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记忆是一河旧时光。小桥流水人家，厢房草顶，我家旧屋临河而老。夕阳西下，暮归的农人赶着牛马车从栅栏前的土路悠悠而过，把满身疲惫扔在斑驳的车斗里。晚风拂来，疲惫便随风飘散到暗红色河的褶皱里。
　　 人流声、车马声渐次稀少，一声清脆鞭响，让有些颓唐的村子委实激灵了一下。“得驾”，响亮的催喊声；“哒哒”，有力的马蹄声，由远及近，谱成一曲乡村暮归调。不用问，是二伯踏着夜色归来了。在所有赶车人中，他总是最晚归来的那一个。他贪恋土地的温软、庄稼的丰泽，更是一名种地能手、高手。他似乎是为土地而生，敬着土地，伺候着土地；土地供养着他，再荒芜，再贫瘠，经了他的手总会蔓延出丰收的态势。
　　 土地入户后，春夏秋三季，从黎明到黄昏，二伯靠着铁打的身板在土地里摸爬打拼，盖起三层青砖红瓦房，三个儿子都在最佳年龄娶妻生子。二伯顺利完成了作为父亲的神圣使命。
　　 我的村庄是一个农业大村，大队统领八个小队，按照自南向北的顺序划分，我们属于一队，二伯是生产队长。那时大伯是大队干部，他了解自己二弟，肯吃苦、懂土地，为人性情豪爽。当上小队长的二伯着实让大伯脸上光亮了很多年，他的能力远远超出大伯的期望值：有求必应，一呼百应，有极强的凝聚力。一队生产队长，这个最基层的岗位，他一干数年，直到年龄渐长，力所不能及，光荣退休。
　　 微雨后的清晨，劳累的庄稼人还在酣梦里，一嗓子响亮惊醒桥边农户、桥下流水。“各家出个代表，都来小桥上开会。”不多会儿，叼着旱烟卷儿、敞着汗褂子、趿拉着鞋子的村民从各家门口惺忪而出，也有起得早的，梳洗干净，一脸清爽。雨润过的桥面洁净，少了浮尘，桥上石板光滑干净，桥下河水清灵，自北而南愉悦地流淌。四野飘来的尘土味、烟囱里轻软的炊烟气和破门而出的米饭香，弥散在这个清晨。
　　 沉睡一夜的石桥突然热闹起来。吐着粗话，说着段子，年轻些的推推搡搡动手动脚，惊跑了桥下游鱼。桥东边，几个男人不在家的女人，当家理事，聚在一起，叽叽喳喳说个不停。“都别说了，今儿开会商量事儿呢，村里吵吵得正热闹呢。”二伯故意顿一下，如定海神针，桥上瞬间鸦雀无声。继而，他抬高嗓门：“这回分地是真事，政策下来了，十五年不变，全村的土地按人头平分到各户。以后，土地是自个儿的了，都好好侍弄。咱村每人两亩多些，各家按人头算算自家分到的亩数。咱队就南北两块地，南边道儿远，地肥垄长；北边近，垄头短，有些地差了些。谁家赶上不好的地，一亩半顶一亩，抽签定地，赶上哪儿算哪儿，谁也甭耍赖！大伙儿看看，谁还有啥说的？”有三四个人，头抵在一起嘀嘀咕咕轻声商量，仰头，拉开一副想申辩的架势，可眼瞅四下没人敢言语，又将要说的话咽了回去。“没意见就散了，明天早晨再来，抽地。”人群在热闹中散去，几个不安分的后生，捡起石子，投下美丽的弧线，桥下的身影随着水的涟漪一圈圈放大，终归模糊不见。
　　 那次分地，我家抽到了顶差的那块，东边挨着村里的坟地。边沿处，荒草蔓延，吞噬着青苗。更要命的是，不论哪家死了人，发丧出殡入坟地，都会踩烂许多青稞。若是赶上秋黄时节玉米成熟之时，许多秸秆上的棒子，还会经常被一些不安分的人顺走。父亲满脸不高兴，私下找二伯理论。二伯拍拍父亲的肩膀，眉间挂着微笑，像一个大肚能容万物的活菩萨。“总得有人抽到这地吧？自家兄弟，啥都不用说了，产量低时，二哥给你补上点儿。”父亲也是个明事理的汉子，听二伯说到这个份儿上，便不好意思再说什么。
　　
　　 二
