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前，我再次来到渔村旁的公寓，处理父亲的遗物。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有十个月了。
　　 现在，我独自站在阳台上，看着空中燕子往来翻飞，听它们叫着呢喃的燕语。忽然，一阵风吹来，将渔村的花树吹散，那些粉色、红色的花瓣纷纷扬扬地飘落在我左侧靠后的窗台，像是一阵桃花雨。
　　 这是个阳光灿烂却又幽静的地方，站在阳台上，可以看见天上的流云，近处的河，远处的山。父亲戎马一生，离开军营后定居江南，近四十年光景，从来没有离开这里。先前，古运河从眼前缓缓流淌，河的两岸串联起无数的鱼塘，阳光下像是一地反光的碎玻璃。常常有乌篷船从河上驶过，有渔民向鱼塘里抛撒给鱼吃的螺蛳。向北望，是小城人引以为自豪的惠泉山，山下有闻名全国的“天下第二泉”。
　　 父亲喜欢这里，尤其喜欢在晚饭后，到鱼塘间的堤坝上散步，即使天上飘下毛毛细雨，他也不改习惯。后来，我们姊妹们大了，各自搬去自己的新居。我们动员他也享受一下现代化的居室，他却执著地固守在这破旧的渔村旁的公寓里。他喜欢这里的宁静，说是一生动荡，老了，不想再挪窝。父亲刚离休时，我常常陪他去散步，有时在鱼塘间，有时在河畔。等到他年近九旬，走不动了，就陪他坐下来吃茶、聊天。
　　 父亲的大半生都在军中度过。他爱枪，喜欢射击。儿时，在军营里，我见过他将靶纸糊在大树上，用手枪射击。战争年代，他当过首长的警卫员，枪法很准。一次战斗中，他和军分区司令员一起被敌人围困在山上，靠着一手好枪法，他和警卫参谋硬是杀开一条血路，掩护首长冲出了包围圈。他爱枪，爱屋及乌地扩展到有关的东西。他存放书籍衣物的箱子是炮弹箱，笔筒是炮弹壳做的。除此，他好像没有什么爱好。偶尔，他也打打扑克，下下象棋，不过，我们兄弟还没有上到初中，他就成了我们的手下败将。他这个人根本就不会玩。
　　 母亲给他总结了两大爱好。她说，你们的老爹，一是会打仗，二是会训人。有一次我回渔村看望父亲，一进门，老两口正在看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见我来了，母亲不等我坐下就说：老大，快看，电视里正演咱家老头呢。电视里的那个老东西的倔强劲，跟你爹一模一样。父亲对母亲说，你个老太婆净胡说。然后，对我望望，憨厚地笑了。
　　 对于父亲，我是既清晰又陌生。他是个标准的职业军人，几十年的军中生涯，将他熏陶得刻板、果决、沉稳。他是个内向性格的人，平时不苟言笑，在家时总是沉默寡言，一副很严肃的样子。他很少和子女说话，很少的话里，更少谈起生活话题，说得最多的是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听领导的话，听党的话。他从不跟子女说起他的过去。每当我们问起他战争年代的事，他总是说：战争残酷啊，死了好多人。也就没了下文。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他到市里参加活动，情绪很高，我帮他拍了一张胸前挂满勋章的肖像照，他很满意，这张照片后来就一直挂在他的客厅里。可当我说起：老爹啊，你还是个立过功的英雄呢。父亲把脸一沉：真正的英雄都死在战场上了，我算什么？还不是他们帮我挡了枪子！看见他这个样子，我也就不敢再问。
