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季南金”说法存疑议
　　
　　 对金性尧这位在年少青春时期离开舟山定海，迁往上海的现当代散文大家，当代古典文学和文史大家及现当代资深出版人，早就有闻，而2012年参加了一个金性尧的纪念活动后，得到进一步了解，敬意更甚。
　　 金性尧的成就是巨大的。因此不知谁不知什么时候提出了“北季南金”说法，北季，指的是季羡林，南金就是指金性尧。此提法，很为一些人所津津乐道。笔者虽然知道这是为了赞颂金性尧的业绩，便于宣传，颇能生效，但对此提法有点疑惑。因为对人物相提并论归纳性的评赞说法，应该是同一个领域范畴，同一层次之间的概括。而在国学等综合的学术学问范畴中，学术界普遍流传的提法为“南饶北季”。
　　 这里的“南饶”指的是饶宗颐。饶宗颐博学多才，达古通今，学贯东西。长期潜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其巨著《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全套共十四卷二十大册，学问遍及上古史、甲骨学、简帛学、经学、礼乐学、宗教学、楚辞学、史学、敦煌学、目录学、古典文学及中国艺术史等十三大门类。2011年，当选为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同时还兼任多所著名大学的荣誉教授、客座教授或顾问教授。钱钟书称他为“旷世奇才”，季羡林说他是自己心目中真正的大师，学术界称饶宗颐为“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亚洲文化的骄傲”。而“北季”自然是季羡林，他是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1993年，两人在泰国参加学术研究活动时，还共同创办《华学》杂志，传播中华文化。所以“南饶北季”就相应比较规范，也让广大人们所接受。
　　 也有资料说,因金性尧在“考评历史，议论诗文”方面的学术成就，被誉为“北季(羡林)南金(性尧)”。这只把国学的内容局限在"考评历史，议论诗文"范围内，显得研究的范畴和领域狭窄局促。季羡林、饶宗颐是从整体国学大范畴学术研究的视角来说，有着共通之处。而在这方面，金性尧就不在同一范畴和同一层次上。所以“北季南金”这个提法有失偏颇。
　　  跟金性尧有过交往的北平藏书家、《中华读书报》书评人谢其章，于2008年9月17日在《中华读书报》上刊文《金性尧与“文载道”——写在金性尧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文章开头说：“前向国学热的时候，有一种说法‘南金北季’，称这二位是当代国学的领军人物（国学大师）……人们很喜欢这样的归纳，这种极端化的概括很容易流传，也很容易被接受，譬如过去的“南张北齐”（南张大千，北齐白石），‘南张北梅’（南张爱玲，北梅娘），即便是有质疑者，也挡不住年代久远了的以非为是，这种口口相传的东西本身不具备学术价值，真伪与否恰当与否，都不算个事。虽不是什么大事，但也不该太离谱，“南金北季”就离谱。且不说什么资格够国学大师，但就二位的知名度而言，就不该相差那么大，相提并论的前提，人物大致是要平起平坐的……”“我自己还有一个理由来说明‘南金北季’的不成立，以我现在的条件我不可能结识什么国学大师，但是我跟金性尧先生通过信，金先生送过我他的著作，我在文章里很多次提到过金先生（全是离国学十万八千里的事），就这么点关联，如果那时我知道先生是大师的话，这点交往都不可能发生。”
　　 很多人对“北季南金”之说，感到“匪夷所思”，觉得“北季南金”的提法不准确，有质疑，我亦然。
　　
　　 二、“北纪南文”源自周作人荐评文章
　　
　　 其实对金性尧，历史上到有过“北纪南文”的提法流传。
