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是命中注定，父亲的这次意外摔伤，是人生中难逃的劫难。
　　 那是2011年的农历十月初一，照例是给已逝的亲人送纸钱的日子。
　　 父亲一直是无神论者，对这些他一直没大重视过。
　　 那天晚上，我恰巧没去娘家吃饭，母亲晚饭后有点困，父亲正在看央视11的空中剧院，看得上瘾。因离老家远，我们一般都是在路口给逝去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娘烧点纸。
　　 那天，电视结束大概要晚上近10时，母亲累了，就说要不你在家看电视，我去路口烧纸吧。就这样，带着打好的纸出发了。
　　 烧完了，又在另一条街上绕回来回的家，这样来回大概半个多小时，而父亲就在这段时间摔伤的。意外，总是很残酷地突如其来，令人始料未及。
　　 等母亲回家，看到的是坐在沙发上头上顶着一个肿包、眼角有血丝的父亲。
　　 母亲只是简单地处理了下，因天晚了，也没给任何人打电话，包括近在咫尺的我。
　　 那晚父亲一定很疼很疼，一想起这，我心里愧疚不已，心如刀绞……
　　 第二天中午回到家，看到父亲戴着帽子、围着口罩在健身器前健身，我笑着与父亲摆手。
　　 把饭菜收拾好，父亲回来了，看着父亲把帽子压得有点低，就笑着说：“回家了还戴啊！”一边说着，一边用手去摘，父亲阻拦着，这时看到了父亲的眼角血痕，我的泪一下子涌出来，怎么了？爸……
　　 这才知道，父亲昨晚的意外摔伤。下午就要去医院看病，父亲说没事，没事，吃了点药现在不疼了。我还坚持，父亲有点生气，大声说，反正我不去医院！让人笑话哩！
　　 父亲有时固执的雷打不动，我也就没再坚持。
　　 第二天到了班上，隐隐有点担心，就打电话给爱人，让他请中医院的朋友杨医生给父亲去家里瞧瞧。
　　 他是中医，看了看，问了问父亲的感受，也说没大事，心脏脉气不好，喝点汤药调理下吧。就这样，喝了大概近二十副左右。肿也消了，也就没再理会。
　　 大约停药十多天，有天父亲说有点头痛，我们说要不去市医院看看吧，也系统地检查下。
　　 这样，在市医院里，做的检查中，其中有个头部CT查出父亲因摔伤引起的“慢性硬膜下血肿”。而且血肿面积很大，给出两种方案，一种手术，一种就是保守治疗，极力排斥手术的父亲，选择了第二种方案。
　　 在市医院住了大概十多天，父亲病情有点加重，走路渐渐不稳，他认为是卧床输液的原因，坚持回家治疗。
　　 在家里只是吃药，喝汤药，母亲每天就是尽其所能给父亲做他喜欢吃的东西。
　　 其实这时父亲病情已是很重了，他一口咬定不头疼了，为了让我们相信，他还坚持不吃医生给开的口服药罗通定。
　　 而那时在网上寻到一个中药方子，让市医院的谷医生看过说可行，我们也很盲目地乐观，父亲的病一定会被治好。
　　 开始自己能慢慢走路，后来，两人搀扶，后来，自卧室来到客厅，短短的几米路程，竟如长途跋涉似的艰难的令人叹息。正好那是月初，也是年初，工作有点忙，也就没大上心父亲的病。
　　 后来父亲左腿无力的迈不动步子，是先生背着他去的卫生间，眼神已有些迟缓，但说话还是很清楚的，我问医生，医生说不头疼，就是血肿稳定住了，再观察观察，忙过几天，1月7日，我拿着父亲的检查片子，直接去省立医院，挂号咨询了三位专家，得到的答复是同样的，要立即手术！保守很危险！
　　 病痛的折磨，令父亲也很虚弱，他说要不再去市医院吧。
　　 第二天，感觉父亲坐着已是很艰难，我呼叫了市里的120，一路上呼啸着，很快地去了市医院。
　　 谷大夫检查了父亲的体征，说肌体已是二级，转院吧，直接去脑科，保守看来是不行了。刚在这儿办理了手续，余额已是不多，谷大夫就说我们帮你办理退款手续，你下午或明天抽时间来直接退款就行。
　　 马不停蹄救护车又呼啸着去开发区脑科医院，市中心离我们渐行渐远。
