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收下这根皮带。我不想把这件事变得这么深刻。我知道我们没到那个地步。
　　 我很气恼，我所有的紧张和愤怒，都被她想当然地理解成嫉妒，理解成心理不平衡。她说，给我一些时间，我得慢慢跟他谈，我和他毕竟结婚八年了，根深蒂固的东西太多了。我说你千万别跟他谈，你跟他一谈我们就完了。
　　 她走的时候，我想对她说，不要再来了。但我说不出口。也许我有点留恋她的体温，也许我不想惹她掉眼泪，中年女人的眼泪，太沧桑太酸楚，不像年轻的女子，纵使掉泪，那泪珠似乎也带着饱满的甜味。
　　 我在街上散步。很多女人在遛狗。狗们很漂亮，似乎也知道自己很漂亮。我想起她说的话：哪天我们分手了，我就去养条狗，狗比人重感情，也比人忠诚。有了这句话，再看那些遛狗的女人，怎么看怎么像是刚从男人那里吃了败仗来的。
　　 一些夫妻机械地挪动脚步，肩并着肩，不发一言。那些妻子多半都有她那样的体形，我悄悄上前打量她们的丈夫，他们紧闭双唇，双眼没有焦距。他们的心显然不在自己的妻子身上，到底在哪里，恐怕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下次看到她的时候，我问她，你跟你丈夫散步吗?她说我们有一年多没有一起外出了。我知道了，他们的情况可能更糟糕。
　　 她似乎知道我在想什么，补充道，你不要以为那些人是在散步，他们是在锻炼身体，各人锻炼各人的身体。
　　 我突然向她提起，我快要结婚了。
　　 为什么?她有点猝不及防。
　　 我总得结婚不是吗?是你说的，女人不结婚可以，男人不结婚不行。
　　 她又哭了起来。她其实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知道她不能妨碍我结婚，就像我知道我不足以撼动她的婚姻一样。她说，就知道你会抛弃我的，你一点都不嫉妒他，听人说，真正爱上有夫之妇的话，就会嫉妒她的丈夫。我强调，是分手，不是抛弃。她说，就是抛弃。我顺着她的话说，那也是你承受得起的抛弃。
　　 她不但不生气，反而转过来撒娇：不许你结婚，不许你移情别恋。我说那好，哪天我把你丈夫约出来，我跟他好好谈谈。她一听，马上不吭气了。我知道她害怕提这个，她丈夫是她小康生活的保障，真要跟我结婚，她的小康马上就会消失。
　　 她问新娘是个什么人。我只好瞎编，尽量找她的反面说。她的头越垂越低，过了一会就心平气和地走了。没过多久，她又回来了。她来拿她的时装杂志，还有手套之类的东西，其实是为了叮嘱我：不要告诉她我们的事，尤其不要告诉她我的名字。我点头，心里却在回忆，她叫什么?秦万玲?覃望玲?反正是这个音。我从来没有叫过她。
　　 正准备将她带来的那个纸巾盒布罩扔掉，她又回来了。
　　 你一定要为我做最后一件事!她背靠着轻轻关上的房门，严肃地望着我。我心里一紧，拿不准她会想出什么花招。
　　 我能不能听听你拉琴?她指着小提琴说。我一直都想听你拉琴，但我们一直都在偷偷摸摸地做贼，今天我们大大方方做一回人好不好?
　　 我想了想，开始调弦。
　　 她说，可以把门打开吗?
　　 我又想了想，点了点头。
　　 开始之前，我端详了她一会。似乎是第一次在光天化日之下打量她。她的轮廓不错，皮肤特别白皙，只是有些干，两边颧骨处有淡淡的斑印，她的眼睛很明亮，冲淡了颧骨处的不完美。她的头发是酒红色的，烫着大卷。衣服质地不错。
　　 我开始拉《梁祝》。这种时刻，我想我最好来点跟爱情有关的东西。我学着父亲的样子，闭上眼睛，想象音乐从头顶上冒出，而不是从手上，从琴弦上。
　　 等我睁开眼睛，她已经不在了。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走的。
　　 后来我在街上看到过她，她跟一个齐她肩膀的小男孩走在一起，低眉顺眼，老实贤惠，我久久地看着她的背影，实在无法把她现在的样子与幽暗房间里的疯狂样子重合起来。
　　 我从此不敢小觑菜场上和超市里的家庭主妇们，别看她们挽着篮子，专心家务，我敢肯定，她们的衣橱深处都有各式各样的秘密。难道这就是妻子?我很后悔这段交往，她破坏了我心目中妻子的形象。
　　 不错，我有个搞音乐的父亲。当年，他是小城歌舞团的副团长，当他进入中年的时候，歌舞团不存在了，他也就成了最年轻的退休老同志。
　　 但这并不是我喜欢小提琴的原因。我喜欢小提琴是后来的事情，那时我已经长大了，开始谈恋爱了。
