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阿未的组诗《我和这块石头一样远离人群》是在2017年春天。其时正值花红柳绿，莺飞草长，整个人有种要飞起来的感觉。而通过对这样一组作品的阅读，使我轻飘浮悬的身体有了一份被某种力量稳稳镇守住了的安静与踏实。
　　 身处这个浮躁、快节奏、程序化的时代，我们大多数现代人都已习惯于对大众信息和权威话语的顺势接受，甘当思想上的侏儒，独立思考的精神严重缺席，个性化的生活感受和语言都消失在人云亦云的一体化话语场中。而诗人作为时代稀缺的清醒者，特别是有责任自觉的诗人，天然地与这种垃圾化的文化趋势相对抗，从独立的精神姿态和判断力出发，“用诗的形式发言”，坚持守护着可贵的思想烛火。但由于诗人个体主体性以偏执性格的状态在现实生活中的无限放大，外向表现为诗人个人与周围其他人在话语上的差异性，导致彼此产生了距离，而且差异性越大，距离就越大，诗人总有一种相对于人群的疏离感。所以“诗人是孤独的”，诗的“语言更是孤独的”。而阿未的这组《我和这块石头一样远离人群》带给我的“孤独感”尤为强烈。
　　 试看开篇的《一个人的僻静让整个世界都变得荒凉了》一诗。“一个人什么都不说，他以为沉默/就能把自己藏起来，他以为/像死亡一样活着，别人就真的以为/他死了……”一个人什么都不说，像死亡一样活着，真实原因在于其与所处的世界无法找到相适宜的对话，他的灵魂行走在高处，与现实之间距离遥远，所以“……他学会隐忍/更学会独自嚼碎内心的悲喜/他躲在自己的身体里，屏息静气”，虽然最后“一个人的僻静/让整个世界都变得荒凉了”，但我们得到的正确答案显然不是世界“荒凉”了，而是世界越来越高级的繁华与诗人孤傲的灵魂相背离，两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因而这个具有为某种精神命名意义的“远离人群的人”就越发孤独。同样，作为组诗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和这块石头一样远离人群》一诗显然承载着整组作品更多的意旨。“事实上，我于这个九月的午后逃离/在一湾静静流着的江水边/我和这块石头一样远离人群/看水面辽阔，听江水匆匆”。诗人在一块具体的石头身上找到了对应于自己生命的存在感。石头具有坚硬、孤单、桀骜不驯等特征，“暗合我此刻的内心，空旷而深远”。“就这么沉默着，让一切过往的爱恨/情仇，在此刻的心里模糊不清/直至成为不动声色的石头，身心合一/偏安一隅，在匆匆流着的江水面前/安静地做梦，孤独地倾听……”在与现实世界的对抗中，诗人显然是极度无力和彻底失败的，却仍然知难而进，勉力为之，并承受由此给内心带来的焦虑和孤独，在精神学上来讲等同于自虐。但正是由于这种精神的疏离和生命的孤独，诗人个体主体性才得以进一步巩固和拔高，如同钻探机高高升起的钻臂，其因海拔正负差充溢起来的力量实现了诗人对现实岩层的更深层的掘进。而且为了获得和保持这种生命的“孤独感”，作者对一些引人怀疑的事物始终有一种天然排斥力：“还是别叫醒我吧，难得做一个好梦/难得在这场下在深夜的/三月的细雨中，变成一粒饱满的种子/悄悄潜入湿润又松软的泥土/难得在暖暖的黑暗中，沉默不语……”（《给自己一个投奔春风的理由》）。“就这么沉默着多好，安静着多好……人类不发出声音多好……一个人心里若无光明，再亮的灯/光线也是微弱的，不如就这么黑暗着/沉默着安静着，多好……”（《多好》）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现代诗歌开始由道义的深刻转向生命的深刻，由诗人自恋的外向扩张转向痛苦的内视和反省。人类的生存真相成为诗歌的主要母题，“自我”成了诗人审视的对象，生命深处的熔炉成了孕育诗歌最可靠的子宫。而诗人们深入内省的主要结果是看到了在现实世界里被温暖和冷酷多向压迫之下人性呈现出来的复杂图谱，同时这些新的发现又是难以明确言说的，“诗人与不可名状的事物相遇，他会倾向于沉默”（陈超）。但沉默不等于放弃，而是“言无言”，让神秘的体验在沉默中继续展开。海德格尔说，诗的艺术之“真”，应包括“把难以穿透的存在奥秘，作为奥秘，在语言中凸现出来”。诗人真正的责任就是做一个“真正的歌者”，“唱出人们心底的沉默”（纪伯伦）。
