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先生听说我要来纽约，早早确定了请我吃饭的时间，只是先生用邮件告知的聚餐地点，中文写得比较详细，英文写得简略。我一打听才知道，那地点在纽约郊区新兴的华人社区法拉盛，法拉盛有纽约第二中国城之称，据说里面一些地方压根就没有英文名。
　　 我在纽约期间，总是由海伦一家人轮流陪着到处游览，不是海伦陪着就是罗玛丽或凯瑟琳（罗玛丽的妹妹）陪着。那天是凯瑟琳陪我倒腾纽约地铁，去纽约法拉盛中国城赴宴。因为从小由中国保姆带大，凯瑟琳从小攒了一肚子标准的中国话，还曾闹出初入小学时不会说英文的笑话。据说她小时最依恋中国保姆，一离开就受不了，这样她那始于斯的中国情结就比姐姐罗玛丽更深，也促使她上大学时读了中文专业。
　　 去中国城的路上要倒腾一个多小时地铁，因为能和我大讲中文，她显得精神振奋。我出于礼貌，刚夸了夸纽约的食物，她就直截了当下了断言：美国饭菜哪有中国饭菜好吃呢？中国饭菜是世上最好吃的，中国才是生活的天堂。我让她举一个好吃的例子，她不假思索地说，蛋炒饭就很好吃呀！
　　 她金发碧眼的高挑模样，与姐姐黑发黑眼的小个头迥然有别，可能她的模样容易让人觉得她有纯正的北欧血统，一旦她又头头是道说着中文，我和她就成了车厢里引人注目的“一对”。那些很少会盯着别人看的美国人，居然像爱看热闹的中国人一样，频频投来诧异的目光。不止西方人觉得这是“咄咄怪事”，连纽约的中国人也觉得挺新奇，不时有人在一旁小声夸她：哇，她的汉语说得真好！
　　 我和她到达中国城时，更遇到了有点“荒唐”的事。我想去超市买一双耐克球鞋，找到耐克鞋摆放的柜子时，才发现有个约六七十岁的中国老妇人，一直紧跟着我们。大概老妇人凑得太近，惹得凯瑟琳警觉又反感，问我，她到底想干什么？见她一副竭力倾听凯瑟琳说话的样儿，我立刻懂了她为何紧随不舍：她属于不会说英文的老一辈中国人，一生始终在中国城里打转转，难得见一个西方人说一口标准汉语，她感到新奇不已，情不自禁想多听一会儿。
　　 不会英文也是纽约老一辈中国人的共同特征，连先生也不例外，我稍后再说。我和中国城当然很投合，感觉它就是中国无数个城市街区中的一个，门牌号码的标注也颇具中国特色——跳跃性很大。凯瑟琳一时找不到地点，我提议问路人，她马上瞪大眼睛看着我说，她不敢在中国城乱问路人，因为那样很危险，会被人骗入危险场所。我和她的感觉不太一样，一旦置身自己熟悉的中文环境，我倒有了在中国城外没有的安全感。她虽然推崇中国文化，但与自己熟悉的西方文化相比，毕竟这是让她费劲的“陌生”文化，陌生当然就失了安全感……
　　 我不顾她的反对，向路边一个中国人问路，那人不懂英文，我一说汉语他就热络起来。照着他的指示，我们只一会儿就找到了那家餐厅。那是一家巨大的火锅店，望着里面数百只热气腾腾的火锅，和几乎全是中国人的聚餐场面，我恍若有回到大陆的感觉。就在我们茫然四顾，看不清谁是王鼎钧先生时，有个中年女性拍了下我的肩膀，问我是否是黄梵？原来先生怕我找不到，一直和夫人在门口等候，没想到我和凯瑟琳竟从后门闯入火锅店，被眼尖的纽约《侨报》主编一眼辨出。大概嫌人声鼎沸的火锅店太闹，不适合交谈，先生提议去隔壁一家人少的餐厅。
　　 这家餐厅的摆设，怎么看都像大陆风格，我暗忖老板一定来自大陆。那天饭局上，我结识了先生的几个朋友——《侨报》主编，以及与我神交已久的前辈诗人王渝女士。先生在美四十多年，却把他的生活天地只塞进唯一的篮子——纽约中国城。他在美生活的狭小圈子，与他声名在大陆和台湾的大圈子，形成了极大反差，先生向我解释了原因：他不会英文。根据他的回忆，他当年赴美时已年过半百，自认再也学不好英文，索性就放弃了。他谋生的方式也超出我的想象，他完全靠用汉语写稿维生，足不出中国城，却连续写了四十年，被人称为是纽约惟一用中文写作维生的人。
