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自己难忘的童年，童年的回忆在每个人心中也都是温馨和浪漫的。而我最难忘的童年时代却是与过年紧密相联的。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过年真的是趣味无穷，欢乐无限，成为我一生中永久怀恋的记忆。
　　 那个时候，每到学校一放寒假，我们这些“淘气包”就像撒了欢儿的野马，也像出了笼的小鸟一样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放任自己了。我们可以从太阳刚一露脸儿一直玩儿到日落西山，直到夜幕徐徐落下，听到母亲一声接一声地叫着自己的小名回家，那种亲切又略带些责备的呼唤声，在异常寒冷的冬日那些骚动不安的傍晚越发显得清晰。我们则仍然怵着不想回家，是因为村里来了一个白沟镇的卖小泥人的老头，我们始终围着年迈的老头和他那些五颜六色的泥人久久不愿散去。在白沟老头那个独轮木车上面有一个最吸引我们的铁丝编制的笼子，那个神奇的笼子里有我们最喜欢的泥口哨、彩色的大公鸡、漂亮的金色小鸟，和一种我们俗称“咕咕鲨”的响亮的泥哨，还有最让我们眼红的甩炮、万花筒、链子手枪，以及家庭妇女们常用的针头线脑，染料顶针等等。可是，这些对我们最具吸引力的梦寐以求的玩具不是需要用钱买就是需要用家里的旧鞋兑换，我们却苦于囊中羞涩和很难“偷”出来家里的旧鞋子，大多数时候也只能是“望笼兴叹”，极不情愿地目送着白沟老头推着独轮木车一边吆喝着一边渐渐远去。
　　 有时候我们直到很晚还不愿回家，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仍然还在坑上玩儿滑冰。有的是一个人玩儿单滑，两脚一出溜滑出去很远；有的是两个人滑，一个人站立着双手拉着另一个蹲着的人的两只手，两个人也迅速地跑出很远；还有的坐在自制的冰车上像滑雪一样自由自在地在厚厚的冰层上尽情地欢乐……
　　 过了腊月十五，年味儿越来越浓了，大人们也整天乐得合不拢嘴。为了几个工分儿，他们都是成年累月累死累活地在队里上工，快过年了，终于盼到可以清闲自在地安享几天快乐的生活了。
　　 昨天晚上，小队里开了年终结算会，一年下来，大部分家庭都分到了一二百块钱，也有的亏钱户早已被好心的使钱户争相补上了给队里欠下的亏空，人们都可以心满意足地去集上置办年货了。可别小看了四十几年前那百十来块钱，那可是实在得很呢！记得当时颇为紧俏的猪肉不过八毛钱一斤，羊肉六毛钱一斤，一斤冬储大白菜二三分钱一斤，就连奢侈的白面也不过一毛五分到两毛钱一斤。
　　 我们村是一个大镇店，都是逢五排十每五天一个大集日。那个时候家家都漏了好多好吃的白薯粉条，拿到集上去卖。漏粉可不是一个省事的活儿，它要经过打团、过大萝、撇浆水、过小萝等制成团粉，还要经过烧锅、熬粉、瓢漏、洗粉等工序，最后才有了修长柔滑、劲道爽口的粉条。现在已经很难买到这种自己家加工的纯白薯粉条了，即便有也要十几块钱一斤才买得到，记得那个时候也就是卖六毛到八毛钱一斤。父亲赶集卖粉去了，我和我最要好的玩伴二嘎和三蛋儿也欢快地加入到了赶年集的队列之中。
　　 我们先到了炮市，在村东的一块开阔地上，噼里啪啦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持续不断地响彻云霄，满地都是红色的和白色的炮屑，人流汹涌，叫好声不断。卖炮的老客们都是一边站在垒起多高的炮箱子上挑起长长的炮竿子燃放，一边声嘶力竭地吆喝着，有的嗓子都喊哑了。他们都是高阳和蠡县一带的庄户人，有的几天前就从百里之遥的家乡慕名而来，急如星火地投奔到我们村最大的李家老店住了下来，为的就是能够早早赶上我们这个方圆百里都闻名的石亭大集，好有一个满意的收获。