　　 在对生命自身进行审视的过程中，诗人内心所承受的压力是巨大的，因为他持久地坚守在一片“荒凉”之地，拒绝喧哗世界的引诱和招安，对由精神探险带来的莫名后果全然不顾，这与诗人自身孱弱的生命又形成巨大的反差，在人类精神大地上投下穿越时空的巨大惊叹号。而同时，这种内心强大的负重反作用于肉体意义的生命，会使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有悖于常理，甚至“癫狂莫名”。在《本来一切都是平静的》中，诗人就出现了如下“反常”征候：“本来一切都是平静的可是春天来了/冰雪开始融化，和风吹皱流水/吹出满世界脱胎换骨的声音”，给大地人间带来生机与希望的春天在诗人这里变成了不受欢迎的某些事物的代表，打破了诗人心灵栖息的平静。但是诗人个体精神对孤独的依赖是不容任何挑战的。虽然“阳光温暖”，“泥土惺忪，桃花飞舞”，“风摇树绿，草群欢呼”，种子正在“万物蓬勃中发情”，天地间充满了欢欣，但是“这些欢愉和抒情/这些到来和奔涌，这些苏醒后不安的灵魂/皆为扑面而来的声音，本来/一切都是平静的可是春天来了……”，“缤纷的杏花已落/春天越来越短了，我们总是被驱逐/一场春雨过后，我们/已站在了另一个季节的边缘”。诗人的目光仿佛透过一片树叶光洁鲜亮的正面，对其茎脉崎岖丑陋的背面投下持久的凝视。由世界的怀疑和对心灵安宁守护的无力致使诗人发出哀叹：“我们的命运/在这个充满情欲的春天破碎，被湍急的时光之水/拍向彼岸……生命越来越短了，我们总是被驱逐/一场花风杏雨之后，我们和这个春天一样/已经所剩无几了……”
　　 弗兰茨•卡夫卡说：真正的道路是在一根绳索上，它不是紧绷在高处，而是纠葛地贴着地面。陈超也说，在众人视为通衢的地方，诗人看到了“绳索”；在众人自诩世事洞明的时候，诗人提示人们“事情不是你看得那么简单。”诗人阿未显然也触摸到了这根“绳索”，并且还把它时而紧勒时而放松。他在《拘谨的烛火》中这样写道：“他们说纸里包不住火，可是有些火/你无论如何得包起来”，因为“火借风势，烧得沸沸扬扬，火光冲天/烧得一片狼藉，血肉模糊，烧得/自己都认不出自己”——阿未把闪着寒光、触目惊心的解剖刀伸进自己的身体，“你不妨试试在自己的心里/设一道防火墙，让必须包起来的火/隐身其间，你也不妨/用时间的沙土，堰住滋生的微焰/使它不锋芒也不炫目，不升腾也不熄灭/就像一束拘谨的烛火，默默地在心里/跳动，只要照亮自己就够了”。由此可见，诗人精神襁褓中的孤独指数是居高不下的，它们掌握着诗人在生命泥沼中挣扎的基本动能。
　　 《告别一个人》在这组作品中是相对比较特殊的一首。面对“死亡”这个人类永久性的话题，作者让追问、迟疑、互否等纠结矛盾的力量尽可能地进入到诗歌文本。在这首诗里，“死亡”作为生命消失的客观事实，并没有成为常人所期盼的那样成为一种生命永久解脱的方式，而是拉开了一个新生命的序幕。这个众人要“告别”的人虽然生物机能停止了活动，但其留给他人的情感记忆等精神性的东西并未随之消失，仍然在与世界发生着摩擦，而且又有了新的变化。这种折磨对活着的人来说是噬心的。“他们在缓缓的哀乐声中，依次向他鞠躬/向他们的爱和恨鞠躬，向他们的不爱也不恨鞠躬/向他们的眼泪和无动于衷鞠躬/他躺在那里，毫无血色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仿佛一张白纸，上面一个字都没写……他们看不清他的样子了，他们对他的熟悉/忽然都变成了陌生……”吉杜•克里希那穆提对死亡有过专门的论述，他认为死亡也是生命的一部分，是肉体和旧事物的消逝，也是一种心灵的觉醒。