　　 此前，我和先生已有数年邮件往来，但百闻不如一见，这第一次见面就印象深刻。他有腿疾，只能柱着手杖慢行，因耳背，他把夹着山东口音的国语，说得相当响亮。不过，我最感兴趣他说话的方式。和大陆老人聊天，我推崇他们的丰富经历，但很怕他们总结，一总结就是陈词滥调，且是出口成章的陈词滥调。但那天，因为见面时间只有一顿饭的缘故，先生和我都没法细究他漫长的经历，先生索性就畅快地总结起来。说者无心，听者有心。一向不爱听老人总结的我，竟听得入了迷。
　　 这里只举一例，读者便可管窥先生总结的高质量。他说这社会真难完美，各有各的歧视，台湾有地域歧视，大陆有政治歧视，美国有种族歧视……我早忘了自己那天说了什么，这无关紧要，但我几乎背得下来先生那天说的话，我发现，他说话的风格和他的行文很一致，不管描述什么样的经历和经验，都能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总结，这让我对台湾老人有了别样的看法。我揣着一颗对他人智力容易起疑的心，但先生发自内心的谦虚，和他那常读常新的散文，似乎总在提醒我，人类那绝顶的智慧，大概只属于他这类老人吧……
　　
　　 撒谎
　　 我正巧坐在一个中国少妇身边，她带着一个七岁的男孩，一路上滔滔不绝，大谈特谈中美差别，举例也精确无比，多是指摘中国人的品性。我至今还能背下她的一些话。
　　 飞机进入美国领空时，我换了一个话题，想和她深入探讨过美国海关的事项。我拿着空姐发放的随身物品申报表，有些不知所措。读了表上的说明，我意识到自己携带了不能入关的物品——茶叶和枸杞子。美国农业部把外国食物、植物和种子视为危害，严禁旅客携带入境。
　　 见我和那张表较着劲，少妇倒乐了，说你干嘛那么认真呀？她建议我别申报携带了什么违禁品，因为美国的农业官一般不会开箱检查，除非觉得你可疑。她笑着说，你压根长着一张不让人生疑的脸，还怕什么？可是，我觉得事情不这么简单，我的理由是，不如实申报就叫撒谎，一旦查出，我和美国的关系就算走入了死胡同。她再次劝我时，已经开始举自己和丈夫为例。她嫁的是一个美国人，丈夫得知她喜欢喝大陆绿茶，每次赴大陆办事都会捎几盒茶叶带回美国。据她说，她叫她丈夫过海关时不要申报茶叶，因为如实申报的坏处显而易见，农业官有可能会没收违禁品。果不其然，她丈夫每次都能侥幸过关。她竭力劝我撒谎时，思绪显然已摆脱她先前对中国人品性的指摘，似乎为她传授给美国丈夫的“聪明”举动沾沾自喜。我当然不怀疑她故事的真实性，我抱着参考的态度，又征询了前后几个中国人的意见，他们都说不必搭理表上的条款，一句话：蒙混过关。是啊，撒谎已经成了国人与好运投缘的利器！
　　 傍晚，飞机准备在芝加哥机场着陆时，我已经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我如实申报了自己携带的茶叶和枸杞子，注明是自己饮用。我和少妇意见的不一致，导致她认为我存心跟自己过不去，有点知识分子的迂腐。
　　 入关时，如少妇所说，美国农业官是最后一道关卡，他们就像等着收学生作业的老师，逐一收下旅客递交的申报表，然后指示他们该走哪条道。他们设置的关卡背后，有两条相互垂直的道儿，通向不同的门。我拖着行李箱，向关卡的农业官递交了“作业”，他飞快瞥了一眼我填的表，便把手挥向他身后一条又长又直的道儿，示意我走向尽头的门。
　　 门之前的这条道上，没有一个人，按照少妇的提醒，开箱检查应是小概率的事件，那么我无疑是正走向一扇检查室的门。当我想起那少妇说的话，“你这叫自投罗网，主动让他们没收违禁品”时，我的脚刚好迈进了那扇门——没想到门里根本不是检查室，那扇门竟是机场的出口之一。我到这时才恍然大悟，农业官看了诚实填写的申报表，竟宽宏大量地放我入关。
　　 我站在出口，欣慰不已，为自己经受住了诚实的考验感到欣慰，同时也对另一条道上的景象感到不安。那是一条基本由国人排成的稀稀拉拉的长队，我原以为是通向出口，这时才明白那条长队是通向检查室，估计他们中有一些人会触犯美国的天条——不得撒谎……这件事不只证明，中美存在文明的差距，诚实在美国等同利益，撒谎在中国等同利益，同时也让我懂了法治社会并非没有弹性，这弹性来自别人对你的信任，没有诚实当然也就不会有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