　　 这跟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金性尧与鲁迅和周作人兄弟的交往的那种情分缘原有关。
　　 金性尧十七八岁，刚从舟山搬迁到上海不久，就对鲁迅与周作人心怀敬慕之情。1933年11月29日在故乡《舟报》上刊发的《读<文学的心灵>》一文中，就说：“至于鲁迅，近日除译著之外，虽极少创作，但是前几年的那部《呐喊》一跃而成世界名著，竟有好几国文字的译本，这是不能不承认中国文学家的成功，造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对鲁迅呐喊推崇备至。1934年4月19日在《舟报》刊发的《谭小品文》中，他说：“中国小品文之佳者，以郑板桥、龚定庵、金圣叹、袁中郎等为最。近代则如周作人、俞平伯、林语堂、鲁迅等，亦隽妙精简，纵旨趣不同，而格调则皆超拔流利。以上胪举者，只个人观察后较为可读可爱而已。吾知天地之大，图书之广，当尚不止此数子。”1934年10月14日《舟报》刊发的《理想的书斋》中表示在书斋中端正认真地“读读鲁迅的《呐喊》，施耐庵的《水浒》，刘铁云的《老残游记》，周作人的散文”是一种美好。足可见周氏两兄弟是他敬慕和学习的榜样。对于鲁迅，他心仪已久，1934年，18岁的他内心“冲动”着对鲁迅先生的仰慕之情，主动与鲁迅通信请益。1936年鲁迅逝世，金性尧与妻子武桂芳亲临丧仪。此后，他义务参与校对《鲁迅全集》。1939年1月，金性尧与王任叔、孔另境、许广平等在上海集资创办《鲁迅风》，在极其艰苦的环境和经费拮据的情状下，金性尧负责主编，还帮助承担部分办刊的费用。金性尧和妻子（是当时的女作家）与许广平保持长期的亲密交往。他以“文载道”为笔名，写“鲁迅风”杂文，当时就令人瞩目。
　　 金性尧曾说：“对二公（指周作人和鲁迅）的文字或文集凡有所得，却无不读到一遍以上，而且愈读愈觉隽永可喜，盖鄙人一生受影响最深者也惟此耳。”足见他对周氏兄弟敬仰之情，仿随之心。
　　 他与周作人的交往也很密切。他对周作人的作品的喜爱前面已经说过，十七八岁时就开始了，而他们之间的交往是从沦陷时期的通信开始的，前后大约有四十通左右。金性尧喜爱周作人的文风，周作人也很欣他的文章，可谓是文学趣味相似，也可能是禀性相投的缘故。金性尧的第一本散文集《星屋小文》是巴金亲自编辑出版，而第二本著作《文抄》，就是由周作人介绍出版并写序言的。周作人评论金性尧说，读文载道的文章就像“他乡遇故知”，这些文章中常有“一种惆怅我也仿佛能感觉到”，文载道的作品具有某种爱国意义，虽然它“不足以救国”，但绝不会“误国”。周作人与金性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曾结成忘年交。
　　 1944年，很少推荐作家的周作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推荐两个在战争期间出现的散文家文载道(金性尧)和纪果庵。把金性尧跟纪果庵两人相论。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作家，文学理论家，与金性尧有交往的陈子善，在文汇报刊发的《我所知道的金性尧先生》中说到了这件事：“如果读过金先生在“鲁迅风”杂文之后的散文小品，包括《风土小记》和《文抄》两书中的文章，就不大会否认金先生受到知堂的影响，那真是“时出古谈，篇篇皆有思致”（朱熹语）。知堂在《文抄》序中称赞他的文字“文情俱胜”，确是的评。而且，知堂首次把他和当时北方的另一位文史小品高手纪果庵相提并论，从此‘北纪南文（文载道）’之说就不胫而走了。”著名文化老人谷林的《书简三叠》中的2002年10月16日致沈胜衣信中说到金性尧：“他似乎一直在上海，旧以‘文载道’笔名著称，我于战后出川……当时好像有‘南文北纪’之称。纪是纪果庵……”
　　 可见，周作人因在一篇文章中一起推荐金性尧和纪过庵，从而产生了“北纪南文”之说的流传。这个说法有据可依。
　　
　　 三、“北季南金”是“北纪南文”的误传延伸
　　