　　 母亲说，他这样的人不应该有家庭，不应该有子女，应该去当和尚，他总是生活在真空里。母亲这样说他，并不是没有道理。孩子们出生的时候，他都不在身边。他的部队是海军航空兵，平时不见他的踪影，可越是到了年节，他比平时更忙，总是要参加战备值班。我出生在国家“三年自然困难时期”，长期营养不良造成贫血。父亲知道了，责怪母亲：你还是医生呢，孩子怎么养成这个样子？六十年代“文革”初期，国家缺医少药，小妹得了急性肺炎命悬一线，人已经昏过去。医院领导打电话给父亲。那边回过话来：首长正在指挥飞机起降，不接电话。母亲气得接过电话说：不用找他了，家里的事，他从来都不做主，就是个甩手掌柜的。那一年，父亲奉命去“抗美援越”，正值母亲临产，小弟尚未出生。父亲丢下一句话：生男叫卫宁，生女叫卫玲。保卫国家安宁，世界和平。在家住了一个晚上，他就那样义无反顾地走向了生死未卜的前线。他把所有的家务事、生活责任都推给了母亲，在他的眼里只有国家的事。
　　 他走了，照顾母亲的任务，就丢给了我这个还没上小学的大儿子。小弟出生后，我每天负责去食堂打饭，到医院送饭。有一次，不小心在楼梯上摔了一跤，一直从两楼滚到了楼底。饭盒里的稀饭、馒头、鸡蛋跟着我滚了一地。我爬起来，擦干眼泪，把馒头剥了皮，鸡蛋去了壳，装进饭盒，再次爬上楼梯。母亲在病床上，看见灰头土脸的儿子，大颗的泪水滴落下来。从那时起，从无助中，我学会了坚强。
　　 前些日子，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我找到了那只分层提篮式饭盒。它由一只碗，三个隔层圆盘和一只汤盆组成，用两根扁铁片串联在一起。这是父亲去越南前，匆匆买来送到我手里的。我给小弟弟讲了父亲去“抗美援越”的故事，讲了他名字的来历，把饭盒郑重地交给他：拿回家做个纪念吧，让爹的孙子知道爷爷是个怎样的人。已经五十多岁的小弟，顿时红了眼圈。
　　 儿时，在我们兄妹眼里，他是个既神秘又陌生的人。他跟家人，总是聚少离多。就是回到家里，他也总是一个人默默地读书、看报，很少问起我们的工作生活。对于子女的婚姻大事，他也民主得很。他说：找什么人，跟谁结婚，你们都大了，自己做主。有人开玩笑说，人家的孩子是圈养的，我们家的子女是散养的。他自己也对人家说：养孩子像放羊，圈在窝里不成材。小弟小时候淘气，总爱和别的孩子打架。有人告状，母亲训他。父亲却说：不用管，男孩子打得少皮没毛才好呢。
　　 16岁，我当兵去了军营，离开家，也远远地离开父亲。别人的孩子当兵，有父亲这样的背景，去打个招呼，很快就能调到机关工作。而我，一直在一线连队摸爬滚打、站岗放哨。父亲从未去过我服役的野战部队，连电话都不曾打过。有次，我探亲回来，告诉他：我发现你的一个老战友的儿子，最近调到营部去了。人家都说是他爹给团里打了招呼。父亲听了，生气地说：那就是个混蛋！他坏了部队的规矩。然后，他放缓了语调对我说：当兵，就得当个好兵。打靶看环数，投弹看米数，入党、立功都得从刻苦训练开始，都要靠自己努力。咱不学他那个样子，丢不起人！父亲的倔强是出了名的。他一生爱憎分明，眼里揉不进沙子。为这事，他跟多年的老战友，不再来往，断了关系。后来，我凭着自己的努力，当了班长、被评为团队优秀团员，并入了党。父亲高兴地说：有种，这才是我的儿子！
　　 我们姊妹们无论是谁，长大后参加工作，他都“懒”得问。他说：你们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饭自己吃。
