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是中国人喜庆祥和的节日。劳累了一年的人，可以用这个空闲好好地休息一下；奔波在外的人，可以在这个假期和家人团聚几天；甚至在监狱里服刑的犯人，在这个时候也会感到人世间的温情。所以，每个中国人都对这个节日特别注重，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然而却都是美好的期盼。
　　 但是，也有确确实实从心里往外不盼年，非但不盼，而且还怕过年的人：新生屯的老莫头就是。因为，新年一来到，他就该遭罪了。──不过，那已经是多年多年以前的旧事了。
　　 历史的误会给了他一顶帽子，从1961年末戴上以后，这一戴就戴了十八年。开头几年，他只觉得有些沉重，而后的十多年，他就被压得直不起腰来了。
　　 且不说他平日里受到的各种各样名目稀奇的“待遇”，就说这过年吧：从1964年起，义务给队部扫院子（其实这是饲养员的日常工作）；1966年以后增加了起马圈粪；1968年开始给大队秧歌队抬大鼓……每一次“加剂子”，就像法律一样固定下来，以后就年年如此。
　　 就说这抬鼓吧。每年春节大队要组织秧歌队，到各队的光荣之家去慰问，这也是老传统了。但以前那面大鼓是用小车推着的，这回却要用老四类使杠子抬；从排练到巡回，一抬就是半个多月。往年，起完马粪扫扫院子，还能在家消受几天；从那以后，这老莫头就再也别想在家歇着了。
　　 秧歌队出发了。前面是彩旗开道，接着是花花绿绿油头粉面的秧歌手，后面是乐队：吹喇叭的，拍小钹的，最后是擂大鼓的。乐队的人穿着虽不那么艳丽，却也十分齐整；只有两个抬大鼓的，破衣旧帽，浑身尘垢，且脸色阴沉，与秧歌队的调子大不谐调。人民的开心之日，就是反动分子的难受之时嘛！
　　 秧歌队后面，跟着一群小孩子。孩子们不断地向抬鼓人投掷土块，有的还故意地撞到他们身上，使这两个腿脚不灵的人趔趄到苞米茬子地里去：谁让他们犯罪来着！
　　 乐队奏起来了，大鼓敲得嗵嗵响。老莫头的耳朵已经不觉得震得慌了，大概那里面住了一窝蜂子，挡住了音响；他只觉得心好像要跳出来，那每一槌都像捶到了他的心上。粗硬的杠子在他的肩上抖着，他小心翼翼地抬着，使鼓面端正地对着敲鼓人；眼睛还要朝前看，随着秧歌队的转动兜着圈子。好不容易熬到了散场。他拖着两条酸腿回到家来，那碗应景的饺子已经唤不起他对新春的兴趣；他靠墙坐在炕上，松松酸肩膀，闭上了眼睛。大鼓的声音仿佛还在他的耳畔心头响着：咚咚咚，咚咚咚……
　　 1976年春节。这个已经抬了八年大鼓的老莫头病了，腊月三十，他步履艰难地到大队去请假。
　　 “怎么？你想退休了？不行！”年轻的胡书记负责这项工作。
　　 老莫头苦苦哀告。
　　 “你实在抬不了，叫你儿子来替。”
　　 老莫头有些惊讶。他战战兢兢地问：“那几个……”，被改造的不止他一个，但是那几个都是沾点官亲的。
　　 “你想换班啊？你不能来就叫你儿子来。别废话，耽误了秧歌可找你算账！”
　　 老莫头拖着两条沉重的腿回家去找他儿子，那心情就像杨白劳卖闺女一样。
　　 听了父亲的诉说，儿子又气愤又委屈，一股怒火从心头喷了出来：“我不去！这还兴接班吗？”
　　 “哎呀！你就替我去一回吧。咱们拧不过人家呀！”
　　 “有个挨斗够他的了。有事找我，不用你去。”
　　 一家人谁也没吃出大年初一早上的那顿饺子有什么滋味。收拾完碗筷，都囚在家里，等待着祸事的到来。
　　 果不其然，九点钟，来了两个脸上涂着胭脂的临时民兵。
　　 “叫你们爷俩都上大队！”
　　 老莫头的脸立刻就变了色，儿子不服气地说：“去就去！这次还没犯到他们手里。”话虽这么说，心里也发毛，他已经陪着他的反动父亲经历了十年的“革命洗礼”，群众专政的威力他是领教过的。
　　 父子俩走进了那曾叫他们酥过多少次骨头的大门口，胡书记脸色铁青。
　　 “莫凭栏！叫你抬鼓怎么不来呢？”
　　 “这不是四类的活吗？我不能和他们为伍。”
　　 “嗬嗬？界限划得倒挺清楚啊！告诉你，我们区别对待，不白使唤你，给你记工分。”
　　 “胡书记！现在是我的假期。”
　　 “你他妈的真能对付！支使不动你咋的？你看那些打秧歌的，哪个放假了？”这位在“斗批改”阶段从打手堆里“突”上来的“运动员”，呼地逼上来，照着莫凭栏的胸口打了一拳。
　　 “胡书记，不要随便打人吧！我还没犯错误。”年轻人的眼里冒着火。
