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们生活的地方是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大盆地，那么我们的村庄只是晋中盆地百里平川的一块火柴盒大小似的村庄，我曾经像一只小鸟一向舍栖在那里为大自然的风光歌唱过；也曾经像一只迷路的蜜蜂一样在哪一个角落里嘤嘤哭闹过，我朝拜那里的日光、月光，自然风光，冬雪夏雨，树木庄稼。我只期望像春天里飞归的一只燕子，牵引着我的思绪之线重游故地，重温乡梦。
　　 我的家园村头有三株大槐树，建有学校，院落位于村里前街中间，我父母及弟妹们宁静地生活在这五间房屋的院子中，家院是方形，开门朝东，建五间平房居北于东邻西舍的两户人家间，隔两条小巷，正房后是大街上一个村里人吃饭的“热闹坡坡”，前院又是一户人家，我家居街段村庄的中央地段。
　　 院子里母亲围绕着大台、锅、碗、水瓮、瓦盒、针线笸箩、簸箕，以及饲养的猪、羊、鸡、兔转一天，放学回来，母亲和弟妹连同“日头爷”一顿午饭在等候我和父亲回来享用，我坐在饭桌旁拿起一双筷子同家人一起品尝着家常便饭“大烙饼、米汤，就着小白菜、山药丝菜”。我的心底涌起一股温暖的母子亲情。母亲在外婆家生活了十八个春秋，从小就开始挑菜、割草、放羊儿、干农活儿劳动生产，没有能够多读书，长大后帮外婆干家里活计、做饭、碾米磨面、做针线营生，地里的锄割、间苗、收种。她从外婆身上学来了农家主妇的勤劳、简朴、肯吃苦，兢兢业业过日子的好本色。她在二十三岁上生了我，据说是在爷爷盖起的二间旧南房里，屋里又阴湿又黑暗。后来父亲拾砖头，紧住裤腰带盖了五间新房，不过二年又生下二弟，我家的生活过得紧张起来，我童年不得不在外婆家生活度过，以后又生了我两个妹妹和三弟。那些年农业社里不景气，我家当时只有父亲一个男壮劳力在队里挣工分，生活过得拮据，生产队里还欠款兑债。一九七一年我同二弟一起上了小学，母亲辛勤、节俭地操持家务抚育幼小的两个妹妹，安排我们的衣食起居生活。
　　 我父亲是我见过最热爱家乡自然风光的人，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种风光比起家乡的更令他向往。晋中百里平川中，碧野无垠，风景秀丽，田野如画，河流似带，树木郁郁葱葱，空气新鲜，四季分明，气候宜人。我们的县城鼓楼雄壮，白塔巍巍，市景壮观，商业兴隆，经济发展，人杰地灵。我们的村庄——张家庄“渠成网，路成带，树成行，地成块”，近年来又成为“大棚菜村、养猪村”，村庄的建设、发展凝聚他和家乡人们的心血，父亲一生劳动生活在家乡的这块黄土地上，他沉重背负着这黄土地风情。他出生在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生活在贫困、饥寒的家庭里，贫穷、饥荒、寒冻伴随他熬过辛酸的童年、少年岁月。
　　 父亲六岁时失去了他的父亲，爷爷的早逝给贫寒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他是在娘娘（奶奶）、大爷、姑姑的相依为命下拉扯长大的。他有一种农民天生的吃苦劲儿，一生饱尝风寒，他曾上过几天小学，可是因为家里供不起书费学费，他的愿望最终付之东流，他被远逐于学堂之外，忍受贫苦，寂寞失落，凄凉地步入寒辛的人生途迹。
　　 我父亲十二岁时，就同大爷经营爷爷留下的几亩沙洼地，土地肥力贫瘠、盐碱沙洼，辛勤地耕耘，灌溉瓜园、菜地，在旧社会，我们村庄的土地受小河、象峪河的泛滥冲刷，地力不足，产量很低，盐碱的粮食作物收不回种籽，只得种些瓜菜换粮食吃，家乡有句俗话：“庄儿上不推地珠儿（手推车）吃不上”。我爷爷就是推着地珠儿卖菜、卖瓜，置盖了两间简陋的南房后，累得病倒，最后害伤寒病去世的。
　　 据父亲回忆说，1939年，爷爷58岁，当时村里人害伤寒病，东家起来西家倒，村里死了一大批人，娘娘带领着儿女们讨吃要饭度过饥荒灾年。祖母是个饱尝痛苦、受尽煎熬的人，一生没有过了几天幸福的日子，虽然中年辛勤耕织，可还是过着吃糠咽菜、衣不遮体的日子，爷爷去世以后，她老人家带着大爷、姑姑们和小儿子我父亲起早贪黑，更加辛苦，劳作忙个不停，大爷、父亲一天天长大，并学得了一手安瓜种菜、种地的好本事，都是庄稼地里的一把好手。
