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宾王《在狱咏蝉》中感歎的是“无人信高洁”；李商隐则以蝉自况说：“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虞世南为“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似乎很有点自得；骆宾王则以蝉的“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而表示内心的不满。感受「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又是一个境界，所以韩愈要“蝉嘒门长扃”；许浑爱看“雨过前山日未斜，清蝉嘒嘒落槐花”......
　　 要不是童年与蝉的亲密接触，以上这些内容恐怕很难引起我的兴趣。夏至，因为有蝉而有声有色，文化内涵丰富多彩，如果没了蝉，就难以称之为夏天了。
　　 村里的蒲扇老人做了一辈子蒲扇，如今最普通的蒲扇也已经成了稀罕物，但它却带着一段很多人都曾经有过的记忆。记得第一次从他手里接过蒲扇时，还以为是用棕榈树叶做的，后来读晋人的《南方草木状》才知道是用比棕榈树叶柔薄的蒲葵树叶。生于南国的这种蒲葵树，每年每株可用的蒲葵叶最多也不过十来张，采下来风干压平后，稍作修剪，配蔑丝扎好边缘，一把蒲扇就做成了。蒲扇老人现在做的是工艺品。那是最普通的和珍贵的材料完满结合，做得如做得如此精致，不免令人为之心动。扇面烫上了浓淡相宜的山水花草图案，乌亮的扇柄还是红木做的，形状也与以前熟悉的圆形不同，而是王羲字曾经为卖扇婆子题过字的六角扇。
　　 蒲扇质地轻盈而坚韧，一把蒲扇可以用上好几年。扇面的边缘俗称细边，有以金银线、绢、彩色丝线、细长条藤皮等手工缠绕、缝制而成的。蒲葵扇的扇柄，一般都保留用原葵叶的柄，考究一点的，则在葵柄外缠绕细长条的藤皮，或外面套上染色的竹管，执于手中，就更柔滑而舒这了。蒲扇老人现在做的，扇柄有饰以方竹、湘妃竹、佛肚竹等名贵竹材，甚至用牛角、玳瑁等。
　　 传说王羲之题字的是竹扇，但那时选择用蒲扇的人也多。《晋书·谢安传》记载：有在京师的乡人罢官回乡，临行前来见谢安，谢安问他回家的盘缠怎么解决？乡人说他：“有蒲葵扇五万。”于是谢安取了一把带在身边，一时京师士庶见了竞相效仿，蒲扇价格因此增至数倍。唐朝诗人孙元晏还为此事写过一首《蒲葵扇》诗：“抛舍东山岁月遥，几施经略挫雄豪。若非名德喧环宇，争得蒲葵价数高。”作者是南京人，对于乌衣巷中的历史人物，具有特殊感情。
　　 另一位被排挤到过鄱阳的唐人李嘉佑，有诗曰：“傲吏身闲笑五侯，西江取竹起高楼，南风不用蒲葵扇，纱帽闲眠对水鸥。”表现的是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和他豪放不羁的性格。但炎炎夏日，平民们则只要两手有空，都会带一把蒲扇。象济公那样插在脖子后面里，或者插在腰后也不碍事。茶炉药灶，或者城里人的煤球炉，也都会配上一把旧蒲扇。那时上寄宿中学，大家蚊帐里也都有一把蒲扇，有些人还会在上面用钢笔写上一首胡诌的小诗，卖弄一下才学，旁人见了，会和上几句，或者赞赏，或者揶俞都无伤大雅，如果不满意，要擦去也容易。有人也因此而差点摊上了麻烦，因为他在上面写了一首叫《调笑令》：“可笑，可笑，胖头鱼也高跳，不识不知念经，面团心浑肉惊，惊肉，惊肉，龙宫一片腥臭。”