　　 小时候，他确曾想过让我学琴，甚至一门心思想要把我引到这条路上去，无奈我兴趣全无。我那时向往一切户外活动，渴望奔走在大道上心口突突直跳的感觉，渴望和小伙伴一起像成团的蜂群横冲直撞的感觉，我不喜欢躲在屋里，像父亲的那些学生一样，脸色苍白，左颌下长一个硬硬的茧巴。当我听到自己弄出杀鸡般的声音时，我恨不得从楼顶平台上一头栽下去。没学多久，我就开始反抗，当着父亲的面把左手往烧得通红的蜂窝煤上摁。他大惊失色，从此死了心。我的反抗并不妨碍琴童们慕名而来，站在他面前，围成一圈，从杀鸡开始练习。我被他们以小提琴的名义挡在父亲的视线之外。现在我想，我和父亲的疏远，其实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有一天，他照例被他的琴童及琴童的母亲缠着，也许他脱不开身，也许他喜欢那个琴童的母亲，上完课，他们还在那里热烈地交谈。他应该知道我饿了。我中午回家，因为和同学打架，左眼乌青了一块，本想得到他的抚慰，结果被他臭骂一顿，一气之下，我饭也没吃，就回了学校。我打开厨房的水龙头，希望哗哗的水声能引起他的注意，快点过来做晚饭。后来，我不知怎么就忘了这回事，直到水从厨房那边漫过来，一直漫到那个琴童母亲的脚边。她失声尖叫。可以想象，我那天被他打得有多惨。我哭着喊妈妈。可我越喊，他就打得越凶，也许他恨她，从我开始记事起，她就总是不在家，她是歌舞团的舞蹈演员，经常到外地去演出。
　　 光子曾说，很奇怪，你身上没有一点家庭出身的痕迹。她以为我应该天生具有艺术气质，风流倜傥，落拓不羁，事实上恰恰相反，我终日穿着深蓝色工作服，扎着统一的淡灰色领带，头发长度适中，发型普通，甚至有点落伍，说话不多，音量不高。总之，我一点都不像音乐与舞蹈的结晶。
　　 也许最深刻的遗传停留在最幽暗的深处。岁月可以流走人身上许多东西，比如铁，比如钙，比如血，我也不可避免地丢失了很多。像一枚石子沉入稀稀的泥潭，我慢慢安静下来，安静下来，直到最后，我不再是那个顽皮好动的孩子，我成了人群中最安静的那一个。
　　 十六岁那年，我一个人站在傍晚的窗前，看楼下两个打羽毛球的小女生。她们都穿着白色的短袖衫，白色的球鞋，深蓝色小阳伞一般的短裙子。她们跑来跑去，异常轻盈。随着暮色的加深，她们渐渐变成了两只小白蛾一样的东西，在浓重的暮色中飞来飞去。这时，稚拙的小提琴声响了起来，是楼下一个刚刚开始学琴的孩子，他不停地练着那组音阶，翻来覆去，无休无止。我至今不能解释，在那寂静的暮色中，到底是小男孩的琴声，还是两只打羽毛球的小白蛾，或者是别的无以言说的东西，打中了我少年的心脏，让我突然间流下了莫名其妙的眼泪。
　　 也许那就是我真正想要学琴的开始，从那以后，当我看到父亲的小提琴时，心中多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要知道，在此之前，我连看都不愿朝它看一眼。
　　 就在那段时间，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母亲不再到处演出，她盘起了披肩的长发，提着方方正正的公文包，开始去机关某部门上班。歌舞团的大门终日开着一半，一些陌生的面孔在院子里进进出出，原来的办公室租了一些出去，剩下的办公室堆放着道具之类的东西，门框上慢慢结起了蛛网。父亲不再去上班了，他开始晚睡晚起，说话也失去了威信。
　　 他唯一可做的事情似乎就是练琴。他总是闭着眼睛拉小提琴，而且总在三个时段。上午九点左右，大家都上班了，楼上楼下一片安静。下午四点左右，午觉醒来不久，傍晚尚未来临。晚上八点左右，母亲吃罢晚饭，开始做她的每日总结。她的总结照例是夹叙夹议，叙的是她所看到的别人家的火爆日子，议的是自己家里的诸般萧瑟。每当这时，父亲就站起身来，闭上眼睛全神贯注地拉琴。刚开始，母亲认为他是故意反抗。她砸过他的琴，踢过他的腿，都没有效果，只要她开始夹叙夹议，他就忍不住要拉琴。后来她也习惯了，她把他的琴声当作晚间功课的背景音乐。
　　 母亲一直是个聪明人，歌舞团渐渐不景气的时候，她赶紧转业到政府部门，找了个藏身的地方。一个舞蹈演员来到了机关，好家伙，那可了不得。人们说，机关大院的目光差不多被她吸走了一半。她很快就混了个一官半职。父亲就不一样了，除了偶尔在歌厅舞厅赶赶场子，剩下的就是睡觉。我理解母亲，她的白天和夜晚反差太大了，一边是战火硝烟，一边是昏昏欲睡。一边是百舸争流，只争朝夕，一边是无所事事，呵欠连天。生活在这种落差中，她怎会不心头火起?