　　 上了桥，北边是生产队的场地，它的繁华和热闹在麦秋时节。骤雨初歇的清晨，朝阳早早把狂热挥洒到乡村，麦场上蒸腾起一团团白色雾气。早起的看场人在场上铺上厚厚的麦余儿，让它们饱吸湿雨之气，待到晌午，扫起成堆，晾晒一会儿，场地就干得差不多了。揭开麦垛，任骄阳吸纳其间的潮气。一切准备停当，只为晚上的麦场大战。麦秋，白天和晚上的时间都是金贵的，抢收麦子，在一场又一场突然而至的暴雨前。白天割麦拾掇地，打麦只在晚上。晚饭还没利落，二伯就喊上了，“紧紧儿地，都出来打麦子喽！”最先响应的是四叔，手里擎着旱烟袋，吧哒着烟蹿出屋门。其他人咂吧着嘴，似乎还沉醉在柴火饭的香甜里，也毫不迟疑上小桥、进麦场。
　　 二伯和四叔这哥俩在麦场上总是打冲锋，轮流站在打麦机入口处，一个在最前边，紧挨打麦机入口，往里填麦个儿，一个紧随其后，负责传送。二伯常打前阵，累时再由四叔替换他。与大铁家伙近距离接触，比较危险，但并没有多高技术含量，只要动作麻溜，往入口处填麦个的速度能与快速旋转的机轮相匹配就好。多年干这活计，二伯轻车熟路，别人站在机器前不放心，总是亲力亲为。一双大手把解开的麦个放在打麦机入口，“嗡”的一声，机轮凭着惯性急速将麦个子吃进去，随即，出口处“哗哗”流淌出脱净的麦粒。这当口，二伯早已快速抽开双手，接过了另一捆麦个儿。
　　 他们全副武装，戴着日本兵样儿的帽子，只留下一双黑色的眼睛。隆隆的机器声响彻夜空，木柱上挑起的夜灯，朗照这群挑灯夜战的村民。几十年后，当我敲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脑子里兀然涌出辛词《破阵子》首两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谁说麦场不是战场呢？是与飓风疾雨对抗，是在龙口里夺食！只可惜，它的热闹随着土地入户就消散而去了，成为永远的云烟。
　　 打麦机凭着两张大嘴，一吞一吐，迅雷不及掩耳。小麦的植株在它体内纠缠搅动，被迫屈服，只留下胭脂色肌肤的麦粒，赤裸裸自出口涌出，不可计数，堆出小麦之丘。
　　 麦场上最快乐的还是孩伢们，追逐打闹，抑或躲在阴暗处藏猫猫儿，笑声淹没在轰隆隆的机器声中。机器旁断不能靠近，电线纵横，机器中会有杂物飞出，大人早有禁令。谁要是不小心靠近，就会听到二伯盖过机声的吼，“一边子去，不要命了！”机器轰鸣声渐小，戛然安静，夜空一下子沉寂如水。人和机器需要有个短暂的休息时间。除下帽子、口罩，畅快地呼吸。灯光下，二伯和四叔眼睛旁一圈黑灰，鼻子下边也是。摘下手套，一双黑手伸在夜空，那形象，活脱脱两只黑猩猩。只有这时，我们才可以稍稍靠近一些。看着外围的孩伢们，二伯做着鬼脸，扮猩猩的样子，张牙舞爪，故意吓唬我们。我们笑得前仰后合，顺势仰面躺在夜空之下。继而，又是严肃的一声：“小丫头，赶快回家睡觉去，明儿起不来炕，上学晚了，小心罚站。”我们一溜小跑，上桥，下桥，把笑声洒落在星辉斑斓里。
　　
　　 三
　　 东小街真正以一条街来命名，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和话语中，是从麦地和谷地消失之时开始的。土地归属到个人，人们劳动热情空前。手里有了余粮余钱，便有了建造新居这一美好愿望。红砖瓦房一年年次第而起，如春雨后的麦田。我家、二伯、老叔、四叔、五叔，相继从旧居中搬出来，东小街成了我们家族的聚居地。
　　 小街上立起的每一处瓦房都有二伯的心力。那时，建筑队这个名词还没有出现在乡下人的头脑里。人们盖房大多选在开春忙里偷闲之际，由精壮有力且有盖房经验的劳力组成小团队，投入到建房造家的宏图伟业中，与黑旧之屋告别，拥抱清净敞亮的新居，还要靠着新房娶妻生子。日子如新生般，这是庄稼人触手可及的幸福。
　　 二伯，无疑是这份幸福的奠基者。