　　 “扇扇有凉风，天天在手中，年年五六月，夜夜打蚊虫。”都市里是路灯下的乘凉需要蒲扇，乡村使用的时间更是长达五六个月。“日落炎威退，池塘淡月中；踏歌闻市上，渔笛在溪东；蒲扇轻摇暑，蕉衫短受风；晚凉闲独步，古寺一桥通。”黄昏后，手摇蒲扇随处转转也是水乡的风情。为孩子们搬一条光滑的宽凳，或者搭一块树板，让他们躺在上面，听老人们会一边摇著蒲扇，一边为孩子们讲述古老的传说，直到老人手中的蒲扇在睡意朦胧中滑落在了地上。而摆龙门阵的年轻人则兴味正浓，这时，蒲扇就是他们手中的麈尾、拂尘；是征战的军旗、砍杀的武器。这时，相较于气度局促的纸扇，蒲扇不仅经济实惠，而且朴实大气。如果说纸扇扇出来的的雌风，那么蒲扇扇出来的，大概就可以算是雄风了。
　　 少小离家，忽远忽近地走过了天南地北，飘泊之中，乡愁恰似一个不离左右的磁场，总是让人在距离的移动中感应到能量。乡愁是一种怀旧，不必等浓浓的乌发渐渐变成稀薄的白云，次第盘旋上了颅顶。怀旧是一种成熟的标志，包含对少年时代天真梦想以及挫折的铭记，也包含终于成长起来的矜持。虽说到不了的地方叫远方，回不去的地方叫故乡，但乡愁却鼓动人回去看看，只是通往远去故乡津梁已断，只留下一条怀念的彩虹，彩虹很美，但走到近前就不见了。宋之问的名句说：“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乡愁确如指南针一样，如果把它置于恒久指向的南极，恐怕总要滴溜溜乱转，难免有几分难以把持的迷乱。
　　 乡愁是一轮圆月，在漆黑的夜幕上，凿空出一处灵魂穿越孤独时空的隧道入口。源源不断地从生命开始的地方，默默输送来生命的活力，不经意间填补现实零碎的断层。用一点洒脱的放任，一点笨拙的纯真，一点无忌的稚嫩，一点随意的诚恳，于是发现，生命的宝藏，原来就埋在自己心灵的深处。有人说：忙碌是一种幸福，让我们没有时间痛苦；奔波是一种快乐，让我们真实感受生活；疲惫是一种享受，让我们无暇空虚。然而，再忙碌、奔波、疲惫，乡愁总会顽强地浮上心头，来熨平被揉搓皱了的岁月，校正明日行程的方向，并让人争取到一点产生思想的权利。
　　 总是不愿在别人的倦怠处留下过多似有实无的痕迹，是命运安排一场幼年的擦肩而过，它推动一生的波澜，操纵漫漫追求路上各处难以长久收留的情感。当灯光拉长了白昼，浓茶缩短了黑夜，贫血的心结冰的情，面对所剩无几的酒杯，莫名的乡愁，正如不肯枯竭的泉涌，总能激起创造的激情，告诉我希望永远大于现实的可能。虽说怀旧的观众只有自己一人，总是散场后不愿离去，等待下一场播放，同样的故事，不变的结局。但我从中闻到泥土的芬芳，在朝雾里深深呼吸一下，晨光似银中，我会下地去泥土里辛勤耕耘，哪怕是难忍的泪花，也要让它结出灿烂的果实。我知道那时故土的鸟儿和蝉唱，会为我单纯地欢呼，不在乎评论家的存在。
　　 乡愁最易于在胃底深处被唤醒，那是母亲留下的滋味。乡愁本来就有宗教般的意味，故乡飘逸的白云，夜夜进入我的梦里，芳香而美丽的鲜花，日日沁入我的眼鼻，清澈的溪水，时时流入我的心田。按照康德的说法是：“形而上学中体现了人类的终极关怀。”这里面没有价格，却有价值，精神上得到的愉悦，岂可用对待物质的办法，加减乘除来算计。
　　 故乡的滋味中，总有苜蓿的清香味。突然想到胡祖德注清人秦荣先的《上海县竹枝词》，“吃罢吃摊粞，一味金花菜割畦”中说的：“以金花菜入米粉，名草头摊粞，均立夏日食。”金花菜、草头，都是苜蓿的别名。立夏吃油煎的草头摊粞，谓可免“疰夏”。吃起来也别具风味的，这常令我遥想起金戈铁马的边关古战场，唐人所谓“崚曾高耸骨如山，远放春郊苜蓿间。百战沙场汗流血，梦魂犹在玉门关”，那些“垆头酒熟葡萄香，马足春深苜蓿长。醉听古来横吹曲，雄心一片在西凉”的战将们，在戎马倥偬之中，是否在“苜蓿峰边逢立春，葫芦河上泪沾巾。闺中只是空相忆，不见沙场愁杀人”之时，也这样吃过？
