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屋后的山坡上，有两条龙窑依山势而建，左右相对，长约60-70米，卧在土里，露出半身脊背，上下相隔约10-15米处留有窑门，是进出货物的地方，两条龙共开了八个门，两门相对处，都辟了平场，形成了四级错台式场地，每层都有小路相连，为入窑前和出窑后，货物堆积之处；“龙头”是窑炉所在地，窑砖顺势围了个小屋，盖了红瓦，是开窑后主要供给火源的地方，也是窑工们的主要活动场所；“龙身”宽大、净空也较高，每隔半米留有一个长宽约20厘米小孔，称为“窑眼”，是后期加柴淬火、查看火候和制品烧制情况的窗口；越向上龙身越小，顶部是高约2-3米的烟囱，也像极了“龙尾”。
　　 两条龙在这里卧了多少年，连村里的老人也说不清楚，都说打小能记事的时候就有了。而我所知道的是，村里制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600年前的明洪武初年，而老家的土窑质地远不如官窑那般坚固，自然不会有太久远的历史，只不过在原处破了再建，建了再破，如此往复多少次而已，不管怎么说，还是有点历史沧桑感的，也可以从山坡挖地三尺皆是瓦砾这一点上可以感知！
　　 我的记忆中，两条龙窑是交替使用的，大约一个月使用5-6次，一个烧窑周期约5-6天。装窑的日子一般是晴天，由搬运工人把自然阴干的窑货（陶器土坯）挑到窑场，由窑工们一件一件摆放进窑内。摆窑货是极有讲究的，老到的窑工极像技术高超的工程师，把空间运用得滴水不漏，既要保证码得多、码的稳，还要兼顾内部通透，不能阻了火势，还要给窑眼留出塞柴火、看物件的空间。
　　 一般来说，大件的带釉的陶器、盛水的容器，需要烧得结一点，以增加密度，烧成后，颜色相对较深，不会出现渗漏，这样的器物需要离龙头近一点；而有一些对密度要求不大的粗制陶器，如：红瓦、砂盆等等，放在“龙身”靠后，离烟囱较近的地方，这里火势相对较小，只能烧制成红色。而我们小孩子自己做的小陶器，陶泥捏的手枪、小人、小动物，还有各家各户自己制作的，具有陶村特色、绝无仅有的物件：陶锅盖、陶制蜂窝煤炉等等，也都放在这一层。
　　 每到装窑这天，窑场上一派繁忙景象，大人们挑的挑、搬的搬，装窑的装窑，配合得十分紧密。我们孩子也不闲着，拿着自己打磨得光溜溜的玩具土坯，眼巴巴地等着叔叔伯伯们装进窑里。大人们似乎不大理会我们，总是不紧不慢地干着活，装窑的活计是慌不得急不得的，偶尔也会伸手接过我们手上的泥坯，让我们乐得直蹦高！而没有拿走土坯的小朋友，则会露出羡慕的神情，猛吸一把掉长的鼻涕，做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架势，苦苦等待。
　　 窑装好后，接着就是封闭窑门、窑眼，再往下，就是点火了。点火，应该是烧窑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了，据老人们说，过去点火是要举行仪式的，敬天敬地敬火神，祈求神灵，保佑这一窑陶货无破无损品相好，可以买个好价钱！还会喝点酒、炸几挂鞭，既是祈愿，也是预祝，更是老百姓一种朴素的文化传承。总之，这一窑陶货，承载着全村人的希望，就像农民对丰收的渴望！
　　 然而，在那个凡事都“政治挂帅”的年代，敬神炸鞭，这些都是被当做封建残余所禁止的，父辈们心中的冀望，也只能在心中默念了。
　　 烧窑的过程是及其漫长和复杂的，先是在炉口处，用“硬火”慢烧两天，称作“唤窑”，一般用硬质柴火，如干的粗树枝、劈柴等等，火大且耐久，后来则干脆改成了煤炭。
　　 记得我小的时候，父亲就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窑工，开火后，常常两天两夜守在炉边。我家就在窑炉附近，到吃饭时，都是我去叫他回来吃饭。有时候也会怀里揣着一块糍粑，让爸爸烤给我吃，他总是细心的擦干净炉膛边一块耐火砖，把糍粑放在上边烤，极有耐心地不停翻动，不大一会糍粑二面金黄，鼓胀得像根圆鼓鼓的白萝卜，撑破了脆皮，呼呼地冒着热气。他赶忙弄一块干净的白布巾包裹着捧在手里，拉过我坐在腿上，一边吹一边往我嘴里塞，烤熟的糍粑可真香啊！直到今天，我还固执的认为，糍粑烤着最好吃！
　　 炉膛下褪出的炉灰，就堆放在窑屋外不远处。很多孩子拿着家里偷出来的红苕埋在炉灰里，稍等片刻，刨出来，掰开，喷香扑鼻，咬一口软糯腻甜，透着酥香，味道好极了！也有孩子把家里存放许久的板栗拿来，投进炉灰里，不一会儿，炸起老高的白色灰雾，就像龙王三太子出水，惹得一群孩子四处追找、争抢！
