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站在云冈石窟前面，不能不说是件幸运的事情。深秋时节，云冈石窟的游人仍然络绎不绝，表明了像我一样钟情它慕名而来者众多。站在云冈石窟前看上去铺好并不久远的砖石上，令人浮想联翩。
　　 还记得从市区通向石窟的路上两边草木葱翠，秋叶灿灿。出租司机向我们介绍了这里近年来整治的情况。我是记得以前云冈石窟因为拉煤车从附近国道上经过、因为严重污染造成石窟佛像受到严重侵蚀而出名的新闻的。现在看到这么干净、没有一辆货车经过、石窟前后安安静静，竟觉得似在梦里。司机说，过去路边的煤未子要一两尺厚，后来采取措施，车辆分流，加强绿化，这不才好了么。也是的，自家的瑰宝自家不疼爱，直至被媒体曝光造成后果了才处置，确实有些晚了。当然，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么整洁，仍属幸运。还真是的，人善人好，幸运总环绕着呢。走进石窟大门，一株人工菩提树闪着金光迎面而来。它开宗明义地点出了石窟的来由与宣传的思想：佛法。菩提树上的叶子是金光闪闪的金泊做成，枝杆呈棕色，树枝上被人系满了红色的祈愿布条。我经过时，还有年轻男女在吃力地往上悬挂布条呢。有人在一边招徕销售，跟之前庙里遇到的情景大同小异。忽然想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话来。唉，人还是真能琢磨、善于利用发挥啊！再一进，就是分列两边13组大象作基高高的“礼佛佛雕墙”。这里有人拉游客拍照。他们张嘴就喊，来啊，给你和佛拍一张。我顺口回了一句：还是算了吧。我还是当我的凡人活着吧，不想当佛呢。一边几个游客听我这样一说，都乐了。
　　 从电动摆渡车上下来拾级而上，就是石窟。导游喊，快点走，这里没什么看头，从第5窟才好看。我和同事不受约束，一个个看过来。从东到西、进进出出看过开放洞窟，一次次受到震撼后，站在第二十窟的露天大佛像下伫立良久，有所思索。公元2017年深秋站在这里，满目萧然，一下子走到石窟开始开凿的公元460年。
　　 公元460年，距离武周山南麓17公里处的地方还没有大同这样一个大气而寓意美好的称号。自然它已经是个城垣了，有了自己的土地和子民。其实在唐之前的近千年历史中，大同春秋时期为游牧部落北狄所居，战国时代先后为代、赵所属，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大同属代郡、雁门郡，有了平城这一称呼。三国时期，大同北部为为乌桓、鲜卑所据。北魏拓跋珪于公元398年自盛乐迁都平城，改号皇帝，改元天兴。直到唐会昌三年（843），才以云、蔚诸州为大同道，隶属河东，置都团练使，治云州。咸通十年（869）置大同军节度。单是从这一段简要的大同变迁史就可以看出来，这里的过去不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天下平安“大同”。而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大同所处的地理位置。“大同位于山西省北部大同盆地的中心、晋冀蒙三省区交界处、黄土高原东北边缘，为全晋之屏障、北方之门户，且扼晋、冀、内蒙之咽喉要道，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有‘北方锁钥’之称。”
　　 在这样一个地方，在怎样的和平富庶年代，能让那些能工巧匠们安心地开建雕凿那么精致的洞窟佛像？历史似乎在那个乱哄哄的时代里像河流打了个湾一样，在平城这个地方平静地徜徉，这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历史奇迹、人类奇观。而这个奇迹不是出现在汉人政权统治之下，它出现在北魏，由鲜卑人拓跋珪建立的国度里。不说石窟之奇，单说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出现的富庶安定，就够奇的了。这恰恰充分说明了中华民族文化很早以前就开始的大融合、大交流。佛教进入中国没有确切时间，最早的传说是有人根据《山海经·海内经》中“天毒之国，偎人而爱人”之说，认为在上古三代时就已知道佛教。而据学者考评，大约在两汉之际，即公元1世纪前后，印度佛教开始通过西域，逐渐传到我国内地。国内在这前后大量出现佛教为体裁的石窟庙寺，说明佛学在中国流传之广、速度之快。其原因不外乎第一，佛法强调的内容与统治阶级统治老百姓的需求相一致，得到皇家承认与尊崇；其二，处于下层的老百姓在贫困生活环境中需要一种精神引导，佛教内容符合人们需要；第三，建设寺庙石窟的社会经济技术以及人文环境已经具备。
　　 “司马氏在曹魏统一北方和王浚渡江灭孙吴一统天下的基础上，本可以继续秦汉统一之格局，但是司马王朝走的是门阀政体之制度。由此造成社会各个阶级的矛盾和对立，动摇了晋王室统治的基础。在西晋时期，五胡居于西晋北方、西方的边陲地区，对晋王朝呈现半包围局面。五胡在八王之乱后纷纷举兵，史称五胡乱华。西晋时期五胡居于西晋北方、西方在西晋灭亡后，华北地区战火纷飞，掠夺与屠杀不断。经济受到严重摧毁，影响了中国的社会、经济、民族、文化、政治、军事等发展走向。永嘉之祸带给人民巨大痛苦，大多逃难到凉州、辽东以及江南地区，使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渐渐繁荣。在诸国混战期间，前秦皇帝苻坚一度统一华北，但在南征东晋时，于淝水之战惨败。其后各族于关东及空虚的关中叛变，加上东晋北伐，前秦全面崩溃，北方再度混乱。北魏立国后，经过拓跋珪、拓跋嗣及拓跋焘的经营，最后于439年统一华北，进入南北朝时期。”