　　 记得我曾经用我仅有的宝贵的五毛钱买了一挂一百响的鞭炮，因为舍不得一下子放完，都是一个一个地拆下来慢慢地享用。“嘭”地一声突然点燃炸响一个，现在想起来那种感觉在当时也真是惬意得很。
　　 在鞭炮市玩儿的差不多了，我们又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出溜到了年画市。这里赶集的人更多，真是人流如潮，挨肩擦背，比肩叠迹，拥挤不堪。一会儿我就被淹没在了浩瀚的人海中，有一阵儿竟挤得我喘不过气来。因为个子矮小，只看到大人们相互碰撞的腿。我和二嘎三蛋儿两个也失去了联系，谁也找不到谁了。我一时间慌了神儿，感觉到一种巨大的压抑和沉闷，好像世界的末日就要来临了，急得我真有些不知所措了。庆幸的是，一会儿过后，黑暗的天空中终于透出来一线明媚的亮色，我终于挤出了人群，来到了年画摊儿前。
　　 至今对当时的年画依然寄托着一份美好的感情，因为那些年画都被赋予了当时的政治生命。出于某些特定的政治需要，有诸如八大样板戏四条屏、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干革命、学习雷锋好榜样、军民团结、先进科技、社员们爱党敬社等等诸多的素材。宣传画市上，一摞摞喷吐着油墨芳香的崭新年画，像半堵墙一样排出去很长很长，后面的土墙上都挂满了丰富多彩的样画。可是我们这些小孩子只有欣赏年画的份儿，至于精心选购年画，那是大人们的事。
　　 过了腊月二十三小年，家家户户都乐不可支地忙着预备过年了。人们蒸馒头、蒸年糕、磨白面、做豆腐……条件好一点的免不了杀猪宰羊，喜庆新一年的到来。记得我们家每年的年根底下都要杀上一头猪，那可是我的奶奶辛辛苦苦喂了一年才长到一百几十斤的猪。我们家人口多劳力也多，自然挣的工分也多，只有奶奶一个人在家侍候我们一大家子的饭食，也一瓢一瓢地喂养着家里这头猪。
　　 父亲把猪逮住捆好，用独轮木车推到有名的杀猪匠高家爷俩家里，请高家爷俩把猪杀了，然后再把高家爷俩请到家里来吃上一顿好饭。酒足饭饱后还要给高家爷俩带上一刀好肉，约摸有七八斤上下，高家爷俩才把油嘴一抹，笑呵呵又满面春风地提着肉离开了。我们除留下一部分好肉自己过年以外，还要留下猪头和猪的上下水，也即猪的五脏六腑，剩下的还可以卖掉一部分。我的母亲和奶奶两个就开始忙活上了，她们忙着烫猪头，架上五印锅用全作料煮头蹄和猪的心肝肺肚儿，灌香肠等等。过年那几天，我们每顿饭都要切上一盘香喷喷的猪杂碎，那个解馋劲儿就别提了。只是有一点，在我睡觉的小北屋里，那个烫好的猪头在房梁上挂了好几天，当时真的觉得好害怕的样子。
　　 年三十晚上，刚一擦黑，四面八方此起彼伏的鞭炮声象爆豆一样响个不停，一个个闪光雷闪耀着璀璨夺目的光芒在夜空中炸响，划破了漆黑的夜幕。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从一声声响彻天地，不绝于耳的炮仗声中，可以感受到在这个普天同庆的除夕之夜，家家喜气洋洋，人人笑逐颜开的欢乐吉祥的场景。母亲和奶奶刚刚摆完了大供，一家人便忙着包饺子了。春节摆大供，在我们这里是家家都必做的一件不可或缺的事。奶奶早就蒸好了十几个特大号的馒头，把它们一一放在碗里，摆在了供奉着祖宗包袱的八仙桌子上。大馒头上又分别摆上菠菜、香菜、胡萝卜片、黄花木耳，还有五花肉片等等。每天的早、中、晚饭前还要变换着添加几个碗儿菜供奉，如白菜小炒肉、素什锦菜、水煮花生米等等。那个时候人们连电视机都没有，更谈不上什么观看春节晚会。在这个不眠的夜晚，家里人包好了明天一天要吃的饺子，看夜色还早，一家人便围在一起打扑克。父亲还给了我五毛钱的压岁钱，这真让我喜不自禁，极其珍视地放在了贴身口袋里。