　　 听！“兄弟爷们呀”，二伯亮堂堂的大嗓门；“嗨嗨哟嗨”，众人的应和声；“铆足了劲哟”，“使劲儿砸呀……”伴随一轮又一轮这样的唱和，力盛的小伙子把夯举到头顶，再使劲往下砸去，完成建房砸地基的一个小回合。地基，经过这样难以计数的回合，方能坚硬如石。号子声响在半空，砸碎在泥土里，泥土由松软变得坚实。二伯和其他人一样，赤裸上身，古铜色的后背随着夯的升空暴起青筋，憋足气的脸又红又紫。落地的过程有短暂的调息，铆足了劲，又把夯举过头顶，完成新一轮的使命。
　　 二伯在东小街给自己三个儿子盖起了新房，他和二妈就从旧宅搬了出来，旧宅归属了别家。
　　 旧宅夹在二队的住户中、桥西边的土街里。我常常在天气晴好，斜晖笼罩街道时，从东小街上小桥，慢悠悠走在悠长的西街。鸡犬相闻，各家门口站着下地归来闲唠的农人。我遵从母命，去自留地采摘新鲜的蔬菜。去自留地，有旁的道儿可走，我常常是专门穿过二伯家的宅院。宽阔敞亮，杂物很少，有着生产队长家的富足。二伯蹲在灶前烧火，专注的神情司空见惯。初见时，我实在不敢与那个在桥边、在地里，以及盖房时的二伯等同起来。二妈一直病体恹恹，老气管炎，长年喘不过气来，疾病折磨得她脸上总是愁云密布，家务活儿一点儿也干不了，二伯将自己锤炼成了里里外外一把手。
　　 我匆匆拔了几根葱，摘了黄瓜豆角，踏着暮色，一路小跑，妈早等得不耐烦，正在门口候着。
　　 二妈在东小街没住几年，困扰她大半生的气管炎带走了她的生命。在那个冷风呼号的凄寂冬夜，二妈在土炕头上闭着眼，艰难吐着气，气息微弱，如游丝，直至游丝尽无。她一直紧锁的眉头倏然展开。屋内一片号啕声。她其实不想走，敞亮的新房，三个儿子都已过上自己的小日子，孙儿绕膝，她还没享受够一声声脆甜甜呼唤“奶奶”的喜悦。
　　
　　 四
　　 没了二妈，二伯的孤单在人们的目光里。土炕偌大，只有他一个铺盖卷儿。二伯走在街上，他的佝偻之态更明显。他的右腿还有些瘸，年轻时落下了类风湿，右脚走路时往外撇着，像鸭蹼。他内心的孤单谁也无从体会。
　　 二伯终究是二伯，他很快整理好自己的心情，过起了没有二妈的老年生活。他不再是当初那个一呼百应的生产队长，只是东小街一位极普通的庄稼汉，而他又不普通，他不靠儿女，一把年纪，日子依然过得滋润，如同蜜糖。
　　 他在小桥西边路口摆上肉案，干起卖猪肉的营生。肥猪是二伯下到附近村儿收购来的。“各家各户，有肥猪的卖喽！”喊声不减当年风采，一声又一声，响在村子的每个角落。通常在凌晨，村庄还在沉睡中，二伯家就会传来肥猪凄厉的叫声，二伯杀猪很准，一刀毙命，血哗哗放到搪瓷盆里。院子里架着硕大的锅，热水咕嘟咕嘟冒着热气，把猪抬到里面，洗去尘灰，褪去猪毛。猪耳、猪蹄不易褪净的地方，二伯专注且小心地用小刀刮净，之后，在猪腿上割开一个小口子，用打气筒往里打气。不一会儿，猪身子滚成一个圆。二伯在儿子帮衬下，把白花花的猪挂在栋梁上，开肠破肚。刀锋过处，一股股血腥气飘出院子，弥散到东小街。
　　 早上六、七点钟，二伯已在案前站定。腰间围着油花花的围裙，手上沾满油渍和血渍。案上，新鲜的两扇肉；猪头、下水、猪蹄、猪耳，都摆放在左手边。村里的、路过的外村人，都爱在他这里买肉。二伯不卖隔夜肉，不给小份量，要哪儿给哪儿。“来一斤五花肉，割回去大葱烙肉饼。”“好勒，您瞧好！”二伯的油手在围裙边上抹一把，尖刀在磨石上蹭两下，瞅准买主要的地方，刷，刀叫一个快，一条肉齐整整拎在二伯手上。系上麻绳，钩在秤上，“一斤，您瞧秤杆，高高撅着头呢……”
　　 没人光顾时，他会坐到小桥石板上，从耳背取下提前卷好的香烟卷儿，在烟圈里沉思。沉思的时候，他看着这座石桥，早已不是先前模样了——人来人往，桥面凹凸不平，石块也缺棱少角。在桥下的波光中，他看到了自己强壮时的风光，想到了二妈走后一个人的孤独。人和桥都在时光中老了。桥下，流水越来越浅，岸也越来越宽。
　　 没到晌午，肉案就只见血渍不见肉了。也有卖剩下的血脖，他拎回家去给几个孙子解解馋。
