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多薄命，虽不尽其然，却有一定的普遍性。诗歌创作要“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将郁结心胸所有不平一吐为快！所以，“愤怒出诗人”历来是“发愤文学”的一大特点，李贺27岁英年早逝，杜牧也不过四十有九。而中国文学史上，陆游可称得上一位长寿诗人了，85岁高龄仍在作诗，并称“六十年间万首诗”，如今尚存遗作也有九千三百多首。
　　 陆游（公元1125-1210年），字务观，自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出色的爱国诗人、词人。29岁参加进士考试，即名列第一；次年礼部复试，因“喜论恢复”被秦桧除名，此后仕途中，又数次被罢官。如此坎坷、不得志，又屡遭打击的人生，倘若是屈原，早就投了汨罗江了。翻阅《剑南诗稿》，你也会被这位临终“不见九州同”的爱国诗人，那种慷慨激昂又气吞山河的诗风所震撼——“中原北望气如山，铁马秋风大散关，千载谁堪伯仲间！”但现实中的陆游却是一位极仁善祥和，并注重养生的仙风道骨。即便归隐后，也以出世心态，享入世人生。
　　 对“出世”与“入世”而言，我认为：这是人的“心”与“生”的关系，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处理自己的人生和生活的问题。倘若以“出世”心理来调和自己的人生观，也就大有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心远地自偏”的心态。因为我们不可能离开这个现实的生活世界，如古代归隐的文人墨客，所以只能用“心远”来处理自己的人生观和生活观：像陶氏般，虽身居肮脏丑陋的世界，但心态早已远离尘俗，就如同生活在偏僻的地方。并调和好自己的心，不去耳闻目睹世俗的纷争、悲凉与丑陋。然而，如果此时是以“入世”的心态来处理自己的人生观和生活观，那就会发现世俗的许多丑恶现象，这些现象与自己的思想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格格不入，不理解或想不开，也就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只有用“出世”的心态，来面对这个世界；用“入世”的心理，来对待自己的人生，这才是最佳的选择！其实，陆游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陆游在政治上虽主张抗金复国，但仕途却与世无争。他一生屡次遭罢免。南宋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春，江西抚州大旱。五月又大雨，山洪暴发，淹没大片田地和村庄，洪水直冲到抚州城门外，百姓饥困潦倒……时任江南常平茶盐公事的陆游，密切注视灾情的发展，在未征得南宋朝廷同意的情况下，先拨义粮至灾区赈济，使灾民免于饥饿，然后再奏请拨粮。这一举措有损朝廷利益，十一月，被召返京待命，以“擅权”罪名罢职还乡。陆游在家闲居6年，宋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春，又以朝请大夫知严州(今浙江建德县梅城镇),官至宝谟阁待制、晋封渭南伯，后又被劾去封号，以“擅权”之罪罢官还乡。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被召赴临安（今浙江杭州临安）任军器少监。次年(公元1189年)，宋光宗即位，陆游任朝议大夫礼部郎中。此时，他连上奏章，谏劝朝廷减轻赋税，结果反遭弹劾，以“嘲咏风月”的罪名再度被罢。陆游比较明确被罢官就有三度，倘若与之前的因“喜论恢复”被秦桧除名及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的因“燕饮颓放”被撤职，一生中也就有五次被罢，对此他也视为一种常事。何谓“燕饮颓放”？以我的理解，应该是；用公款吃喝到了一种放任不羁的程度。这位直到八十多岁还在想上战场老人，怎么会如此呢？如用点小钱请请前来的上级官员倒是有可能；或请一下“三陪女”吟吟诗，作作赋，那也算常事，因为这种情况在南宋当时十分普遍；更何况，陆放翁一生婚姻也不是一帆风顺，他与唐婉的婚姻破碎就是很好的实例。
　　 所以，陆游面对一生仕途的起起伏伏，生活的坎坎坷坷，他都不放在眼里，对他来说，这也是一种常事。在其《卜算子·咏梅》一词中就曾以梅花“无意苦争春”自喻，即便“零落成泥碾作尘”，也是“香如故”。生活中，他豁达开朗，认定人的一生最易伤筋害骨的莫过于“忿欲”二字。有诗为证：“习气深知要扫除，时时褊忿独何欤？呼童不应自生火，待饭不来还读书。”（陆游·《幽居遣怀三首(其三)》）陆游能革除陋习，抑制肝火，就是挨饿受冻也能继续读书，这是许多常人所不及的。据《宋史·儒林本传》所载：当时权奸韩托胄在修筑南园时，要请杨万里来作篇记，杨万里不但不领情，还断然斥责：“官可弃，记不可作也！”无奈，韩只好另请高手。最后，还是陆放翁心平气和地把“记”，给作了。
　　 陆游长寿的秘诀，除了面对腐败的南宋小朝廷，及污浊的社会，能以“出世”心态面对外；还极注重养生。“放翁胸次谁能测？万里秋毫未足宽”（陆游·《小市》），陆放翁在遭受秦桧等人排挤后，不计个人得失，而是心系国家安危，百姓安乐，这种清心寡欲的思想，对其身心不无裨益；“晨脯节饮食，劳逸时卧起。藉臼来长生，耄期直差易。”（陆游·《野兴》），陆游从小就常习武健身，年老更是时时处于劳逸结合之中；就是抚州提前拨粮赈灾，在返京被罢前，也搜集了100多个药方，精心制成《陆氏续集验方》，并刻印成册，留给江西百姓，以表达他的爱民之心，救民心切。
　　 所以，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中国文学史上怕只有东晋的陶渊明与南宋的陆游处理最妥当了。在面对金人疯狂蚕食北宋大部土地，陆游也曾痛心疾首，在近万首诗中：“言恢复者十之五六”（赵翼·《欧北诗话》）。虽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面对逃逸杭州，苟且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他务观脾气再大，火气再旺，又能奈何？辛弃疾的脾气最大，还不是“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终落下报国无门，抑郁而终。好在——陆放翁没有把“栏杆拍遍”；要不，在中国文学史上，那将是一种怎样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