　　 应该说，他们很早就分居了，只是我没有觉察到而已。母亲一间卧室，父亲一间卧室，理由是母亲得了神经衰弱，有人在旁边，会妨碍她睡觉。我被赶到客厅，夜夜都在劣质皮沙发的气味中入睡。有年清明，我们回老家祭祖，在轰隆隆响个不停的中巴车里，母亲睡得如痴如醉，
　　 连口涎都差点流了出来。我猛地明白过来，母亲并没有神经衰弱，衰弱的是他们的关系，就像现在，他们一个睡得死死的，一个失神地望着前方，他们的身体坐在一条板凳上，心却隔了十万八千里。回来的路上，我没跟他们挤在一起，我有意挑了最后一排。我打量他们的后脑勺。自
　　 始至终，他们没有靠近过一次，母亲还是不停地打瞌睡，父亲还是一动不动，像一尊逼真得要死的雕塑。
　　 一度有人说，母亲有个老相好。我不相信，我知道歌舞团的同事关系，他们跟其他单位不一样，身体接触是他们的工作内容之一。直到有一天，我看到母亲跟一个长头发的家伙在一起。那天好像是植树节，很多人来到指定地点，种下指定的树苗。那时我还是一名参加植树的中学生。同学指给我说，看哪，你的妈妈!我看到母亲和传说中的那个人凑在一起，吃着八宝粥之类的东西，母亲拿着勺子，自己吃一口，再喂给他吃一口。她那天穿着一件黄颜色的上衣，我从此恨上了那种颜色的上衣。
　　 人们说，父亲也有自己的相好，但他的相好不固定。这我相信，这也正是我不愿跟他学琴的原因。我总认为，我们的教与学选择的时机不对，我那时正好换牙，夜里做梦都在与人打仗。而父亲那时正值壮年，蓬勃的欲望呼之欲出，鼻子一抽，就能分辨出周围哪一样东西是雌性的。客观地说，父亲是个美男子，又是歌舞团的第一把琴，这使得很多女人打着热爱音乐的旗号，用湿润的眼睛大胆地望着他，望着望着，他们的眼睛就分不开了。我那时虽然小，但对这种眼神有种天生的直觉。
　　 也许母亲想报复父亲，也许是父亲想报复母亲，尽管他们现在身体干枯，波澜不惊，各自的相好早就隐入人海，不见踪影，但他们并没有因为各自的孤独和伤感而拥抱在一起，他们还是继续着分室而睡的习惯。这并不妨碍母亲继续她的晚间功课。尽管感情衰弱了，但他们还是经济共同体，声誉共同体。一个人进步了，势必要求另一个人也取得相同的进步，否则就会不平衡，觉得吃了亏。
　　 我有几年没回这个家了。一则年纪大了，不想再睡沙发，二则受不起刺激。楼上人家有个儿子，在政府当差，娶个漂亮老婆，生下了聪明孙子，无论天晴下雨，都有司机按时接送。楼下人家的儿子，在大城市里发财，据说要把生意做到尼日利亚去，回到家来，跟半文盲的母亲说话都
　　 会蹦出几个英语单词，没办法，鬓毛未衰，乡音已改。对门人家的女儿，自幼浑身的艺术细胞，后来考上了音乐学院，难得回一次家，回来一次，就像公主省亲。我最怕碰上她，说起来，她曾是我父亲的学生，而且我险些承蒙错爱。她后来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自曝至今仍在怀念两小无猜的初恋男友，我真怀疑她说的那个人就是我。当然，她这样说可能是出于工作需要，她正准备跨入娱乐圈，她说什么话都有可能是在表演。
　　 我比这些同龄的邻居们差远了，勉强读了个计算机专科，靠着母亲的力量，在银行找了份工作，从此一入柜台深似海。我不知道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拉开差距的，好像是有那么几年不见，然后猛地一碰面，发现大家都在不同的路上走了很远。
　　 母亲觉得很没面子。她一直是个面子很大的人。她以前差不多是歌舞团的台柱子，转业后又混得有模有样。她的丈夫，也就是我的爸爸，也小有名气，经常跟外地的艺术家们一起出去切磋。她的孩子，也就是我，打从一生下来，就出了名的漂亮聪明，好几个照相馆至今还挂着我
　　 的巨幅玉照。她没料到，一不小心，她的面子就被我给撕破了。我毁了她大半生的好感觉。她甚至想过搬家，再也不回那栋楼，不看那些成天喜滋滋的脸。
　　 我说，还是我搬吧，我搬走了，你们就不用搬了。
　　 我很顺利地调到了上级分行，因为我手指灵活，数钱飞快，多次获得点钞冠军，是个很不错的出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