　　 下午没事，二伯常去小街东头耍钱（赌钱）。堂哥堂姐劝二伯多少次也不管用。他理直气壮，“我自个儿挣钱，花你们一分一厘了？输了赢了不用你们管。”三个儿子拿他也没啥办法，也知道他输不了大钱，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他老有所乐吧。
　　 摆了几年肉案，二伯钱包鼓鼓的。然而，那只像鸭蹼样的右脚逼迫他不得不撂下这个营生，何况，一年又一年的老态也让他不能长时间站立。终究是闲不得。炎夏来了，他又给自己找了个相对省力的营生，骑着自行车，车后卡着冰棍箱，到田间地头吆喝着卖冰棍。毕竟已近古稀，与当年砸夯时喊号子的嗓门相比，还是少了些底气。“兄弟爷们呀，来吃冰棍哟！”谁个不买，他就在地头儿不停使劲吆喝，直到把他们的馋虫子逗上来才罢。
　　 “卖冰棍儿喽”，当这声音响在桥上时，小街的娃儿们像小雀般围住了二伯。二伯如往常一样，揭去棉被，小心取出将化未化的冰棍，分给吵嚷的娃儿们吃，喃喃的碎语间，竟有老婆婆般的温柔与慈爱。“不急，不急，都有份儿，都有份儿。”看着娃们抹着汗，伸着小馋嘴贪婪吮吸的模样，他掏出旱烟，坐在小桥的石板上，沉醉在吞云吐雾里，遐思由近及远。
　　 衰老一直无情地追随他，摧毁他，他的病腿，他的日益弯驼的背。终于有一天，他拄着木棍，蹒跚上桥，蹲在他曾经卖肉的墙根儿下，成为了晒太阳的一员，游离的目光随着南来北往的人移动。孤独，如同一条绳索，紧紧捆绑着那个不愿屈服的躯体。更多时候，他的目光在桥上逡巡，桥和他一样，已经不堪重负，破损样子更让他心疼。能倒退几十年多好呀，他还有能力去修护一座桥，然而此刻，他只能把目光从桥上移到已经干涸的小河，移到河道上空，似乎，在那里才可以重温他激情燃烧的岁月。
　　 他独立生活的能力就像回潮般日日退却，只能轮流住到三个儿子家。那年春节我去看他，土炕局促，只有他一个铺盖卷儿的位置，然后就是码得直抵屋顶的土豆种袋子。这些土豆，在暖屋内生芽，春暖时，切块栽种到地里。二伯坐在炕沿，脸上漾着久违的笑意，看着他，我脑子快速播放着关于他的电影，一幕又一幕，虽久如新。
　　 在二妈去世后的第十年，二伯走了，无大病之痛。那些小病如蛀虫一样啮咬、吞噬了他。也许，他太想念二妈了，不愿意再孤独下去，终于可以在另一个世界与二妈相伴了。出殡那天，一进村，我就听到了哀凄的唢呐声，如泣如诉，叙说着故去老人和与之相关的村庄历史。平日里宽阔的街道人头攒动，村子中的许多人自发来到东小街，默默地为他送行。没有喧哗之声，每一个前来送别的人满脸肃穆，在送走二伯的同时，也在与自己曾经的一段旧日时光挥手告别。
　　 二伯去世前几天，桥身南侧莫名坍塌了一块，我回村奔丧时，它已经用铁架支撑起来，桥面的新土上，印着人们杂沓的脚印。故乡小桥，神奇而又充满隐喻，它用这种特别的方式送别了二伯，却把这个村庄的故事永远留在桥上，讲给从桥上经过的每一个人。
　　
　　 五
　　 自爸妈来城里生活，我回村的次数少之又少。除了过年过节，恐怕，就是因亲人离世而奔丧。熟悉的老面孔越来越少，陌生的目光多之又多，我恍然成了外乡人。小桥犹在，经过大规模的加固修整，老旧之容已经焕发了新颜。斑驳损坏的石块顺势推到东边河沿上，取而代之的是几块光滑平整的石板。
　　 一座古老又新生的小桥，继续担当着村庄的见证者和书记员。桥南侧，干涸的河床像老人掉光牙齿的牙床，东侧河内垃圾堆得几乎与道路持平。桥北已经被填平，建成民居，那段河流被封存成历史，若干年后将踪迹皆无。可我，总是会把目光飞越，飞越在东小街的上空，飞越在村庄的上空，这时候，脑子里会涌动出清水泛波的时光，还有二伯催动马儿时响亮的鞭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