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五代之乱后，宋朝的统一已是大势所趋。将军们拥立赵匡胤做皇帝，当然也都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不过赵匡胤很快就用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对他们实行了一次性买断的“赎买”政策，没让他们和自己一起继续当可以彼此消长的军队“大股东”。同时，对于依靠对象的文官“股东”则实行了允许腐败的“双轨制”政策。邵伯温的《闻见录》记载：“御史中丞雷德驤劾奏（赵）普强佔市人第宅，聚敛财贿”。赵匡胤大怒，教训雷德驤说：“鼎铛尚有耳，汝不闻赵普吾之社稷臣乎？”他还“命左右曳于庭数匝。徐使復冠，召升殿，曰：“后当改，姑赦汝，勿令外人闻也。”御史中丞是管纪律监察的，但他不知道监察的标准是因人而异的，正如明暗两本账是完全不同的。但这事并没有完，以后雷德骧的儿子雷有邻，还有右监门卫将军赵玭继续告发他。卢多逊还说，赵普曾经私下用空地交换种植尚食的菜园，损害皇室利益，扩建自己的别墅.....赵普不仅“营邸店规利”，还“遣亲吏诣市屋材，联巨筏至京师治第，吏因之窃货大木。”他亦官亦商，搞起了多种经营。这种情况在宋朝的官场中，已经相当普遍。
　　 《宋史》载：赵匡胤常到赵普家去，一次正遇到偏安一隅的吴越王“遣使致书于普，及海物十瓶，置于庑下。”赵普家人来不及藏起来只好说实话，但赵匡胤并没有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结果打开一看，都是瓜子金！赵普当然推说：“臣未发书，实不知。”可是赵匡胤却说：“受之无妨，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尔！”收点贿赂并不算甚么，重要的是自己不被架空就好。为此，清人赵翼的《大柳驿相传为赵韩王授徒处》诗讽刺道：“眷深不讳瓜子金，权重咸知鼎铛耳。”
　　 近臣如此，边将也一样，李汉超为关南兵马都监，有人到京城上访告御状，说他强抢民女，借钱财不还！结果赵匡胤反而对告状者说：“汉超，朕之贵臣也。汝女为其妾，不犹愈於农妇乎？”抢了不是还便宜了你吗？对于借钱财不还则强词夺理说：“昔契丹掠尔，不来诉；今汉超贷尔，乃来诉也！”于是李汉超的不还也就理所当然了！还是那个理，“鼎铛尚有耳”哪里有甚么公平之类的道理可讲？《宋史》说：告状的人被“责而遣之，驿使返乡。”被公费遣送回籍了。对于李汉超则“派密使论汉超曰：‘亟还其女，并所贷。朕姑贷汝，勿复为也。不足于用，何不以告朕耶？’”宋人田况的《儒林公议》则说对告状者是被“怒而遣之”的，对李汉超则是“密召汉超母，谓之曰：‘尔儿有所乏，不来告我，而取于民乎？’乃赐白金三千两。”大概是派密使和密召其母两者并用的，可谓考虑周到。权衡民心与官心，自然“鼎铛之耳”的官要重要得多，而处罚的也只是比较低级的官员。生命总是在消耗别的生命中得到维持，权力和财富也在牺牲别人的权力和财富中得到增长。
　　 这种实用主义的风气一直影响了整个宋朝的历史，宋初平定割据政权中，除了曹彬以外，诸将无不竞掠财货，王全斌“破蜀日，夺民家子女玉帛，纵兵大掠蜀中”；王仁赡破蜀之日，“纳李廷珪妓女，开丰德库取金宝。”他们已经得到了作恶的许可证。这样的军队如何能够保家卫国？所以宋朝传到第二代宋太宗手里，与辽国在瓦桥关一仗中吃了败战后基本上没有占过什么便宜。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张郇、李承之向王安石推荐章惇时，王安石提出疑问说：“闻惇极无行。”李承之的回答：“某所荐者才也，顾惇才可用于今日耳，素行何累焉！”说白了，就是一时阴暗面的利用而已。《资治通鉴》记载：王安石的新政一到地方就变了味。爪牙之臣勾结土豪劣绅，乘机盘剥老百姓，引起了到县衙告状的集体上访事件，可是东明知县贾藩竟然把暗账当成了明账，直言不讳地说：“尔等刁民，官不贪污，何以养家餬口？尔等再闹，必大刑伺候！”道德的约束已经荡然无存。
　　 常常疑惑为什么宋朝的大奸臣、贪官如秦檜、蔡京、童贯、高俅、贾似道……这么多，这么出类拔萃？原来宋朝一开始，就形成了一个他们得以滋生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