　　 很久不见草头摊粞了，草头烧饼却偶然尚能见到。春分一过，白日一天比一天长，农家劳作到下午，就觉得飢肠辘辘，而这青黄不接之时，正是苜蓿一片绿意盎然之日，于是草头烧饼就登场了。和草头摊粞类似的地方是，将苜蓿嫩叶轻轻搓揉至溢出绿色的水分后剁碎，和入米粉用热水和成粉团，压成扁饼入锅，草头烧饼的做法也类似于生煎包，传统上称之为熯。锅内淋油加热，将草头烧饼排入盖锅慢烧至“吱吱”作响后，将烧饼翻一遍，再沿锅边淋油，浇少许水，盖锅焖至水乾。出锅的草头烧饼两面金黄，吃起来既有苜蓿的清香，还皮脆而内软糯，风味绝佳。
　　 《史记》载：“马嗜苜蓿，汉使取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苜蓿为名马所嗜，所以日本人称之为“马肥”草。“天马初从渥水来，郊歌曾唱得龙媒。不知玉塞沙中路，苜蓿残花几处开”，《汉书》载：“汉使采苜蓿归，天子益种离宫别馆旁。”于是“春深万里苜蓿头”的景色随之而起。然而，正如唐人修的《新修本草》所说：“长安中乃有苜蓿园，北人甚重此，江南人不甚食之。”虽然马嗜牧蓿壮，人食亦健康，种稻肥土壤，春日救饥荒，也尽管《本草纲目》说苜蓿“安中利入，可久食。利五脏，轻身健人”；《四时类要》也说“苜蓿春食作乾菜，至益人”，但从前南方农家并不常去吃它，除非遇到饥荒才用它救难，所以陆游的《春残诗》就说过“苜蓿苗侵官道合”，明代江南巡抚周忱仍然要人“布种苜蓿以防饥年”；《呻吟语》的作者吕坤，也劝人“薄地可种苜蓿，虽不甚茂，犹胜于田。”和《齐民要术》所说“铁杷耧土令起，然后下水。一年三刈......春初既中生啖，为羹甚香。长宜饲马，马尤嗜之。此物长生，种者一劳永逸。都邑负郭，所宜种之。”有所不同，江南农家更多的是用之于肥田。每年稻穀收割完毕，田头挖个草泥坑，用河泥拌上苜蓿种子，再用草泥桶一桶桶送至稻田裡，长出来的苜蓿，就是来年稻田里的绿肥了。
　　 “士大夫以菜根为难嚼，儒者以苜蓿为本分”，所谓君子不器，形而下者谓之器，知识人所贵者在于追求一些形而上的思想、精神。唐开元中，廉洁奉公的薛令之与贺知章是一起教授东宫太子李亨的侍讲先生，而权臣李林甫迎合唐玄宗对于太子的微妙心理，打压太子以致太子的老师连像样的食物也吃不上，于是薛令之在东宫牆上题诗《自悼》：“朝日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宿长阑干。饭涩匙难绾，羹稀箸易宽。只可谋朝夕，何由保岁寒。”这当然不是简单的抱怨，而是藉此表达了对于大唐国运的担忧。唐玄宗看到后很是不悦，挥笔题诗其侧：“啄木嘴距长，凤凤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既然皇帝发话了，薛令之只好因此谢病回乡。安史之乱后，太子李亨登基成了唐肃宗，他不忘这位正直清廉的老师，于是就“以东宫旧恩召之”，而此时薛令之已离人世。
　　 相传，唐肃宗感慨之余，下了一道表彰的圣旨，敕其乡曰“廉村”；水曰“廉溪”；山曰“廉山”，这些地名至今犹存。从此，“先生虽病甘苜蓿”、“阑干苜蓿先生饭”，不仅仅灵魂工程师们“岁俭餐宜苜蓿盘”，苜蓿盘也成了具有精神追求者代表性食物的代名词。
　　 晋人葛洪的《西京杂记》说：“乐游苑多苜蓿，风在其间，常萧萧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怀风，又名光风。”无论王安石的“苜蓿阑干放晚花”，还是陆游的“苜蓿堆盘莫笑贫”，都能令人感知其清苦中，精神上富足而自豪的风光，陆游就直接说了，“饭余扪腹吾真足，苜蓿何妨日满盘”，完全没有“绦纱谅无有，苜蓿聊可嚼”的被动落寂之态。