　　 回味历史是痛苦的，尤其是想到这座历史文化遗产曾经在金兵占领清兵攻占时先后遭到兵燹的时候，更是如此。开凿石窟在那个时代绝对是世界一流的大工程，其耗费之巨、耗时之长、工艺之复杂，并不比现在的“港珠澳大桥”轻松简单。你知道我走进石窟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吗？我想的不是佛有多么壮观雄伟、慈悲宽容，而是当时的艺术家工匠有多么了不起！他们怎么可能在那样的石壁上开凿出那样奇绝的作品来的，他们以怎样的心力做出了人间奇迹的？
　　 还有一个令今人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中国四大石窟之外的另三座石窟也基本是在云冈石窟前后开始雕凿的。莫高窟始建于前秦二年（公元366年），麦积石窟开凿于后秦年代（公元384~417年），而龙门石窟根本就是云冈石窟的继续。它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开始营造（公元493年）。公元366到500年的一百多年间，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历史现状下，有了佛法大发展、石窟大建造的机缘呢？公元366年，当时中华第一强国--前燕灭亡，最强却最早灭亡!此时，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公元304~439），直到北魏统一北方，才结束“五胡乱华”的纷乱局面。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台的纷乱中的平静、这种以少数民族为主导的佛教传播活动，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
　　 由此开端，云冈石窟与其他石窟一样几经兴灭、几经修治，直至今天。所以我说我能看到今天的云冈石窟非常幸运不是开玩笑，而是发自内心的感觉。
　　 谁说一座石窟的历史不是民族的历史、社会的历史、人类文化的进化史？据介绍，云冈石窟在北魏之后又经历了很多年不断的开凿，虽然后来开凿的佛像没有开始的那么宏大，但其中造像形式等已经很好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习俗、社会观念。在这方面更为典型的可能得算是龙门石窟。龙门石窟从北魏开始，直至唐宋仍然有所发展，佛像造化与每个时代人们的审美、生活习惯习习相关，又与统治者对佛法传播的要求有关。谁又能说佛就是佛，道就是道而不是佛里有社会、社会生活里有佛道？
　　 社会生活当然是现实的，而不是单靠精神就能解决问题的。从云冈石窟开建至今的1500多年，云冈也不是当时那个云冈了，平城也只剩下一个名号，平城的老城只剩下几截土墙被青砖保卫起来作为遗迹。对了，大同还有个名字叫云中。听到这个名称甚为熟识，因为苏轼在名词《江城子.密州出猎》有“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冯唐持汉家皇帝的符节到云中，担负着重大使命，云中已是边塞，再往前走，就是匈奴之地，颇多凶险。苏轼立志为国贡献之心日月可鉴。彼时大同，战局万变。元金变故，多从此地发端。汉将军卫青霍去病统帅大军打击匈奴的漠北战役，宋朝抗击金兵的战争，都曾在这里或辐射到这里。今天我们看上来安宁平静的地方，原来是一块兵马嘶鸣、战戈相拨、血肉筑成的地方！
　　 面前的大佛伟岸端庄、似笑非笑、似嗔非嗔，目光炯炯地俯视着天地众生。它是在眺望着大同吧，看大同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变化，把一个破落旧城一步步建设成一座崭新的老百姓安居乐业之城。它是在远望着中华大地吧，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是怎样走向富裕强大，并且以共享共赢之道屹立在世界东方，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它是看走在它面前的众人或者走在自己路上的人们吧。它看得懂今天人们为什么都面带微笑，心情愉快地生活；它看得懂今天中华大地上为什么那么多自信自强的声音。我看到它欲言又止。是的，佛家不打诳语。不说也罢，佛家的话我还是大体懂得些的。不外乎，这种社会就是佛家追求的社会，这种生活就是佛家生生世世咏颂的世道，这样的国度里，佛道释儒才能各安其命，真正发展……
　　 再见了，云冈，我佛慈悲的思想必然会汇集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洪流中光大为慈善事业的根基；再见了大同，世界大同便是我们向往的终极目标、我们为之奋斗的最高理想！
　　
　　 2017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