　　 于此推知，有历史的提法应该是“北纪南文”。而“北季南金”则可能是据此而误传，误导而延伸出来的。
　　 深圳晚报副总编姜威在《不着边际的追悼——兼为金性尧先生送行》一文中谈到“北季南金”提法时说：“事实是，1949年以前，金性尧先生用文载道的笔名著书撰文，与河北蓟县籍学者纪果庵（本名纪国宣，果庵其号，曾用名纪庸），皆擅长描写风土人情。文载道著有《风土小记》，纪果庵著有《两都集》，二人又同为《古今》杂志同人，时人或有‘北纪（果庵）南文（载道）’之目，此与‘北季（羡林）南金（性尧）’真风马牛不相及也。”并指出现这种随便乱贴标签的现象跟“时下学风和文风”有关，是“虚浮气盛，踏实劲衰；猎奇心重，索隐意轻；耳食星火，瞬间燎原”的不良风气，导致了生拉硬拽，随意拼接，牵强附会现象。也许是有人听说了“北纪南文”的说法，而纪果庵去世得早，名胜已淹没，今人很少知之，于是因“纪”与“季”同音，把季羡林给拉出来了，“纪”成了“季”。这样做，可能是想美美地宣扬金性尧，可能是为了更好地推销出版物，也可能是为衬托他们宣扬的能耐……只是这一字之改，却人非事非，大有以讹传讹之嫌，虽使大众不明就里地传播此言，却也让人生出若真若假的疑窦，于此看来并没有真正实现宣扬金性尧的意义，反而降低了那些传扬的可信度。至于有人提出的“因他在‘考评历史，议论诗文’方面的学术成就”，而被誉为"北季南金"。这有点牵强和以偏概全的感觉；这样不但切割了他们的各自风格和精彩，更把博大精深的国学缩减成“考评历史，议论诗文”的圈囿，自然不是科学的说明。
　　 金先生是实在、踏实、淡泊、不重名利，只管读书述作，凭着一篇篇文章，一部部作品说话。不大关注别人怎么说，大概他的《唐诗三百首新注》、《宋诗三百首》《清代官廷政变录》等发行之后，上海的朋友告诉金性尧，近有“北季南金”之说，金先生问是谁说的，那人说:说这话的人叫马斗全，文章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金性尧只是摇摇头。马斗全是从事古文献和文史研究的学者兼诗人和作家。常在《中华读书报》发表文章。可是，后来马斗全知道此事后，发文说：“其实我并没有写过关于金先生的文章，是那位读者记错了作者，那篇文章也就被安在了《中华读书报》。”看来那个首提“北季南金”的作者是个人们不熟悉不了解的人吧。以此可见金性尧是不赞同这样说的；而有点见识的马斗全等也不会提出这样的说法。
　　 季羡林就是季羡林，金性尧就是金性尧。其实很多东西不必并提，也不必攀比；像民企的老总不一定要与国企的老总相提并论才是英杰，礼仪使者不一定跟明星同台才显风度，名媛不一定跟帅哥并肩才现美艳；他们各有风采各有自己的人生业绩。故而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见识，不必随波逐流去人云亦云那些离谱的评语。
　　 笔者以为，金性尧作为资深编辑，青年时主编《鲁迅风》、《萧萧》、《文史》等杂志，文革以后先后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第二编辑室副主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还为香港中华书局主编"诗词坊"丛书等，并亲撰《闲坐说诗经》《夜阑话韩柳》等。金性尧是风情散文大家，他的《星屋小文》《风土小记》《文钞》等文集为人们所喜爱。他的文史随笔风格别具，《炉边诗话》《一盏录》《伸脚录》《土中录》《不殇录》《饮河录》《清代笔祸录》《清代官廷政变录》《闭关录》等著作曾经畅销难求。而他的古代诗歌研究深入而富有特色，《唐诗三百首新注》《宋诗三百首》《明诗三百首》等，匠心独具，释注到位，分析精妙，大学必读，广为流行……他在文学上，文史上的成就，在唐宋明等古诗研究上的成果，留存于世，有目共睹，这独具的动人景观，丰厚财富，已经足够让我们去敬仰，去爱戴了，所以不必用那离谱的说法来虚张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