　　 “唤窑”时间差不多了，轮换休息的窑工们都会赶来，参加下一个环节“接火”，从“龙头”附近第一个“窑眼”开始，两侧同时打开，先查看制品烧制情况，一般装窑时在窑眼下方放置有标本，拿长炉钩勾出来，查验后，就知道需要补充多大的火力和接火的时间，类似于锻造过程中的“淬火”，起到的是巩固和加强的作用。就这样，一对一对“窑眼”打开、查验、接火，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整个接火时间差不多6-7个小时，这期间工人们是不能休息的，需要一鼓作气完成，其劳动强度之大可想而知。遇到早晨或是夜间，家属一般会送一些好一点的吃食到现场，称作“接腰”，鸡蛋面条、摊煎饼、油条之类居多，这些东西都是平时舍不得吃的。给爸爸送吃的，一般是我的专利，每次给他送去，他都会有意无意“剩”一点给我。记得有一次，给他送红糖米汤和油条，他把油条撕给我一半，米汤也让我喝了小半碗，没想到被母亲撞见，后来也就不让我送餐了。
　　 接火完成后，炉膛里的余火会出净，炉门敞开，窑门处也会拆开几块窑砖，目的是敞气，使窑内温度尽快降下来，一般情况下，会等待24小时后，才组织“出窑”。
　　 出窑这天，就像全村人的节日，多日的等待，结果就在眼前，喜悦的心情如同农民收获粮食。窑工们从窑里把烧制好的陶器，一件一件小心翼翼的搬出来，其专注程度，就像对待艺术品，更像是母亲对待孩子，生怕手脚大了，有所损坏；现场也会有质检人员，用眼睛扫、手指敲、耳朵听，顷刻间就可以做出判断，用粉笔在制品上标出一级、二级、三级字样；分过级的陶器，搬运工们则挑到“货院”（也就是露天仓库）分别码放，废品则会运到弃物堆，一般都被捡拾回去，做了各家菜园和家庭小院的临时围墙，也算是废物利用，发挥了它的价值。我们这些孩子，则候在最顶上那个窑门附近，等待自己的“杰作”出窑。当看到自己的小玩意烧制得红彤彤特别漂亮时，高兴地手舞足蹈。有时候“作品”也会被烧黑或者变成残次品，拿出来的时候，一脸的不开心，只好默默地期待下次。
　　 那年月，生产任务还是蛮紧的，出窑后马上扫窑，仅仅停半天，就要装下一窑陶坯。而这半天，如果是冬天，就是我们孩子最开心的时候，扫干净的空窑里还有余温，在里边玩是很暖和的。大些的孩子，会搬几块砖头，借着窑眼和窑门的光亮，玩扑克牌、下棋，而穿着开裆裤的我们，要么在各处窑门间捉迷藏、打闹，或者爬上窑眼，对着打牌下棋的大孩子撒一把灰，然后拔腿飞跑，等追骂声小了、息了才停下，笑作一团，接着又会进行下一个恶作剧。没有女孩子的时候，会在窑尾位置，站成一排，看谁尿的最高、尿的最远；有时候也会踏着龙窑脊背，爬到瓦棚的三角铁架上，玩起了单杠动作，其中我的小伙伴耗子玩得最溜，他的单脚倒挂金钩，我学了很久都不会，就为玩这个，他妈妈没少追打他！现在想来，这个动作的确危险刺激，一个小孩，高不过0.9米，却在远离地面3-4米的高处玩各种各样的高难动作，尽管有龙窑垫脚，但万一没有落到龙窑上呢？想想都后怕！
　　 家乡那个窑场，尽管也称作陶瓷厂，但由于历史原因，农村人传统的小农经济意识，落后的作坊式生产方式，依然没能改变，成了制约发展的主要障碍，终于在商品经济全面开启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倒闭。做陶器的工棚逐渐废弃、倒塌，最后被私人当成宅基地盖了房屋，只有两条龙窑依然躺在后山的荒草中，诉说着曾经的历史。
　　 曾经的嘈杂、喧嚣、热闹早已远去，而今站在历史的新起点回头审视，落后的意识形态、落后的生产方式，固然应该被淘汰，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然而，陶器手工制作、烧制手艺乃至古老的龙窑，作为一种传统技艺、一种历史文化符号，不应该被湮没、被遗忘。
　　 而今，村中最年轻的陶器工匠、窑工也成了老人，真正技术精湛的老窑工、老匠人已屈指可数。联想电视新闻里看到的，外地的一些古龙窑、陶器作坊作为历史文化遗产被政府保护、发掘和传承，用来发展旅游业，给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心中不免怦然一动，我们这些陶村后代，是不是也应该为传承古老的陶器技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做点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