从此诗来看，作者也在尝试通过一个生命肉体的“死亡”来把生命真相的探询引向深入。刻画死亡的诗作数不胜数，而能否把“亡灵”隐秘的话语成功传达给读者，关键在于诗人充分调动联想之翼来对生命机体化为虚无的瞬间语言的获取。诗人阿未在伸缩有度的叙述中有效控制了自己“想象的能力”，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
　　 向自己内心阴暗角落揭示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阴暗事物的清扫过程，因为没有觉悟就没有行动。广大诗人们不乏直面自己阴暗面的智慧和勇气，但缺少由个体出发来揭示整个人类人性中普遍存在的负罪的才能。而通过《恶念》一诗，我们可以看到令人惊喜的火花：在梦里，“我杀了人”，但却“没有一丝惶恐”，甚至“看见他躺在血泊里/一动不动，竟然还心生快感”，这不正是人类由麻木不仁转而发展起来的向其他生命施虐的暴力心理吗？并且毫无罪恶感，世间早已黑白颠倒，混沌失序。接着“我用不着毁尸灭迹，这个空荡荡的梦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现在只剩下我自己了/我还惶恐什么呢，没有目击者，也没有/我杀人的任何证据……仅仅是/动了一点恶念，仅仅是做了一个梦/我惶恐什么呢……”，而且“我不认识这个人，当然也和他无冤无仇……我手起刀落的时候/他还笑容满面呢，血光四溅的时候/他还一脸无辜呢……”。然而这首诗不光揭开了人性的遮羞布，其对人性中缺陷的展示，恰好焕发出某种人性的、豁达的活力，让我们触及到了诗人完整、真实的血肉之躯。
　　 诗人常常会通过把虚构的幻景纳入到生命的话语，来抗拒人性的迷失和困顿。在这组诗中，诗人阿未终于还是用少许幻美想象做了令人迷醉的描述，以此溯本清源，保持灵魂的洁净：“那些碧绿、丰腴、馨香袭人的花草/被太多来自生活的浊流污染，浸蚀/使色彩褪尽，生机不再……把这杯残茶倒掉，换上一杯清水/这无色无味的水比茶简单，比茶透明/它没有深藏的秘密告诫我的神经/让我不再夜不能寐……当这杯清水注入我心，就如一场春雨/落在大地，也许用不了多久/一次久违的花红柳绿，又将/返本还源……”（《清水》）诗人由此衍生出来的期许也是冰清玉洁般的境地：“想约你来看看雪，在春天，看一场大雪/一夜之间，于三月的秀骨上/长出丰满的血肉，看看三月乍暖还寒的/抒情，忽然有了如此纯白的背景”（《想约你来看看雪》）。诗人渴望保持平静、朴素的生活状态，但绝不是对生命内里原动活力的压抑和摒弃，他的生命也不是一截僵硬枯朽的树根，而是一粒饱含绿意的种子。诗中这些少有的靓丽诗句告诉我们，它们依然来自于一个孤独的肉身和心灵，并且如此具体、鲜活。
　　 在这组诗作中，诗人阿未自我疏离于人群之外的精神内核成为所有作品机体中的“钚铀”，其裂变的效果是令人惊喜的。从而我们看到，诗人主体力量的壮大与其对抗物的复杂性增加是同步的：主体力量越是强大，它伸向现实世界的触角就越长、越敏锐，诗人所承受的理性思考和生命体验的体积也就越大。而主体力量的强大并不是来源于生命生存力量的强悍，而是全赖于诗人精神姿态的独立程度。由此带来的文本效应也是巨大的，正如诗中“远离人群”的“石头”那样，诗歌作品本身以其“远离”大众人群的内质获得了自己的存在理由，其“孤独”的语言也决定了它们必须寻找真正的读者，并在与读者对话的过程中形成更大的“疏离引力”。深陷这种“引力”是一种生命不能自拔的自我折磨，但却使我们沐浴着生命圣洁的光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