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你就听四弟一句劝吧！你那眼不是瞎了，是白内障，去医院摘除就好了！”我也不知道这是第几次劝二印去治疗他的眼睛了。他坐在小板凳上，两只眼眯起来，不论我怎么说，他都是一声不吭，像一尊雕塑。
　　 二堂兄张二印，与我是同一个祖父的兄弟。五兄弟，我排行老四，名叫张四印。我大哥叫张大印。我们的名字都是我们的祖父给取的，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带有“印”字，意谓将来掌握着权力。可到头来没一个人当上芝麻绿豆官。不过，文化人倒是出了两个。除了我，就是二印。
　　 我的这个二哥，爱好写作，自封为作家。他从高中毕业到现在，四十年间，从未停止过写作。我现在也喜欢舞文弄墨，就是受他的影响。二印上小学六年级，我刚刚入学，接受启蒙。我们家离学校有三里远，每当下雨，道路泥泞，难以行走，都是二印背着我上学或下学。当然，有人欺负我，也是他出头。后来，他去城里上初中和高中，每周回家，都要教我一首唐诗。下周回来就要考我，让我背诵和默写。现在，我能背唐诗三百首，就是二印那时候教会我的。
　　 我小学毕业回家放牛，喜欢看书的我却买不起书。我就经常去二印家找书看，但二印家也没有什么书，我大伯就把二印学过的课本和写过的作业本拿给我。我就认真选择了二印的语文课本和作文本。看来二印是个细心的人，他学过的课本都像新的一样。我看二印语文课本中的文学作品，看二印的作文。那时候，我觉得二印的作文写得非常好，我看了一遍又一遍。特别是写少年时代的经历，活灵活现，很多场景都是我亲眼所见的。多年之后，二印写了那么多小说，我都觉得不及他初中、高中时期的作文。当然，这是我的错觉，有点像光武皇帝刘秀被王莽追杀时，吃了一碗“麦仁饭”。他后来做了皇帝，总觉得皇宫里的饭菜不及那时的“麦仁饭”好吃。
　　 二印在恢复高考时，进过三四次考场，但都是以差几分而告失败。后来他开始写小说。他写小说时，乡里正在招收民办教师，我去参加考试被录取了。而二印说啥也不去考试，说当上了民办教师就没有时间写小说了，把我大伯气的直跳脚。
　　 二印写的小说我没看过。是他不让我看。他说我小学毕业怎么能看懂他写的小说呢？他说这话我很生气，从此，他写他的小说，我教我的书。我们俩成了“路人”。
　　 二印快三十岁了，还没有对象。不是女人看不上他，而是他看不上女人。准确地说，是他看不上没文化的女人。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之后，就不断有人给他说媳妇，他呢，也不断地去相亲，但每次都无功而返。原因就一点，他不注意女方的长相和年纪，主要关注女方是否会写字。他随身带着纸和笔，见面了什么都不问，让人家写几个字给他看。那时候，农家女子文盲很多，当然，也有个把上过小学的。文盲自不必说，小学生的水平根本写不出什么漂亮的字。他便教训人家：“嫁给我，你必须写一手好字，将来帮我抄写小说稿，我好腾出时间写更多更好的作品。”来相亲的女子便“哼”的一声走了。有嘴巴厉害的女子就嘲笑他：“也不看看你自己多大的出息！一个修地球、捏锄把的庄稼汉，还想娶识文断字的，做梦吧你！”
　　 受到一回侮辱，他便不再相亲了。有一次，张大印的老婆，也就是我大嫂，给他找了一个女孩。这女孩对男人的要求就是能写会算，二印当然相当合适。相亲那天，到处找不到他，后来才知道他跑淮河岸边，面对我国的第三大河寻找灵感去了。女孩在街上等着见面，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大嫂一再挽留，说再等等，有缘分也可能就半个时辰的事。最后没办法，大嫂跑到学校里找我，让我替二印相亲。我当然不愿意，说现在是什么年代，还搞“风雪配”？但大嫂是个泼辣货，连骂带推地把我弄到大街上，让那女孩看了一眼。没想到，女孩看上我了，满口答应了这门婚事。
　　 女孩后来成了二印的老婆——我的二嫂。他发觉大嫂偷梁换柱了，跟大嫂好一阵子吵闹。见到我也是板着面孔，好像她的杀父仇人似的。无奈，生米做成熟饭，二嫂也只有认命，老老实实做了“二印家的”。
