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孔颖达解释“风马牛不相及”，是“马牛牝牡相诱也不相及。”古人所谓“风骚”是《离骚》的“骚”中有令马不得安宁的蚤一样的东西；风字中也有具有神秘力量的“虫”，这是风具有无形感召之力的原因。“天一生水，水生万物”，水尚有形，风之妙更在于其无形，《诗经》有《国风》，风行大地无孔不入，所以认为孔子删定《诗经》的作用是用来“风化”，那就比用于“教化”的《论语》更有用，更重要了。孔子是否删定过《诗经》值得怀疑，曲黎敏的《詩經：越古老，越美好》中说“生存之道的要点，不在于下政令，严管教，而最好是‘美教化，移风俗’。美教化；移风俗，是在潜移默化中改良人性”，教化服务于风俗。所以《诗经》对于当今社会，则有“唤醒现代人沉睡的诗性和情感”的作用，可以让“我们失去的一切在这里寻找。”这话虽然有点过分，但当我们觉得生命的方向有所偏离而迷茫的时候，也许就应该回到源头去重新汲取营养，重新获取新的力量了，《诗经》正是开放于我们民族文化初创期最绚丽的精神花朵，对于今天和未来也都会有深远的影响，而诗如果失去了一份天真烂漫，也就味同嚼蜡了。
　　 “中国自古就是诗教，诗教是美育，远比德育重要。因为美育源于天性。”对于这样一部被历代解说者解说了无数次的古典来说，做出新的解释确实也是很不容易的。孔子说：“诗可以怨”，又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管君子能不能怨，也不管怨和愠的不同，受挫的生活中自然要怨，君子也难免。还有如“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之事，卫道的朱熹都解释说是：“预计将及公子同归，而远其父母为悲也。”将女子的屈辱的伤悲只解释为被抢后离父母远了，岂不是也太为权贵们的恶行做帮凶了。
　　 以《诗经》第一篇的《关雎》而言，就产生过不少不同的理解。《汉书．杜钦传》说：周道衰微是《关雎》产生的时代背景，这首诗是为讽谏周康王耽于女色、不能早朝而作的。昌邑王刘贺做了二十七天皇帝又被霍光废黜后，追究刘贺身边大臣没有劝谏的责任时，不见有为刘贺讲书的王式有谏书，王式的回答是：“诗三百篇，篇篇是谏书。”人家不愿听谏言有啥办法？《毛诗》又说是“后妃之德”；到了宋朝在朱熹那里则变为，“盖指文王之妃大姒为处子时而言也.君子,则指文王也盖指文王也。”现代则有人认为只是民间的爱情诗，《关雎》属于国风，是从民间采风而来的，民间日常虽然不能像王公那样享受“钟鼓乐之”的待遇，但也不能排除有一定地位者婚礼上用一下的可能性。所以可以推测，那是一首婚礼上唱的诗歌。你爱唱歌我爱诗，诗歌的磁场里有许多不宜直言，没有把握是否真能给对方带来幸福，也不知道能否包容对方的一切，于是祝福的诗歌里充满了韵外之意的含蓄之美。曲黎敏认为“在无常的世界里，能有一段时间把情感固定在某人身上，真是一件值得庆幸和讚美的事情。”而撇开那些令人生厌的说教，有一段时间，从《诗经》的“风”中得到某些美感与领悟，也是一件值得庆幸和赞美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