　　 父亲做事较真，有时简直不通人情。上世纪八十年代，父亲已经定居江南。有一年，家里要起个灶台，公家派了两个工人师傅做工，并用掉了三十七块砖头。完事后，父亲给了工人师傅25元钱，让他们给公家报账。工人师傅不肯收，说是我们给别的领导家里也干过这样的活，从来没收过钱。父亲说，别人家的事我不管，我这儿必须交钱。两个师傅一再推托，父亲生气了，说：不收钱，你们把砖头扒掉带回去！师傅说，就算收钱，那几块砖头也值不了几个钱。父亲说，不是还有你们的工钱吗？师傅们无奈，只好收了钱走人。多年以后，我碰到其中的赵师傅，他对这事还记忆犹新。他对我说：我当了一辈子泥水匠，就没见过你爹这么较真的人。要是领导干部都像他那个样子，哪里还会有腐败分子？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待我脱去戎装，从北国回到江南，读书务工，娶妻生子，父亲慢慢地在时光中老了。年轻时，我眼里的那个严肃的父亲，变成了一个和蔼的小老头儿。每次我回家看他，他总是抽过一张椅子，捧上一杯热茶，口里客气地说：坐呀，坐呀。喝茶，喝茶。我们兄弟，都随母亲，身材高大，身高在180厘米左右，而不满170厘米的父亲就成了我们家里最矮的小老头儿。这时，他年轻时满眼的凶光，都化成了慈爱。
　　 晚年时的父亲，有了两大爱好。一是和孙子玩，二是养花。
　　 我儿子出生之后，老爷子的脸上乐开了花。一辈子都不曾给子女洗过衣服的老头儿，居然乐呵呵地给孙子洗尿布。那时母亲尚未退休，他主动揽下了带孙子的活。深秋时节洗尿布，他怕伤了孙子皮肤，不用洗衣液，喜欢用开水浇，那个骚臭味随着开水的蒸汽四处弥漫。谁要是有异议，他就大声嚷嚷：骚什么骚，香着呢！孙子会走路了，呀呀学语了。父亲就更开心了。他把孙子立在墙根下，教他立正、稍息，还找了根扫把，倒过来，教孙子练刺杀，即使老了，他也丢不下军人的情怀。
　　 这天我下班回来。还没进门，就听见屋里一二一、一二一的口令声。我屏住呼吸，贴着门缝侧耳听去，是老爷子在下口令：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开门。向前一步走。掏小鸡。撒尿。向后转。一二一、一二一……老爷子给孙子的撒尿动作，进行军事化规范呢。我打开门的瞬间，差点没把眼泪笑出来。
　　 孙子再长大一点，父亲就牵着他的小手一起到鱼塘边上去散步。慢慢的渔村里的人每天都能看见这爷孙俩的影子。在父亲的训练下，孙子乖巧又懂事。有一次，父亲在散步中突然冠心病发作，躺倒在地。三岁的小孙子，自己一个人跑回来报告奶奶：不好了，爷爷在鱼塘摔倒了。母亲听了报告，赶紧把父亲送去了医院。由于抢救及时，老爷子居然没留下任何后遗症。这以后，父亲常常对跟他一起玩的老头们说：小把戏机灵呀，养个孙子比狗强！
　　 孙子们长大读书去了。父亲不能再像养小狗一样养孙子了，他就开始养花。听说父亲养花了，我们姊妹们都支持他。老爷子不能没事做，不做事他会像丢了魂似的乱蹦跶。我们给他送来月季、蝴蝶兰、大丽花、山茶，可是不久，这些花儿就都谢了、枯萎了、死了。死了再送，父亲也不死心，可是不管他多上心，那些艳丽的花儿，过不久就又死了。
　　 渐渐地，父亲的窗台上，花儿不见了，换成了一色的绿色植物。有吊兰、仙人掌、宝石花、铜钱草、碗莲、朱蕉等。父亲说，你们拿来的那些花不行，那都是些贾宝玉、林黛玉，经不起风雨，上不了战场的。还是这些绿色养眼，看着就像绿军装。我们也只好附和着说：对，对。人家养红，咱养绿。绿色养眼，绿色环保。说完，大家笑了，父亲也跟着笑。
