临时工，天刚立冬就没活干了。大哥找了一根竹竿，然后把一个笤帚绑在竹竿的一端，在母亲的指点下打扫屋子。我和小妹闲着无事，就去院子里堆雪人。
　　 小妹堆的是一只趴在地上的兔子。我堆的是一个小男孩，雪人堆好后，我对小妹说，这个雪人就是马小康。小妹摇着头，说不像！你堆的这个雪人又矮又胖，一点都不像马小康。我说，他就是马小康！我举起手中的铲子，说马小康，你要是惹我，看我怎么收拾你。小妹说，哥，你不要欺负马小康。他爸爸死了，妈妈又不要他了，他多可怜啊！小妹是属兔的，她不仅胆小，还多愁善感。那年，天出奇得冷，小妹堆的那只小兔子直到出了正月才慢慢地融化掉。
　　 到了中午，我们都吃过饭了，却不见父亲回来。母亲打发我出门去看看，我不肯去。母亲拉下脸来，说快去。我只好走出院门去，却见父亲和马小康有说有笑地走过来。我没有理睬他们，掉头回到了家里。
　　 父亲和马小康是在集市上吃的饭，马小康的嘴巴油汪汪的，进门后还一个劲地打饱嗝。父亲问他肉包子好不好吃。马小康说好吃。父亲说，好吃我再带你吃去。
　　 父亲不仅带马小康吃了肉包子，还花了二十块钱，给他买了一身新衣服。二十块钱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要不然母亲不会心疼地说，要是买布自己做的话，二十块钱能买做两身衣服的布。父亲看出母亲有些心疼他花钱，就说我是怕累着你才没买布。母亲在镇中学教书，别人放假了，可她回到家却有做不完的衣服。那年月，不管大人孩子，都是穿裁缝做的衣服过年的。进了腊月，母亲一天都难得清闲，从早到晚，趴在那台缝纫机上，给别人做衣服。要是熟人来做，碍于情面，母亲总是收很少的一点钱。镇中学的那个许校长的老婆，没进腊月就抱来一大堆布，要母亲给她的家人做过年穿的衣服。她是校长的老婆，她的钱母亲是万万不会收的。母亲不仅不收钱，衣服做好后还打发我们给送到家里。
　　 小妹问父亲给她买了什么。父亲秘而不宣，说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小妹说，那我猜猜看。
　　 父亲说，你猜。
　　 小妹说，是本子吧？
　　 父亲摇了摇头。
　　 小妹说，那就是一支笔。
　　 父亲又摇了摇头。
　　 小妹说，那会是什么呢？
　　 父亲说，过年那天我再拿给你。
　　 小妹说，不会是一只发卡吧？
　　 父亲果真给小妹买了一只发卡，是一只红色的发卡，上面还镶了一只黄色的蝴蝶。小妹猜中了，父亲只好从口袋里把发卡掏了出来。父亲不仅给小妹买了发卡，还给母亲买了一双袜子和一瓶雪花膏。小妹欣喜若狂，把发卡戴在头上，拉了马小康的手去看他堆的那只兔子。两个人有说有笑，好像早就认识似的，一点隔阂也没有。马小康指着我堆的那个雪人对小妹说，他也要堆一个雪人。小妹说，这个雪人是你呢，又矮又胖，丑死了。马小康说，是你堆的？小妹摇了摇头，说是我哥堆的。马小康扭头看我一眼，咧嘴笑了笑。
　　 父亲给我买的是两挂五百响的全红鞭炮。他说吃年夜饭的时候放一挂，早晨拜年时再放一挂。父亲还买了二踢脚，交代我说放二踢脚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倒了，那样会伤人的。
　　 年二十九那天，父亲和母亲拎着烟和酒，去许校长家送礼。校长家在镇政府家属大院，他的妻子在镇上管计划生育。许校长一表人才，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男人，可他的那个老婆却长得五大三粗，说话时嗓门比敲破锣还难听。
　　 从校长家回来的路上，父亲说，这个许校长看人时眼睛一点都不老实。
　　 母亲说，我怎么没发觉呢。
　　 父亲说，你没看到吗，他的那双眼睛老在你的身上打转。
　　 母亲说，男人都这样吗？你看女人时是不是也这个样子？
　　 父亲说，我是那种人吗？对女人我从来都目不斜视。
　　 母亲说，看不出来你还是一个正人君子呢。
　　 父亲说，我只是想让你提防着点，你一个女人家，我又常年在外，我怕你吃亏。
　　 母亲说，好啦！好啦！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人家君子之腹了。
　　 父亲说，别看你一肚子墨水，其实你的头脑却很单纯。
　　 母亲看一眼父亲，说看不出来啊张怀平，你在外面长见识了。
　　 回到家，父亲拉开架势，要写对联。他不仅要写，还叫我们各写一副，谁写得好，就给谁压岁钱。父亲行伍出身，又在煤矿挖了多年煤，哪会写什么对联。母亲出身书香门第，外公年轻时做过私塾先生，在他的熏陶，母亲不仅会作画，还写一手好字。其实，就母亲的个人条件来说，要找一个比父亲有学识的男人，并不是一件难事。母亲只所以嫁给父亲，据说是因为在文革期间父亲曾有恩于外公。为了报答父亲，外公决定把母亲嫁给他。在外公眼里，父亲是一个心地善良、明辨是非、敢做敢为的男人。父亲和母亲结婚后，母亲这个才女便从此深陷现实生活的泥淖中，为了养儿育女，侍侯多事的奶奶，哪还有闲情逸致去吟风弄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