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来我家做客，说起了我的姥爷沈怀琦。对于他老人家的不平凡一生，我深怀敬意。恰值清明节即将来临，略述其生平事迹，聊表哀思。
　　 我的姥爷沈怀琦，性情刚烈，有胆有勇，在周围十里八乡赫赫有名。早在1936年，我姥爷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抗日工作出生入死，立下很多功劳。俺姨说，日本人很凶残，鬼子曾在吉山镇孙海村驻扎，全村老少大都躲出去，抓住了一位50多岁的老太太，让她去井里挑水，老太太挑了一路，后面日本兵用拳头锤了一路。另一位年轻妇女，抱着孩子，在大街遇见鬼子，撒腿就跑，被曰本兵当场一枪打死，留下的孤儿现在还健在，已79岁。在这种情况下，我姥爷在外面干革命，家里当然整天担惊受怕了。
　　 国共拉锯时期，我姥爷随部队参加了泰安山战役。起初，部队进攻受挫，我姥爷随同连队勇猛反攻，一举攻克阵地，他所在的连队也被誊为“反攻连”。在河北打游击时，曾被国民党兵围在一个农院里。我姥爷刚跨上墙头，身上穿的棉大衣被一个国民党兵扯下，我姥爷当即返身补了一匣子枪，才得以逃脱出来。出了村，顺着河道猛跑，一伙国民党兵在后穷追，腿肚上被打了一个贯通伤，眼看性命不保。恰巧，我姥爷的两个外甥，叫洪斌来仁的两个年轻人，经过那里，他二人架着我姥爷跑，洪斌（我该叫表舅的）说：“咱爷仨要死就死在一块。”终于摆脱了敌人，我姥爷一停下来，当即哇哇大口吐血，被组织安排在引马东面豆庄的一家农院里疗伤。我姥娘曾领我姨去豆庄看望姥爷。房东是位和蔼老头，院里栽满枣树，清新宜人。由于姥爷受伤，不能随部队南下，就留在家里做地方工作。
　　 姥爷是共产党员，身份已经公开，我姥娘也领着几个孩子整天东躲西藏，姥爷也大多躲在我老姥娘家，在闫什口镇南一个叫申魏庄的村子。我母亲说，有一次，刚做好饭，街上有人喊信，说国民党兵来了，我姥娘急忙领着孩子躲出去，一锅蒸得窝窝都不顾得掀。还有一次，我母亲和姥娘从井上抬水，突然碰到国民党部队路过，都穿黄军装，带钢盔，打着绑腿。几个当官的过来，趴在桶上就“咕咚咕咚”地喝。那时候的国民党兵确实像电影上演的一样，东家抓个鸡，西家抢袋面，不像解放军，烧些柴禾，也给老百姓钱。
　　 我姥爷有很多战友，象马驿店的张英、刘寺的刘复汉、毛屯的张米众等，他们都在菏泽做了干部，与姥爷关系很好，我舅出生时，他们都送了礼物，还有几块银锁银牌子，革命战争结下的友谊自是深厚无比。
　　 解放后，姥爷担任了乡的干部，整天去县里开会，不顾家。1953年，我姥娘由于生二舅时受风得病，不幸去世。家里只剩下我姨我母亲两个十多岁的小女孩，拉扯着年幼的弟弟。我姨说，姥爷在陈波受训，整整俩月，正值麦收，我姨和别人组成互助组，连牲口都薅不住。
　　 母亲说，姥爷喜欢站在高架子上用大喇叭讲话。用根柱子，靠上两棵榆树，搭成一个三角架子。“同志们，我们要大干快上，建设社会主义。再过几年，我们就会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的曰子。”
　　 姥爷没有过上他期盼的幸福日子。1965年，我姥爷永久离开了他战斗过的土地。他身后留下了一大摞获奖立功证书。可惜的是，这些珍贵资料在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中，连同家谱一起被付之一炬。为此，姨还同大队革委会的干部大闹一场。
　　 上级感念姥爷功德，让姨去公社上班。姨顾及年幼的孩子没人照顾而做罢。最后，我舅去公社上了班，这也是承了姥爷的功德。
　　 立功证书可以焚去，但我姥爷的光辉事迹却不能抹杀，它将永远留在后人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