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春解释说，书玉，你误会我了。
　　 大姐说，衣冠禽兽！
　　 李开春说，你可以去问问你妈。
　　 母亲赶到了，可她什么话也没说，伸手拽了大姐就走。
　　 大姐挣扎了一下，但她已没有力气反抗，只是在说，什么狗屁校长，看上去道貌岸然，其实是个衣冠禽兽！
　　 那晚，母亲和大姐回到家，全都阴沉着脸。两个人足有一个月的时间都互不搭腔。
　　 这事过去半个月后，母亲被调到了白沟中学。马小康也在母亲的努力下，进了白沟小学。
　　 后来母亲退休了，我才听说她和李开春曾经是高中同学的事。李开春一直暗恋着我母亲，要不是在后来父亲曾救过外公的命，那母亲和李开春就有情人终成眷属了。退休后的李开春已不是我记忆中那个文质彬彬，谈吐不凡的人中之杰了。他老了，人也变得邋遢了许多。我曾在一个报刊亭遇到他买报纸，见了我，他吭哧半天才说，嘿！长高了，我都不敢认你了。对他，我没有什么话要说，而他却握住我的一只手唠叨个没完。他还旧事重提，说起了我姐拎着菜刀追着他满街跑的事。
　　 那个书玉啊！他说，当时幸亏我跑得快，要不然早做刀下鬼了。他向我探过头来，又说，你妈还好吧？我和你妈之间是清白的，书玉她误会我了。
　　 在我们分手时，他一个劲地叹气，为没有把我母亲转成公办教师而自责不已。他说为了我们母亲的事，他尽力了，可许校长却从中作梗，把名额送给了别人。官大一级压死人！李开春摇着头，蹒跚而去。
　　 在我们从感情上终于接纳了马小康的时候，有一天，在镇上卖肉的郭屠户突然拦住我，说那个被你爸带回家的马小康和你长得是越来越像了，这个张怀平啊！把个私生子带回家，还说是他救命恩人的儿子，这话说出来谁信啊！
　　 郭屠户一脸横肉，杀猪下手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眼睛都不眨。他的凶残在槐树镇是出了名的，他还吃生肉，刚开膛的猪油膘，抓起来就往嘴里塞，吃得满嘴流油。
　　 你放屁！我跑远了，自认为他追不上了才大声骂道。郭屠户一点都不恼，反而乐呵呵地看着我笑。
　　 回到家，我把郭屠户的话说给母亲听。母亲很是生气，说要去找郭屠户。但母亲终归没去，因为她也耳闻了一些流言蜚语，说法与郭屠户大致相同。母亲不是那种偏听偏信的人，她自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但那种捕风捉影、信口开河的话说的人多了，她也半信半疑了。在这期间，居然还有人在半夜里翻过我家的墙头，趴在母亲睡觉的那间屋子的窗口外朝里窥视。母亲睡觉晚，无意中发觉窗外晃动着一个人影，就问了一声谁。那个人影怪笑一声，把母亲吓得毛骨悚然，叫我们的声音都变了。听到母亲的叫声，又是大姐拎了菜刀，第一个窜出门去，把那个家伙吓得仓皇而逃。大姐站在院门外，扯了嗓子大骂，后来觉得不解气，就轮起手中的菜刀，对着旁边的一棵树使劲砍去，直到把那棵树砍倒才善罢甘休，回到了家里。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翻墙入院，打我们母亲的主意了，街上的风言风语也日渐销声匿迹了。而母亲却疑云难消，甚至怀疑马小康就是父亲和某个女人的私生子。
　　 一天晚上，母亲和马小康进行了一次单独交谈，她循循善诱，试图从马小康的嘴里获取一点蛛丝马迹，但马小康说的和上次父亲回家时所说的基本相同。母亲没有发现什么疑点，可她却不死心，决定去大同一趟，给父亲一个突然袭击。在母亲动身前，父亲突然回来了。
　　 那是一天夜里，父亲推开院门，脚步蹒跚地向堂屋走去。在他推开堂屋的门后，扑通一声，给正在做衣服的母亲跪下了。母亲从缝纫机上抬起头，一眼就看到了父亲双手抱着的那个骨灰盒。母亲已预感到了什么，啊了一声，半天没再说话。
　　 父亲跪在地上，哽咽道，若尘，我对不起你。
　　 母亲张了张嘴，身子一歪，昏厥了过去。父亲搁下那个装了大哥骨灰的盒子，把母亲抱在怀里，歇斯底里地叫着母亲的名字。
　　 我们被父亲的叫声给惊醒了，随后母亲也苏醒过来。父亲抱着母亲，张着嘴巴，好像还在喊着母亲的名字。母亲声音缓缓地说，张怀平，你答应过我的，你答应过我的。看得出父亲也非常痛苦，他自责、骂自己，还不停地撕扯着头发，但这一切看上是那么地苍白无力。母亲挣脱开父亲，扑在大哥的骨灰盒上，哭得肝肠寸断。之后的几天里，母亲滴水不沾，看上去一下老了十岁。