　　 二印成天低着头走路，好像丢失了什么贵重物件。我知道，他是在思考他的小说。有一天，他们家都在地里锄芝麻，他一边挥舞锄头，一边思考着他的小说，结果把芝麻全给锄掉了，留下了跟芝麻相仿的“鸡冠菜”。我大伯看见他这样，拿着锄头要打他，他振振有词地说：“一亩芝麻值几个钱？我的小说要发表了，能换来十亩芝麻！”
　　 那时，二嫂还相信二印，认为他真能发表小说挣钱。所以，处处忍让。我大伯不懂什么小说，就觉得二印不务正业。经常气的吐血。我大娘死得早，是我大伯把二印拉扯大的。他就这么一个儿子，现在这样神神叨叨的，大伯伤心透了。
　　 那时候写稿，全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二印的字是练出来了，仿宋字写得很好看。就是小说没长进，写了七八年，没发表一个字。早先，邮寄稿件只需在信封右上角减去一个小三角就行了，不必张贴邮票。但后来这项优惠政策取消了，他邮寄稿子要花钱了。他还不肯寄平信，怕慢，怕丢失。他所有寄出的稿子都是挂号，要两元钱的邮票。就这个小钱，他还得找大伯要。大伯不给他，他就找老婆要。二嫂本来也没钱，就把家里的鸡蛋拿街上卖了，给二印当邮费。大伯知道了就朝儿媳妇发火：“他一个人疯也就罢了，你也跟着疯！当初，叫他考民办教师，他不干。四印考上了，现在转正了，一月一百多！”
　　 二印不服气地说：“一百多有啥了不起？等我的小说发表了，一篇就一千多！”
　　 我大伯是被二印气死的。
　　 那天上午，二嫂要生孩子，疼了半天还没生出来。我大伯让二印去街上找个接生婆来。他倒是去了，可他没走到街上，碰见了村里的李会计。会计说：“二印啊，刚才邮电所送报纸，里面夹着你的一封信。”
　　 二印大喜，他知道，能给他写信的除了出版社就是编辑部。他当时忘了自己的任务了，赶紧催着会计去村部拿信件。会计说，他得去乡政府送报表，完了才能去村部。二印就跟着会计去了乡政府。在乡政府办公室，村会计跟一个小干部闲聊喝茶，他也坐在连椅上，喝着茶，看着报纸。二印喜欢看新闻，他的很多作品据说都是根据新闻改编的。但他没有钱，订不了报纸，就经常去小学校“蹭报”。此刻，逮住机会，哪能不认真看？办公室有好几份报纸，他看了《人民日报》，又看《解放军报》，还有《参考消息》。看到中午，会计与小官员握手告别，他也去跟人家握手。然后跟会计到了村部，拿了信件，原来又是一封退稿信。正无精打采往家走，就见五印慌慌张张来找他，说二嫂肚里的孩子憋死了，是个男孩！大伯听说你去了村部，没到街上去，当时就气昏过去了！你还不赶快回家！二印这才如梦方醒，撒丫子往家跑。回到家里，见老婆还气息奄奄地活着，爹已经断气了。
　　 二印哭了一通。我们兄弟几个帮忙，把大伯安葬了。二印就折断了钢笔，说：“以后再也不写小说了。”我二嫂躺在床上弱弱地说：“二印呀，你从此醒过来，我还跟你过。”二印说：“我说到做到，再也不写一个字了。让那些学问都就饭吃吧！”
　　 可狗改不了吃屎，光头强改不了砍树。二嫂满月之后，他又写上了小说。
　　 那天，二嫂去了娘家。二印一个人在家里。他突然觉得一个人好生寂寞。寂寞中他来了灵感：村里一个老头昨天突然死了。这老头并不太老，六十岁。晚上吃了两碗面条，夜里不声不响地死了。活着的时候，老头是村里最会干农活的人。他犁的地不深不浅，不歪不斜，墒沟开的跟木匠打线似的，没一点弯曲；他码的草垛，光溜溜的，像个大馒头，下大雨也不会漏；他撒的种，均匀得如同手摆一样。这样的种庄稼的行家，村里就他一人。一辈子没生过病，到死也不麻烦任何人。相反，那些老干部，没病没灾的却长期蹲在疗养院里。有的人该死了却不让死，靠打点滴维持生命，不知道花了国家多少钱。相比之下，他觉得这两种人，对比十分鲜明，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有很深刻的主题。于是，一个人不吃不喝，用两天两夜的功夫，写了七千字的小说，取名《两种人》。又用一天一夜的时间改写誊清，就花两块钱寄出去了。
　　 二嫂回来后，发现他趴在小马蹄桌上睡着了。妻子把他喊起来，追问半天，他说了实话：这三天三夜，他没吃没喝没睡，一直把《两种人》写好。妻子生气了：“你说不写了，咋又写了呢？你是想把我也气死吧？”
　　 二印低声说：“这回真的不耽误干农活了，只是没事儿干的时候写。你别生气！”