　　 那时农家常要吃麦饭，收获了庄稼，米要舂，麦要磨，都是费力费时的活，麦粒放在石磨里磨出来的就是麦粞，也称麦屑、麦头。江南盛于稻作，大面积种麦始于东晋南渡以后，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在元嘉二十一年下诏：“南徐兖豫及扬州浙江江西属郡，自今悉督种麦，以助阙乏”，并令速运彭城、下邳的麦种过来播种，从此为定制。《陈书．孝行传》说张昭：“及父卒，兄弟立不衣绵帛，不食盐醋，日唯食一升麦屑粥而已。”南朝的梁军在与北朝齐军交战时，在稻米食尽之后，“调市人馈军，皆是麦屑为饭，以荷叶裹而分给，间以麦绊。”食麦在江南是贫困的象征，所以明朝戏曲《锦笺记》说：“做人切莫做余姚，到处人呼‘麦粞包’。”不仅地瘠税重的余姚农民，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南通纱厂工人也说：“纱厂工人生活难，醃虀咸瓜麦粞饭。”上海抗战时童谣说：“八一三，八一三，东洋乌龟掼炸弹，阿三就此遭大难。一路无钱买夜饭，肚皮饿来手脚坍，求爷爷，告奶奶，讨着半碗麦粞饭，忍着痛苦吃下去，家仇国恨记胸怀。”
　　 光绪《川沙厅志》载：“小麦以为面，圆麦磨粞，杂米食之，曰‘麦头饭’，贫者赖以接济，故他邑有‘东乡麦子’之目。”麦粞中加了米，向往吃可口白米饭的江南人还是要挖苦。清人王有光的《吴下谚联》说：“粪，所以美土疆，清者力薄，浓者力厚。此自然之势。何松江之一清如水者，反胜于上海之浓厚，以铁搭坌取者乎？盖上海土高宜麦，与华、娄产稻之乡异。松江人每嘲为东乡吃麦饭，故其粪无力。松江人心思尖锐，不似上海人直遂，上海人每嘲松江人从肚肠中刮出脂油，故粪虽清薄而有力。”
　　 西边的松江人与东边宜于种麦的上海县人互嘲，西边的华亭县、娄县是稻米之乡，所以“东乡麦子”是讥嘲上海县。麦粞饭的做法是先将大米煮滚，倒入麦粞搅匀再加把火煮熟。煮好后米饭还是会下沉，麦粞在上，盛饭时从锅底挖出来的米饭多一些，向人示好就用这种盛法，米麦的比例，则视各家的贫困程度而定。
　　 正如清人李林松的《沪渎竹枝词》所说：“东乡麦子尽人嘲，万顷黄云是乐郊；但得催科人不至，冬春米又绿荷包。”稻米之乡吃不上米饭，究其原因是猛于虎的苛政，剥削之严酷，以至于南宋的朱熹也要吃麦饭，他有诗道：“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飢；莫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饮时。”绍兴谚语说：“吃麦屑饭游西湖，辛苦铜钱快活用。”有口吃的，就不妨穷开心一回。乾隆年间的常熟徐市人顾彬的《过李将军墓次东溆韵》则说：“寒食招魂无麦饭，黄昏吊影有磷灯”，连麦饭也吃不上那就要绝望了。南宋周紫芝的《婆饼焦》说：“云穰穰，麦穗黄，婆饼欲焦新麦香。今年麦熟不敢尝，斗量车载倾囷仓，化作三军马上粮。”“婆饼焦”的故事是绝望者的呼声，明代冯梦龙的《情史类略》里说：“人有远戍者，其妇从山头望之，化为鸟。时烹饼将以为饷，使其子侦之，恐其焦不可食也；往已，见其母化此物，但呼『婆饼焦』也，今江淮所在有之。”
　　 “婆饼焦”，就是麦熟时出现的鹪鹩，比麻雀还要小不少的身子，在告诉人们，虽然麦子收成不错，农夫仍然飢荒严重，尝新做几个麦饼也不容易，更不用说吃麦粞饭了。如今日子好过了，“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也成了历史，偶尔喝一碗麦粞粥，不由得想起东汉刘秀登基后，念念不忘之前自蓟东南驰，晨夜草舍，夜经饶阳芜蒌亭到虖沱河，飢寒交迫中吃过的豆粥、麦饭。
　　 野外下了几滴春雨，大地一片温润。要不了多久，桃花就开了，雏鸟也长出了羽毛，接着就是“麦秋在野，蚕停于室”的季节了。于是与农家相约，到了那时再来吃顿麦粞饭。踏青到郊外，行走在芃芃其麦的江南田野，让人赏心悦目。农家端出一碗久违了的麦粞粥待客，人道是当下重新复活的健康食物，令人感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