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王送给惠施大葫芦的种子，惠施种下，结的果实有五石之大，却因这葫芦不实用而苦恼：拿来盛水，太过脆弱；剖开做瓢，又大得无地可放。无奈之下，只好把这御赐的葫芦砸碎。老朋友庄周听说后，笑道：“你还是不善于使用大的东西，像这能容五石的大葫芦，做成舟楫，浮游于江湖之上，多好呀！你竟忧虑它太大而无处可放？”
　　 这是《庄子·逍遥游》里的一个故事。在故事的结尾，望着一脸烦忧的惠施，庄子忍不住叹息说：“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蓬，是蓬草，“有蓬之心”就是说心如茅塞，沉滞呆板而失去活力，更因见识浅薄而不通道理。《逍遥游》里说，世间的智慧，有“小知”和“大知”之分。北海的大鹏，展翅南飞，“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却被地上的寒蝉、斑鸠们嘲笑；接舆告诉肩吾，神山之上，有自由自在的神人居住，她“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无谷，饮风吸露”，可以使万物不受伤害，年年五谷丰登。肩吾认为，接舆说的是“狂言”，不可相信……庄子用一则则生动的寓言说明，每个人的智慧都是有局限的，“小的智慧”往往是现实的经验、世俗的看法，它遮蔽和限制了多数人的认知，他们很难相信和理解超越一般经验之上的存在。就像大鹏展翅时的优游、神山上神人的逍遥，通常都会被人视为一种虚无飘渺的绝对自由而遭取笑。
　　 而在庄子看来，“无所待而游于无穷”的“逍遥游”是可以实现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无己”是忘我，“无功”和“无名”也就是超脱名利，一个人如果能顺应天地自然的变化，做到以上“三忘”，也就能获得“绝对自由”的“大知”，而能领悟这样通透的大智慧，也就接近于老庄哲学所说的“道”了。
　　 从“小知”和“大知”的分辨来说，惠子为葫芦无用而烦恼，确实显得见识浅陋了些，而庄子“以大樽浮乎江湖”，自然是一派通达、跳脱，无拘无束，是令读者击节赞赏的“大知”。读书至此，仿佛已经得到了《逍遥游》一篇的真谛：就是教人能跳出“有蓬之心”的局限，去追求绝对的自由。对心理压力巨大、久为身心不自由所困的现代人来说，这种“心灵鸡汤”式的领悟，就更加“解渴”了。
　　 可问题是，庄子的思考真有那么简单吗？
　　 人们可以自由地畅想以葫芦为舟楫、浮于江湖的浪漫场景，可当一个大而无用的葫芦——或者是类似的事物，真正摆在面前时，你首先感到的，可能是和惠施一样的棘手和烦忧。以经世致用的标准，惠施指责庄子之言“大而无用”，并没有什么不妥——又岂止是大而无用，简直就是纯粹诗化的臆想！
　　 历史上的惠施，是战国时魏国的名相，处理实际事务的经验和功绩比只做过“漆园小吏”的庄子强多了，同时，他又是名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既为名相，又是充满理性智慧的学者，读者自可以遥想惠施的风采。只是到了《庄子》一书里，现实中的“成功人士”惠相，才被艺术化地处理成一个汲汲于现实功名、呆板无趣甚至有一丝猥琐气象的“惠子”。
　　 这个惠子，经常与庄子辩论，却每次都落于下风：
　　 惠子说，我有一棵大树，大则大矣，却完全不是有用的良木，把树种在路旁，连木匠都不屑一顾。你的话就和此树一样，夸大无用。庄子回应道：“你有一棵大树，却忧虑它无用，为何不把它栽在空虚无用的地方，悠游在树旁，自由地躺于树下呢？”
　　 又有一次，惠子与庄子在濠水的桥上观鱼。两人为人是否能感受到鱼游水中的欢乐而争辩不休，惠子说：“你不是鱼，哪里知道鱼的欢乐呢？”狡黠的庄子反诘道：“你问我哪里知道鱼的欢乐，说明你已经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我是在桥上知道的呀！”惠子只好哑口无言。
　　 类似的语言交锋，还有很多。在这些交锋里，名家出身的惠子讲的是逻辑，是现实的经验，侃侃而谈的庄子，其实早已跳出了现实经验的束缚，回应的是审美，是艺术化的人生感受。这就是两种哲学路径的真正分别了。同样是一棵大树，在惠子和木匠眼里，它只具备木材的实用性，质地不好的树木，纵然再大，又有何用？而到了庄子的眼里，以无功利的审美态度来看待，就可以激活浪漫的诗性想象，感受到“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的艺术气息，是无用之大用。
　　 《庄子·秋水》篇里著名的濠梁之辩，比起庄子的“诡辩”，惠子其实早已在逻辑层面上取胜，人不是鱼，当然不能感受到鱼的快乐；可庄子讲的却是“移情”，是艺术层面上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是捕捉到自然之美的诗心。惠子以逻辑胜，但这样坚硬的逻辑推理，纵然扳回一局，也是干瘪、枯燥、缺乏情感温度的，又哪里有诗性的活泼和盎然的生机呢？人是需要诗，需要艺术和审美慰藉的，所以，有时候宁愿舍弃逻辑的演绎，而相信人与鱼共乐的审美经验。只可惜，我们的惠子是颇有些“不解风情”的。
　　 从濠梁观鱼，到飞翔在九万里高空的大鹏，再到接舆所描绘的神山神人，我认为，庄子的哲学，特别是《庄子》首篇《逍遥游》，它的表达方式，是形象化的寓言，是汪洋恣意，如行云流水般的诗化笔调；而它的精神底色，更是诗性的，是指向审美而非逻辑、浪漫而非现实、无限而非有限，是中国最早的艺术哲学、美学。
　　 与儒家哲学浓厚的实用主义和伦理道德色彩不同，庄子哲学对古代文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审美的人生态度上。以“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为教训来实践处事，难免会陷入事功上的尴尬，也比不过儒家“中庸之道”的度世金针；但若以逍遥境界为审美胸次，而俯仰万物，作文成诗，便可尽得古典艺术之风流。仔细想来，从陶潜的诗到宋人的画，从晋人的书法到元人的山水，再到近人隐逸于亭台园林间的逸兴怀思……举凡中国古典艺术的一切，哪里有不沾庄学遗韵的呢？
　　 也只有站在美学的高度，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庄子“有蓬之心”的叹息。囿于有限存在的经验，人往往会因膨胀的功利和实用之心，陷入和惠子一样的焦虑。而能缓解这一焦虑，真正达到逍遥境界的，只有艺术化的审美人生态度。心灵为蓬草所闭塞，自然是无法体会到诗性之美的，而这种诗性的遮蔽，何尝不是道家所说的大道之所亏呢？
　　 王国维曾经形容古典诗词的境界，有“隔”和“不隔”之分，理解某种哲学思想，同样讲究一种思维的穿透力。庄子在古典文化的初孕期，就敏锐洞察到了诗性匮乏的“有蓬之心”，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不把握这一点，不从美学和艺术哲学的角度来谈《庄子》（尤其是《逍遥游》），却以《庄子》为“治愈系”的“鸡汤文”，近人“隔”庄子之诗心也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