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后，闻名遐迩的高原风打着尖叫的口哨，一声又一声地从耳边掠过，阳光依然强烈地照耀着拉萨河谷，迟迟不愿离去，河水泛着耀眼的波光，永不停息地向着雅鲁藏布江奔去。没等到夜幕降临，我们一同散步的三个战友便从拉萨河畔回到了军区大院，继续着我们的闲谈。
　　 司令部石参谋说：“你们编辑记者是写文章的人。千百年来，人们常把写文章的人称作笔杆子，说是笔头子硬，能不能告诉我什么叫笔头子硬？”
　　 作为石参谋的老乡、我的新同事李编辑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笔头子硬，无非是说语言文字掌握得好一些，文字功底扎实一些。其实，根据我们的体会，文字功底不是首要的基本功，首要的基本功是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
　　 “我同意李编辑的说法。我觉得，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从在校学习到走出校门后的继续学习，一生都处在不断地学习之中，而学习的全部目的都是为了提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当记者编辑的同当参谋干事的一样，对同一事物，应该以什么视觉去看，其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应该从哪个角度去抓问题，怎样更好地解决问题，取胜的根本不是文字功底而应当是理论功底。换句话说，有文字功底，仅仅是掌握了写作的工具和方法，真要写出好的文章，更需要革命的理论，按哲人的话说，必须掌握好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否则，连新闻敏感都不会有，即使有，也不一定准确，或者很肤浅。”
　　 石参谋非常赞同我们两个的意见。
　　 上床后我想，这种认识还在基层部队的时候就有了，只是认识深化到今天，才说出了一点道道。这些年，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正是有了在这一认识驱动下的努力学习，才使自己对革命理论的学习有所收获，有所受益，真真切切地尝到了甜头。
　　 军区机关每周都有半天的政治学习，《西藏民兵》杂志社十几号人，每次学习讨论时，几乎都是我第一个发言，有时出于某种考虑想消极一下，同事们总会把目光落在我身上，或许陈总编还会点我的名，久而久之，由我第一个发言，仿佛成了一种约定。我性格外向，开口就话多，每次发言都在一个小时以上，有时甚至会说到课间休息。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我休完假住在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一分所等候进藏的机票。一天早上，我去成都的一家医院抽饿血化验肝功，发现这家医院在开展抽取孕妇羊水测定胎儿性别的门诊业务。凭着新闻敏感，我觉得以这种方法测定胎儿性别，作为医学科研无可非议，但要应用于门诊，在人们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且正在推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情况下，将有许多女孩胎死腹中，造成下一代男女比例失衡，给婚配埋下后患。想到这些，我当天便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去一稿，几天后在《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里播了出来，引起医学界和医疗单位的高度重视。
　　 一九八二年，针对西藏民兵队伍建设的实际，作为汉编组负责人，我提议开劈一个法制教育的栏目，获准后，在为栏目撰写开篇词时，我果断地把“依法治国”写了进去，陈总编在审稿时把我叫了去，他说：“依法法国，我很赞同，这将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问题是你现在这样写有无依据，比如上级的文件上有没有？领导人有没有讲过？”
　　 我回答：“暂时还没有，我想以后会有。我是怎么想就怎么写的。”
　　 “能把这个提法变成文字，说明你很有思想，也很有理论勇气，然而，我要签发的话……”陈总编没再往下说。
　　 “陈总编，如果您认为这个提法没错，我建议您签发。有什么问题，由我承担全部责任。”
　　 “即使有啥问题，也该由我负责，我是总编。”陈总编边说边挥笔写下了“同意”二字。
　　 所幸的是，当期杂志发行后，对这个提法，既没有收到上级的批评意见，也没有收到任何反对的意见。
　　 西藏军区开展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集中搞了两周时间，为了深化和巩固教育成果，军区决定召开一次军区机关以及驻拉萨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各派一名代表作大会发言。
　　 晚上八点，陈总编找到我说：“政治部张主任亲自点将，要你代表政治部发言，时间是本周星期六下午，还有两天时间，你提前准备准备。”
　　 “陈总编，我不行我不行，能不能请政治部首长重新考虑一下。”
　　 “我已经向张主任说了，司令部是参谋长发言，后勤部是部长发言，我们政治部去一个编辑发言，行吗？张主任一口肯定你行。”
　　 “张主任并不了解我，我真的怕完成不好这个任务。”
　　 “张主任说他不止一次看过你的文章，特别是他指定你执笔起草的军区报给总政治部的那份汇报材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张主任还说你是他见过的文章写得最好的干部，是军区的秀才。”
　　 “张主任太过奖了。”我停顿了一下，说，“陈总编，请你告诉张主任，就说我写还可以，但口才不行。好吗？”
　　 “我再去说，去挨骂？该说的话我都说了。张主任还说，能写就能说，能说倒不一定能写。”
　　 “我们政治部的首长们事多，去一名处长发言也更有代表性嘛。”
　　 “行了，服从安排吧。”陈总编说，“每个人的发言时间为一个小时。凭我对你的了解，你不用准备稿子，就像在我们杂志社学习讨论时发言那样，随口说，你会发挥得更好。”
　　 回想起来，当兵前，作为家乡党组织重点培养的对象，曾多次以青年代表的身份在公社的大会上发言，当兵后，在基层部队作大会发言也不止一次，但要面对军区首长，面对司、政、后三大部首长及其各处处长，面对各有其长的参谋、干事、助理员，面对驻拉萨部队的师、团干部发言，的确未曾有过。没法，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愿不给政治部丢丑。
　　 大会在军区大礼堂举行。按司、政、后的顺序，我第二个发言。管他的，既然我已经被“逼上梁山”，只好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围绕为什么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我着力谈了三点：第一，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是荒谬的；第二，文化大革命在实践上是失败的；第三，文化大革命在结果上是惨重的。我不知道我的发言如何，但会场上掌声的时长和我走下主席台时齐刷刷的目光告诉我，我可能没出洋相。
　　 散会后，张主任一定要我到政治部首长食堂同他共进晚餐，说是犒劳我，弄得我受宠若惊。平时言语不多的张主任对我说：“你今天的发言理论结合实际，很有说服力。我们是政治部，应该如此。”听着首长的夸奖和鼓励，我觉得全身越来越有使不完的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