　　 大爷二十多岁的时候，家里给他娶不起亲，娘娘就给他童养了一个媳妇——一个九岁多的无娘女孩子，后来它长大了，也就成了我的大娘，他们一共生育了三个闺女，四个儿子，使我的家族一天天旺盛起来，大姑姑早早出嫁了，偶尔又会拿来些粮食米面来接济娘家人，但她也是儿女成群，丈夫在外做买卖，不久后就染上了“吃料子、抽大烟”的恶习，后来被官府抓住活活打死，闹得人财两空，大姑家的生活也难以维持了，这时候我娘娘不得不把二姑、三姑当童养媳嫁出去，换得些粮食艰难度过旧社会的荒年灾月。
　　 这样描述我家旧社会时的生活，连我自己也变得忧郁起来，心情甚是沉重、悲凉，所以我情愿透给你们一些亮色。从抗战胜利再到太原解放，我的大爷和父亲一直都是支前的模范。父亲当时十六岁，同村里的民工一起为八路军、解放军运送粮食、弹药，他们推车、赶驴车，运送军需物品。据说著名的“晋中战役”就是在我们村庄不远的村镇展开的，我村离晋中战役之战场大常镇约莫二十里地，距活捉阎匪军长赵承绶的小常村十五里，晋中战役指挥部设在我村里后街五猴家院里，徐向前、周士第曾住此指挥晋中十三个县城的解放（据《太谷县志》记载）。村里人常说，当时我们村里，家家都住满解放军，村民们给他们送粮、送菜、送水喝，解放晋中、攻打太原，我们家乡的人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8年7月，晋中战役结束后，我们县城太谷县解放了，家乡从1949年冬天土改起，父亲就当上了村干部，1951年入了团，1952年报名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由于身体孱弱，骑马戴红花送到县城，又被武委会体检后送回村里，1954年至1956年曾任郭村乡团委书记，195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兼任村团支部书记、民兵指导员、村委会主任、农业社主任、村大队党支部书记，父亲担任了二十几年的农村干部，他是家乡新农村的建设者，村庄集体农业社的一砖一瓦对他来说都是他生活里无法分割的组成部分，他热爱家乡、热爱着村庄。在我少年生活的记忆里，他每天从炕上爬起来，都要去村里的地里走一趟，检查地里该干些啥活计，他在每一个早晨走进田地里，在凹凸不平的乡村大路小道上，蹒跚地留下脚印，每一块土地、每一条渠道都洒下他勤劳的汗水。从互助组、农业合作社，大跃进到农村人民公社；从“四清”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从“农业学大寨”到“割资本主义尾巴”；从林彪四人帮倒台到农村改革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这一系列的农村社会政治经济运动斗争，使得父亲他饱经沧桑，备受艰辛，用不着再为这些话题去追寻，因为“重温一个人生活的坎坷经历，理解一个人善良和耿直的品格，实在需要一种冷静、理智和胸怀”，把这样的话仔细体味一番，谁会说这种评价不是正大光明的？村里人大多数说他是一个好人，遭受不少“运动”的害——“四不清”干部，在村里受累。
　　 我愿意再告诉你们我父亲的一些长相特征，他身材微瘦，个子中等，瘦长脸型，眼睛不大但有神，头发浓密，脸庞上充满饱受忧患的风采，他的手指和脚趾都很粗壮，手掌脚板长满老趼，我知道父亲那走路的样子不好看，两腿走起路来朝前一耸一耸的，而且常低着头，我以为这也许是一个人的特色，是习以为常，没办法的事。我长大了，别人说我同他走路的样子相像是遗传的，不是流传有晋中秧歌《徐九经升官记》，形象不好人品佳吗？
　　 父亲活了有68岁，他在家乡的田野里辛勤劳作，赶着黄牛耕作，播种收获，寄黄土地以深情厚望。他一生热爱着家乡的风光，热爱着农家的田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