　　 很快地办理了住院手续，重新做CT。结果显示，血肿面积已发生变化，过去是1.4*28，现在是1.1*35了，医生建议手术，若不施行，将是很危险。本来，来到脑科医院，已知手术将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医生让我们家属商量时，心里还是很忐忑的。由于全家当时商议是保守治疗，手术风险未卜，二姐尚在郑州没回来，打电话给二姐，报告父亲病情，最后她说若实在是别无选择，就手术吧，和大姐商量，也是这样。只是由于父亲体质较弱，我们不可能乐观看到父亲术后情况，但是时间紧迫，由不得我们进行太多的思索，行与不行，做与不做，只能单选。
　　 医生拿出几页纸，无非是术中不能百分百保证成功，要我们为我们的选择签字，写下书面承诺，反反复复的咨询医生，对医院手术概率、父亲身体耐受度、年龄区间的问询，让我的心里稍稍有点底。想想父亲病卧在床的痛苦，牙一咬紧，泪光中，颤抖着签下了第一个字。又一想，若真的不成功，我将和老父一起走，黄泉路上照顾他，这样一想，又很快地签完了所有的字，准备好资料，医生说我们尽量安排今天下午手术。
　　 回到病房，看到父亲已输液，旁边还有监护仪在时刻监测父亲的血压、心率等。
　　 在下午四时多，有个医生说给父亲剃头，我知道，手术将要开始了。
　　 整个过程，父亲都在昏睡，在医生通知我们推病人进手术室时，父亲醒了，抬起头，看看我们，竟笑了。那时是2012年1月12日17时。在漫长的等待中，心里无数次地设想了种种后果，越是等待，这种不良念头越是汹涌不已。
　　 终于18时40分，手术室门推开，我看到了父亲，及头右侧长长的引流管，父亲睁着眼睛，医生对我们微笑，手术很成功。
　　 做完手术的父亲精神还好，我们推他进我们的病房，还是有监护仪在时刻监护父亲术后的身体体征，可能是中指被夹得不舒服，他不断地推出，我就不断地再给他夹上，反反复复的，让他有点厌烦了。我看了看输液单，天哪，八大袋子液体呢。麻药劲儿过后，父亲头部伤口可能开始痛，他下意识地用手捉，怕他动伤口，我就用手捉住，父亲不断地说，放开，后来近乎有点请求。大姐、大姐夫、我们三人轮流照看父亲，我让他们先睡，自己一点儿也不困，自己心中反复地念佛祈祷。室内除了此起彼伏的鼾声，就是父亲在小声地说话，反复地说手术过程，特别是头盖骨钻孔时，感觉他在旋转，很快地速度，我的泪不停地打转，百感交集，若真得能代受，老天让我去受好了。有时说累了，也休息会儿，反复地在被子上划字，仿佛呓语，说着莫名其妙的话，医生叮嘱说二小时翻一次身，二小时后才可少量饮水，开始要流食。费力地推着父亲沉重的身体，握住父亲的脚踝帮他屈起放下，帮他按摩有点凉的身体，唉，此时独立翻身已成为一种奢望。还好，父亲小便正常，不象我们邻床的病人导尿。
　　 查房的医生要父亲抬腿，抬手臂，父亲很配合，也很高兴，仿佛很得意地笑着举得很高，很单纯的目光注视着医生，反复地说感谢医生让他的腿能抬起。让父亲用吸管喝口水，一点点，父亲也很配合。
　　 只是我一直很奇怪地是，父亲竟变个人似的，声音含糊地说我把他什么东西搞丢了，很生气的样子，让我束手无策，我那茫然的样子，更激怒了他，他大声地责问我，我开始还洗白自己，反复地，后来，听医生说这种表现是术后反映，我很害怕和父亲争辩对父亲身体恢复有障碍，索性就一直他说什么，我就认可什么，不再争辩了，到现在我还记得，父亲一再地叮嘱让我和拉我下水的人划清界线类的话，他脑中记忆的是不是难忘的年轻时代，那火红岁月中常用的词句。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大概二天左右，后来吃的东西也多点了，喝得水也多点了，逐渐地能吃点流食，再后来能吃菜饭的，过了差不多半月时间，父亲开始用我们扶着走路，坚强的父亲后来就甩开我们独立行走，过了差不多半月时间，医生看到父亲恢复的挺好的，就让父亲出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