　　 从此，二印写小说就像当年的地下党。他很低调，对谁也不吹嘘当作家发大财改变境遇的事了。但实际上，他的心是不平静的。小说先是寄给了《人民文学》编辑部，从此开始了难熬的等待。两个月之后，稿子被退回，他当然不认为是稿子的质量问题，而是怀疑编辑根本就不看他这个人小人物的稿子；接着，他把稿子寄给了本省的文学月刊《奔流》，还在稿件的十二页夹了根细细的头发，以此来检验编辑是否看过他的小说。两个月后，稿子再次被退回来，不过，那根柔软的头发丝却不见了；接着，他又把稿子寄给了本地区的刊物《报晓》。两个月后，又被退回来了。这种降幂似的投稿方式，也是二印的一大特色。他写的小说，全部都是先国级、后省级、最后区级。一路下来，一篇小说要在路上旅游大半年。二印死心了，就把《两种人》放在“已故”的旧稿中，不再邮寄了。
　　 但他并没有就此停笔，依旧按照自己对社会的认知和观察，写着短篇小说。1991年，二嫂再次怀孕，很快肚子就鼓起来了，到临盆前，大嫂组织三嫂、我妻子和五印的老婆，四个人轮流值班，直到二嫂生了个女儿，母女平安。她们四个妯娌组成的“帮生组”才宣告解散了。
　　 女儿出生后，家庭负担重了，二印便写写停停。村里男劳力出门打工，大印也劝他出去打工，可他哼哼唧唧不想去。妻子也不逼他，反正两口子种五亩地，也饿不着冻不着。
　　 1994年，淮河流域连降暴雨，内涝水涌到家门口了。乡政府动员行洪区的村民转移。二嫂抱着女儿上船，忽然想起一个编织袋没带来，编织袋里装着娘儿俩的换洗衣裳。她让二印回家取来。二印回到家，提来一个编织袋，丢在船上。等二嫂到达岗上，住在临时搭建的救灾棚里，换衣裳的时候，才发现编织袋里不是娘儿俩的衣裳，而是二印的小说稿子。二嫂当时就哭了。她的心被彻底伤透了。洪水下去后，二嫂直接抱着孩子回了娘家。
　　 那时候，大哥大嫂还劝过二印，让二印去接媳妇和孩子。但二印说他正在构思一部长篇小说，媳妇娘儿俩走了，正好没人打扰，就推三阻四地不去接。
　　 孤身一人的二印，没有了纠缠吵闹，真是闻鸡起舞，日以继夜，写他的长篇小说。据说，小说写的是我们这个村的村史，名叫《张营村演义》。从解放前的民国35年写到当下。
　　 每每想起当年二印背着我上学的情景，我就生发出一种感恩和悲天悯人的情感，觉得我们兄弟几个应该帮帮二印。我找过大哥张大印，让他想办法把二印的老婆孩子接回来。我说：“你让大嫂去接吧，她说的媒，她去最合适。”
　　 大印说：“你大嫂去过了，说人家已经走（嫁人）了。孩子也带走了。”
　　 想起孩子要生活在后爹的阴影里，我流了半天的清泪。
　　 那年的春节，我特意割了五斤肉，送给二印。二印接了，连个“谢”字也不说，随手挂在山墙上的一个钉子上。过了年，又过了元宵节，到清明节的时候，我去约二印给祖父上坟，刚到屋里，我就闻到了一股锐不可当的臭味。抬头一看，那块肉还挂在山墙上，上面布满了蛆虫。我一阵恶心，说：“看你可怜，送一块肉，你竟把它糟蹋了！你是生我的气，还是生肉的气呀？”
　　 二印说：“吃肉多耽误时间呀，没有吃面条快当！你要真想帮二哥，就把我写的这些旧作找个门路发表几篇吧！哪怕一篇，我也心满意足了。”
　　 二印知道我们县办了一份文学期刊，名叫《淮风》，我已经在上面发表几篇散文了。所以，他近乎哀求地望着我，等待我的回答。想起当年他不让我看他的小说，到现在求着我看，我又气又好笑。我说：“你拿来吧。”
　　 二印就提了厚厚的一摞稿纸，递给我说：“这是我投出来的质量好的稿子，一共二十九篇，你再筛选一下，好歹也帮哥发表几篇出来。”
　　 第二天，我骑着自行车，把全部二十九篇稿子带到了县作协办公室。县作协秘书长杨先生是我的朋友。我向他介绍了张二印，把杨先生感动坏了。他立即向作协主席赵先生汇报。赵先生批准杨先生找来本县几位有名的作家，搞了个“看稿会”。他们几位作家看了整整两天，每人都把二十九篇小说看了一遍。最后座谈的时候，一致说达不到发表的水平。
　　 杨先生电话告诉我的时候，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对二印说。踌躇半天，我还是决定实话实说。二印听了我的话，也没怎么悲伤，只是淡淡地说：“看来我不适合写短篇，今后就写长篇算了。听说，现在出版长篇小说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