　　 大年初一早上，我换上了一身簇新的衣裳，早早地吃了饺子，就要去街坊邻居家拜年了。这个时候天刚放亮，四外里还稀稀拉拉地响着清脆的鞭炮声。我和二嘎三蛋儿几个小伙伴成帮结队地走东家串西家，挨家挨户地给长辈们拜年。我们起得够早，有时候走进一家，全家人还正在吃饭；又到一家，才刚刚下饺子，满屋子热气腾腾。可是当我们进到每家屋子里每次都带着尊敬的称呼大喊一声“过年好”时，这些长辈们都是显出少有的亲热，立刻放下碗筷儿，一个劲地拉我们热炕上坐，还忙着给我们倒水，拿瓜子给我们吃，抓起一把糖果硬往我们衣袋里塞。 但当我们实实在在地跪在供奉祖宗的包袱前叩头时，长辈们立刻使劲地拉住了我们，忙说“来了就是拜年来了”。
　　 每到一家，大人们都像商量好一样问我们同一个问题：你们起五更来着吗？我们说：我们也没起多大五更，我们六点起来的。大人们则一个劲儿地解嘲说：是我们起来晚了。这时候我们突然感觉到我们的自尊心一下子提升到了一个令人崇敬的地步。要知道，这些长辈们平时都是拿我们当小孩子看待的，常常是以教训人的身份出现，而这天却对我们表现出了异常的亲切感。有的实在人家早已在供奉的祖宗包袱前的土屋地上铺上了一条麻袋，为的是怕我们跪下磕头时弄脏了裤子。春节，是联络乡邻们亲密感情的特有的好日子。有的两家平时矛盾激化得很深，甚至于大打出手，发誓永不往来，可就是因为到了春节这天，一方竟突然幡然悔悟良心发现，主动登门造访，感动的另一方涕泪横流，紧紧握着对方的手，虽万语千言竟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两家从此冰释前嫌，亲密无间。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可这样的事大多发生在春节期间，尤其是大年初一这一天。
　　 我在拜年的时候有一个习惯，不管到谁家，我总是第一眼先看看这家大门上和屋里门框上的春联，因为各家的春联在内容上总是不尽相同的。有的是“又是一年芳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有的是“扎根农村干革命，广阔天地练红心”，有的是“人民公社春光好，庄户人家气象新”，有的是“阶级斗争天天讲，地富反坏日日批”等等。进到屋里，我又总爱仔细地端详每一家墙上的年画。一致的是，每一家迎门的墙壁正中都无一例外地张贴着毛主席端正的正面半身画像，画像两边也都是一样的一副标语“跟共产党走，听毛主席话”。有的人家过年时墙壁都没有粉刷，黑魆魆的墙壁上直接贴上了崭新洁白的年画，年画的内容也都各不相同。还记得当时的几张年画，有“机器插秧好”、“人工降雨好”、“水笑人欢”（狮子滚绣球）、“雄伟的南京长江大桥”、“毛主席去安源”、“将革命进行到底”以及八大样板戏四条屏等等。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就破五了。过了初五一出溜就要到正月十五了。听说今年的正月十五村革委会要请保定的河北梆子剧团来村里唱上几天大戏，人们更是欣喜若狂地奔走相告。其实，我和二嘎三蛋儿几个对唱不唱什么大戏丝毫不感兴趣，我们苦恼的是离开学的日期一天天近了，而我们盼望的却是到了正月十五，就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顿滚圆焦黄的炸元宵了……
　　 2018年1月20日完稿于东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