　　 我们在一个刮着大风的日子里埋葬了大哥。那天的风刮得很大，那条通往张家林的小路在风中甩来甩去，如同一条狂舞的鞭子抽打着我们的心。父亲佝偻着一米八三的身子，失去了重心般，跌跌撞撞地跟在我们的身后。母亲没有跟我们去，她已没有力气再去哭，更没有力气走到张家林去。
　　 大哥入土为安后，父亲再次离开了我们。马小康也被他带走了，走的时候母亲没有去送他们。小妹和马小康的感情很好，一直送出很远，还一路走一路说着什么，有点难分难舍。
　　 父亲那次走，过了两年才回家。不是他不想回家，而是他不敢回家面对我们的母亲。大哥是家里的长子，他的意外早殇对母亲的打击实在是太大，甚至改变了她的性格。有时候我们正吃着饭，母亲会停下来，无端端地说，你们说张怀安在大同会不会真的有女人了？有时她又会说，你们快出门看看，是不是怀礼回来了。母亲一惊一乍，常常把我们弄得毛骨悚然。
　　 自从大哥死后，只要提起我们的父亲，母亲都说张怀安如何如何，而不是说你们的爸爸怎么样。有一次，母亲竟然要我去大同打听一下马小康是不是父亲和某个女人的私生子。那些日子里我们总是忧心忡忡，怀疑母亲的精神出了问题。母亲一再催我去大同，还说要是我不去，那她就去。我只好答应下来，在一天早晨离开家，转道去了二姑家。在二姑家呆了一个星期我才回家。见我回来，母亲却不提要我去大同的事。母亲不问，我又何必自找麻烦，把二姑教我的那些谎话说出来。
　　 母亲的现状已不能胜任教主课这一重任，学校只好安排她教美术。母亲几次找到校长，质问他为什么不让自己教语文。校长支支吾吾，说是组织决定的，学校年年有新老师分来，应该把辛苦的岗位留给他们，也好让那些年轻人锻炼锻炼。那年，母亲带的是初三毕业班。改教美术，一个星期上不了几节课，很是清闲。母亲忙碌惯了，一旦清闲下来，居然有点不习惯。后来经过学生家长的一再要求，母亲才在教了一年美术课后又去教语文。
　　
　　 5
　　 父亲已来日不多，院方的意见是肺癌到了晚期，他们也爱莫能助，与其在医院耗着，还不如回家去。说白了回家就是等死。看着一个人慢慢死掉，而这个人又是我们的父亲，就算我们感情不深，但我们还是难以接受如此残酷的现实。姐夫的意思把父亲送北京去，上海也行，小县城的医生水平有限，仅凭他们几个人的诊断就宣判一个人的生死也未免太草率了。说不定是误诊呢。姐夫说，去年我们所里的老汪就被误诊过，幸好他又去北京做了检查，才没贻误病情。大姐白了姐夫一眼，说就你事多！姐夫不做声了。母亲说，什么都不要说了，我们去北京。父亲却不同意，他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人都是要死的，去北京花钱不说，还要拖累大家。父亲坚持不去，我们只好由他，命是他自己的，他说了算。只要我们尽到那份力，也就问心无愧了。
　　 回到家，大姐问我要不要通知小妹。我觉得应该告诉小妹一声，父亲是我们大家的，倘若我们不说，万一父亲有个三长两短，到时小妹会埋怨我们的。于是我又征求母亲的意见。母亲说，书慧已有两年没回家了，我都有些想她了。
　　 接到我的电话，小妹问我怎么突然想起给她打电话了。
　　 我搪塞说，你是我小妹嘛。
　　 小妹说，咱爸和咱妈还好吧？
　　 我说，还好，只是他们有些想你，有时间回家看看。
　　 小妹说她不仅要回家，还要把刚谈的对象带回家让大家看看。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后，他开心地笑了，虽然笑得有些忧伤，但他还是说，铃铛也老大不小了，是该谈婚论嫁了。父亲的笑容让我在这个阴霾重重的家里看到了一缕阳光。为了留住那缕阳光，我们避而不谈父亲的病情，猜测着小妹刚谈的那个对象长什么样，是不是也是个研究生。父亲不无骄傲地说，其实铃铛早就告诉我了，她要我保密，所以我才没对大家说。母亲一直都没有说话，她坐在那里，若有所思。
　　 我们正聊着，母亲突然幽幽地说，昨天夜里我梦见怀礼了。
　　 父亲愣住了，身子还抖了一下。
　　 大姐叫了一声妈，说你一惊一乍地干什么啊。
　　 母亲说，真的，我已有好多年没梦见学礼了。
　　 我们已习惯了母亲冷不丁冒出的这种话，但对父亲来说，母亲的话不亚于一声巨雷，把他惊得半天无话。刚刚还看到的那一缕阳光就这样被母亲的一句话给吞噬掉了。
　　 许多年来去世的大哥一直是我们交谈的禁区，为了避免触动母亲，在家里我们从不谈往事。那些心酸的记忆再次提起比揭开结痂的伤疤还要令人痛苦。
