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窑炼焦没多久就被更环保的蒙古窑炼焦取代了。所谓蒙古窑，就是在锅窑基础上，四周砌上砖，窑顶砌死封死，只留运煤灌水便利的一侧，作点火前装填生煤，熄火时冲水，取焦用，炼焦时砌死密封，整座蒙古窑只留一口出烟，因形似蒙古人的帐篷得名。蒙古窑炼焦所出之烟，不像坡窑和锅窑直接排到外面，而是经管道排到一个上百米高的大烟囱，再通过大烟囱排放到高空。这样，地面的污染比过去少多了，但投资也更大了，建一个大烟囱少则十几万，多则几十万。这时，人们通常联合几家或十几家，把几个或十几个蒙古窑建在一起，合用一个烟囱。因投资的缘故，这时炼焦人家远没坡窑锅窑时多了。
　　 与蒙古窑紧密相联的是，煤窑数量的大大减少。煤炭价格一步步走高，但蒙古窑炼焦产生的原煤更少，亏本机率更低，能炼的人家都不会放过机会。这时我们驮煤炭，买到原煤的机会更少了。买生煤得与私挖乱采人联合，跟监管人员打游击。天不亮就出门，赶到煤窑口，卖煤人叫工人把早已送到窑门边的煤炭背出来，做贼似的匆匆把煤炭装实捆牢，抬驮子上马，迅速打马离开。卖煤者迅速扫除痕迹，把窑口掩盖好。
　　 机焦窑炼焦是炼焦史上的高级阶段。其技术含量与投资在炼焦发展史上都最高，建一座机焦窑便要几百万，还要考虑稳定的生煤来源。因此，机焦窑老板一般都是煤窑老板，或其弟兄姊妹或与煤窑老板关系特铁的人。一句话，机焦窑炼焦成了少数先富起来者炼焦的专利。许多炼过坡窑炼过锅窑甚至炼过蒙古窑的人，都让巨大的投资和生煤的供应挤到了门外，只能给煤窑或机焦窑老板打工。一部炼焦发展史，也是当地一部社会资本发展史。
　　 在炼焦一步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中，伴随的是家乡驮煤大军的一步步由兴盛走向衰落。机焦窑炼焦出现后，买烧火煤更难了，原来没人要，不值钱的荒块，也被打碎掺在煤炭里卖掉，煤窑里的泥巴也都卖成了钱，煤价比洋芋玉米还高，煤老板进钱赛流水，他们成了当地最有钱最有影响力的人。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当地乡镇长书记是谁，或县长县委书记是谁，但绝对清楚当地有哪些煤老板，或哪个煤老板最有钱。
　　 这时，能买得起煤炭烧的人家越来越少了，家中生煤火的时候也不多了。偶尔弄到点煤炭，像三十年前吃肉一样，只有过年过节，或来客，才拿出来。柴禾重新大规模走进寻常百姓家，上灶堂，进厨房，点亮温暖人们的生活。这时不仅小孩淡出驮煤炭的日子，成年男女也少了驮煤炭的活儿。
　　
　　 七
　　 二十一世纪初，随着国家普六普九教育政策落实，家乡适年儿童都入了学，参加家庭生产劳动都很少，赶马时候就更少了，更别提驮煤炭了。
　　 陈显帮先生任新坪村党总支书记时，修通了团箐到普红的水泥路，该路恰好经过都格村。同时，他又争取资金挖通了都格接贵州响水的毛路。乡亲们赶富村不再赶马，要买什么卖什么，早上八点左右拿到公路边，花十块车费，一个小时便到富村。下午两三点钟，把要买的东西买好，送到村里面包车上，再花十块钱便早早到家，完全颠覆了赶场打铁，一天到黑的往昔赶集模式。赶响水，虽然路面不好，跑的车少，但有时也无需赶马。
　　 两年前，随着电网改造落实，人们告别了高电价时代，不仅照明可以放心用电，不再靠柴草松香（松脂），做饭炒菜也用上了电，有时取暖也用电了。煤仅仅用来烘玉米，烤烤烟。但烤烤烟已是煤电混合，煤不仅用量远不及过去，直接烧生煤，也省了人踩工夫。
　　 现在，尽管家乡收种庄稼，仍离不开骡马，卖洋芋玉米基本还靠骡载马驮，赶马还是乡亲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外出打工者除外），但烧火煤是送到村里卖的洗煤（洗煤厂洗精煤丢弃的部分），乡亲们彻底从驮煤炭的生活中解放出来。随着打工经济兴起，骡马也随外出人口增多而减少，渐渐淡出乡亲们的生活。
　　 回首四十多年人生路，赶马驮物渐渐淡出家乡孩童生活，淡出乡亲们的生活，留在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出生者的记忆里，成了如我这般怀旧者心中一道总想回头看一看的风景。每每回首，心中既充满苦涩又蕴藏着浓浓的眷恋，那是我的一段童年与一段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