　　 “你这狗崽子，打你又怎么着？你告去！”他又打了一拳。
　　 看见儿子挨打，老莫头的心里很是难受，急忙从后面走上来赔罪。
　　 “你这老混蛋！你给我撅着！”革命的胡书记把老莫头按到了墙角，又回身对莫凭栏说：“你抬不抬？不抬你们爷俩一起撅着！啥时候答应了啥时候起来。”
　　 看着撅着的父亲，儿子屈服了。
　　 “哼！你小子倒是别干哪？告诉你，事不算完，这些人耽误的工夫要算到你们身上。”他转身对老莫头说：“抬不了鼓也不能叫你回家享福去。你给我跟着游街去！”
　　 胡书记真不愧是搞“专政”的干部，他的空白大牌子总在柜子里备着。他拿出一张，抓起毛笔，写了个“反动不化，反对拥军拥属”，往老莫头的脖子上一挂，“走吧，跟着看秧歌去，省得在家闷得慌！”
　　 莫凭栏操起那个大杠子，放到肩上，屈辱的眼泪立刻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他不低头，也不擦泪，任凭它在脸上流淌。这个当年被同学们认为很有艺术细胞的青年，回乡后，也曾怀有“把青春献给农村”的天真理想。但是一年比一年冷酷的现实使他明白了：政策仅仅是好听的条文而已。他的文艺专长，也曾叫他发挥过一次：那时学习“小靳庄活动”的高潮期。而他偏偏却拒不参加，因而挨了一顿批判。在其余的岁月里，除了挨批挨斗，他没登过台；除了写检讨，他没动过笔。从他父亲抬大鼓，他没看过秧歌；甚至在外地看见秧歌，心里也顿然感到难受别扭。想不到今天，他倒被迫“参加”了秧歌队。
　　 秧歌队沿街走着，儿子抬着鼓，老子挂着牌。这一创举惊动了满村人，使看热闹的人多了许多。人群中自然会有很开心的，但是多数人还是投出了同情哀怜的目光。有位老人说：“大过年的，折腾他们干什么？”然而这位同情者还不知道，胡书记折腾了他们一天后，还罚了莫家三十元钱，算是赔偿耽误出秧歌的损失。
　　 晚上，广播电台播出了广播剧《小艾丽的星期天》。当广播刚开了个头，说到“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幸福城……”莫凭栏心烦地扯断了天线：“什么幸福城，扯淡！”老莫头急忙接上线说：“可别闭了，大队召唤听不着，又该挨罚了。”
　　 广播喇叭不管主人的心情如何，它照样播送它的故事。渐渐地，一家人听进去了：剧主人公的遭遇在他们的心里产生了共鸣。如果说剧中的资本家为了发财把人变成兽还得化装一下，来掩人耳目的话，而我们的革命派可以在众目睽睽的场合公开把人变成狗！《小艾丽的星期天》是虚构的故事，而“莫家父子的新春节”却是活生生的现实！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阶级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老莫头的问题尚没得到解决。直到1979年夏，大队才宣布恢复老莫头的公民权。而人们对他看法的转变，是在国庆节以后省政协来了一封慰问信之后，大家才确乎相信：老莫头真的不是阶级敌人了。
　　 1980年的除夕夜，一帮年轻人围坐在老莫头的身边，要他讲讲他的过去。
　　 老人笑笑说：“我的那些事，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嘛，怎么还让我交待呀？”
　　 一个小青年说：“不！过去整你的那些材料都是假的，我们要听真的。”
　　 “那可都是真的。”老人严肃起来，“抗战时期我确实是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做白区工作，我也真的住过反省院。小凭栏就是在监狱里生的，所以我才给他起名叫凭栏。大跃进的年代我也真是个右派，所以才换来了这顶帽子，戴了这么多年。”说到这里，老人笑了笑，又接着说：“孩子们：要相信党，相信党的政策，党对每一个人都是负责的。为我的问题，不知搞了多少次外调，耗费了多少钱财。所以我说，那都是真的。只有一点我不能承认，那就是：我不是反革命。文化大革命，批我斗我，那是有人借题发挥。但我相信一点：党总有一天会给我做结论的。无论什么事，有开头，就有结尾。好比过年也是这样：有春节，就有除夕。你们看，今天不就是除夕了吗？”
　　 是啊，今天是除夕，明天就是春节。新年又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