　　 不知什么时候，父亲在伺候那些绿色植物之外，养起了石榴花。石榴花的花期长，能够从春开到秋。父亲钟爱石榴花，养了好多盆。每年的夏季，火红的石榴花，将父亲卧室的窗台映照得红红火火，一派喜气。父亲告诉我：石榴花是夏天的当令之花，花神是抓鬼、吃鬼的钟馗。夏天，暑气熏人，疫病流行，只有石榴花神，能够镇住带来疫病的恶鬼邪神。说得高兴了，他就送了我一盆。说来也怪，那些开花的植物都给他养死了，只有石榴花在他的呵护下，一年比一年开得繁盛、开得艳丽。我想，石榴花是朴实的花、低调的花、不慕虚荣的花，这正合了父亲的脾气。中国哲学讲天人合一，或许花木与养殖它的人合了脾气才会枝繁叶茂吧？
　　 父亲养花，养得很用心。经常施肥、浇水。有时高兴了，还会像孩童般恶作剧。那年的秋天，父亲的盆栽石榴结了许多小石榴果，像是红红的小灯笼。他早上浇水时，水滴落在了楼下老王的秃头上。老王一个激灵，摸着油光光的秃头大声抗议。父亲没吭气。等老王再次探出头来时，他又给人家的脑囟门上滴了两滴冷水。气得老王吼叫了一个早晨。不过老王毕竟是政工干部出身，人家体肥量大，喊过了就算了。他不跟我家老爹一般见识，跑到我这儿告状：老大，你得管管你爹，这老头子不像话嘛。我不住地给老王道歉：好呀，好呀，下次不会这样了。一周后，等我再回到渔村，刚走进楼道，老王就把我拦下了：老大，你爹昨天又浇了我一脑袋冷水，这老头不但死不悔改，还变本加厉啦！我听着老王的唠叨，一边道歉，一边暗自好笑。这两个离休的老战友，谁知道他们是真生气，还是闹着玩呢。
　　 父亲养花，那是全身心投入。不但养得用心，而且有些玩物丧志。单位领导让他写回忆录，他说战争年代，我一个普通小兵有啥好回忆的，真正的英雄都死在战场上了。学校邀请他给孩子们讲战斗故事，他也以身体不好推辞了。时间久了，在我们子女眼里，这个矮小的老头儿，或许确实没啥特别的地方，真也没啥好讲的。
　　 抗战胜利70周年的前一天，我特意到渔村去看望父母亲。吃过午饭，母亲笑盈盈地拿出一张小城当地的报纸来递给我看。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红色通栏大标题下，是一行黑体小标题：十五岁参加革命的“土八路”。我快速地浏览了一遍，看到了父亲的名字：“这不是写咱家老头的吗？”对我的提问，母亲回答说：是啊，这老头子终于开了金口了。
　　 读了报纸上的报道，我才晓得这个一向低调、安静，在人群里甚至有些木讷的小老头儿，当年却有着许多荡气回肠的故事。他十二岁就当了山村里的儿童团长，十三岁时被“扫荡”的鬼子抓了去，却机灵地把鬼子带进深山后，有惊无险地逃了出去。十五岁他参加了八路军，从此闯进了民族解放的烽火硝烟里。有一次他被“扫荡”的鬼子堵在了山村里，是村里的老大娘，把他认作儿子，才躲过了被俘的厄运。父亲说：过去我们说，老百姓比亲娘还亲，战争年代，那是真真切切的。没有老大娘的掩护，我哪里还能活到今天？这以后，他跟着队伍，打据点、端炮楼、上高山、钻密林，一直战斗在“反扫荡”的枪林弹雨里。他对记者说：当年跟他一起参加八路军的12个同村青年，抗战胜利，还剩下4个人。以后经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生死拼杀，前前后后参军的同乡26人，只剩他，有幸看到了新中国成立的五星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