　　 父亲终于坐不住了，叹了一口气，起身走出门去。他的那声叹气如同一块石头，砸在我的心上。随后我也走出门去，很想找一些话题和父亲说一说，但一时又不知道说什么好。父亲见我走出门来，说你回屋陪你妈去，我来做饭。我犹豫了一下，说我帮你做。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医生说父亲的病情已到晚期，最多也就再活半年。倘若我们对他稍微关心一点，或许我们会提前发现他得那病。退休回家后，父亲说话一直都很温和，在听我们说话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甚至显得有些谦卑。也许他早就知道自己得那病了，身体是他的，哪里出了问题，他心里肯定非常明白。看着父亲的身影走进厨房的门，泪水涌出我的眼眶。这个被我们称做父亲的男人，活得并不开心。大哥的意外去世，对他同样是一次沉重地打击。
　　 抽过一根烟，我才进了厨房。见我进来，父亲不安地说，也不知我做的合不合你们的口味。我没有说话。父亲惶恐地看我一眼，马上移开了目光，说我和你妈刚结婚时都是我做饭，那个时候她连菜刀都不敢摸。你妈……父亲腼腆地说，在娘家时可是金枝玉叶。正说着，他突然咳嗽起来。等他咳过一阵子，才气喘着说，下过井的人都这样，我还算是好的呢，那些得了矽肺病的，比我喘得还厉害。因为刚才咳嗽得过于剧烈，父亲的眼泪都出来了。
　　 姐夫是在听到父亲的咳嗽声来到厨房的，他要父亲歇着去。父亲摇摇头，说还是我做，咳过一阵子舒服多了。
　　 大姐走进厨房，叫父亲接电话去。
　　 父亲扎撒着双手，没有问谁打电话找他，就径直走出门去。事后我才知道那个打电话找父亲的人是马小康。那是在我们吃过饭，我陪父亲到河边散步时他对我说的。在吃饭的时候，姐夫问父亲要不要喝点。父亲说，喝就喝点。下井的人的喜欢喝酒，而且个个酒量都大得惊人。父亲说他年轻时酒量也很大，他曾经与人比过酒，那天他喝了一斤七量，还吃下两个馒头。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喝酒时总是很谦逊，特别是从大同回家来，我们围坐在一起吃饭，他也就象征性地喝上两杯。父亲一米八的个头，年轻那会儿身体也好，他说自己能喝一斤七量，也是很正常的事。姐夫的酒量并不比父亲小哪去，他的酒量是练出来的，说有人请客，你不喝，那是不给人家面子。姐夫那么说时，大姐会说，喝吧！喝死拉倒！但那天中午，姐夫只喝了半斤酒便借故单位还有事，把酒杯搁下了。父亲兴致不错，喝了二两葡萄酒，他本来是要喝白酒的，大姐不同意，他才作罢。我们心情沉重，却强做欢颜，一顿饭吃得有些艰难。大姐和姐夫走后，父亲提出出门走一走。我磨磨蹭蹭，心里不大乐意跟他出门。两个男人出门散步，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母亲催促我，说快去啊！你们走了我好清净一下。
　　 我们来到河边已是黄昏时分，夕阳下的白水河悄无声息地流去，那些裸露在河滩上的鹅软石被阳光漂得粉白，看上去圆润而光洁。河面是宽广的，晚景中的落日悬挂在那里，如同一声巨大的叹息。
　　 父亲背对着夕阳，对我说，知道谁打电话找我吗？
　　 不等我说话，他又说，还记得马小康吗？电话就是他打给我的。
　　 马小康在我们家呆了不到一年，对他我已没有多少印象。我想了想，但怎么也想不起他长什么样了。马小康的父亲曾救过我们父亲一命，为了报答他的救命之恩，父亲一直抚养着马小康，直到他长大成人。马小康打电话来，告诉父亲，他妻子生了一个儿子。父亲接电话的时候，大姐就在一旁。大姐说父亲很是激动，连声说好啊好啊。父亲对马小康母子，比对我们还尽心尽责，他不仅安排马小康参加了工作，还给他出钱买了房子，而且连他娶媳妇也是父亲一手操办的。就算马小康的父亲还活着，也不过如此。
　　 父亲一个人在外生活了将近四十年，身边就没有一个女人。一个男人，身体又很好，他能不想女人。我觉得父亲的身边肯定会有一个女人，他一年里回不了一趟家，特别是大哥出事后，他两年没有回家，要是他身边没有一个女人，他的身体问题又如何解决。那个女人会不会是马小康的母亲呢？在父亲的讲叙中，他居然提到了马小康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