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老家，心都像生了翅膀。虽然很不喜欢农村生活，虽然父母早已不在，可能因为那里是我的根吧，只要进村里，看见谁都亲切。包括已经变了样的村貌，依然会让我觉得那么熟悉。
　　 父母去世后，留下几亩地归我经营。可就这几亩地，却把我的心和身体，折磨得沉沉的，如同把铅注入了血液。
　　 三亩地，十二条半垄，每条六十七公分。大家都会算这个数，该是多宽。可三年前，我因换租户，发现地不翼而飞了几十公分。
　　 左右邻居，都各说各的理。
　　 “我是不多，随便量。”
　　 “谁咋回事儿谁知道……”
　　 “那这地被谁用兜揣走了呢，还是被谁用车拉走了？”我不解地问。这个低头用脚尖碾着坚硬的路面，那个手插在裤兜把脸扭向别处，没人回答我。
　　 后来找了大队书记，又找了社主任，几番周折，我总算成上了十二条垄，由原来的六十七公分，浓缩为六十四公分。但那半条垄，是彻底香消玉殒了。
　　 三年后，又是一年春耕农忙，地又换了新租户。一个电话打来，地又合不上垄了。
　　 我的心又沉了一下，但神经却如春风一样，怎么也停不安稳。一秒没顿，披上外套下楼，踏着夕阳驱车回老屯。
　　 说实话，我不想和任何一位家乡人有一点冲突和不快。但有时候，却偏偏事与愿违。不是计较，而是真的让人不得不去说话。
　　 风还在刮，虽然不是很大，依然刮得树稍摇摆，沉土低飞。地里农耕车哒哒作响，五颜六色的围巾，是春天最质朴的景象。肥料袋子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是荒野最亮的光。农民的衣角上下翻飞，穿越垄上，疲惫的身影被风吹得直晃。
　　 “大哥大嫂还在忙呀，该收工了吧。”我在父母的墓碑前停下脚步，和地左边的邻居打着招呼。
　　 夫妻俩都近七十岁了，按老亲论是我的哥嫂，这块地由他们的儿子来种。
　　 “嗯呵，你咋回来了？”囧态的笑，让我都跟着不舒服。
　　 “不是地又不对了吗？说是差二十来公分的呢。这是怎么了，怎么总丢呢？”我半开玩笑，半有些开门见山。
　　 大嫂说了些原由和理由，可我怎么听着都是和我没关系。
　　 他家三哥的媳妇儿去世，因坟地占用了他儿子些地，就和他儿子串了一条垄。由于两家没有挨着的地，这一条垄就倒给我地右边的他家二哥，二哥已给我扔下了一条垄，他家从我这儿串走那条垄，没有错呀，可左右都把地搅完，我的地居然会缺二十公分。
　　 “串地我没意见，别说一条垄，五条也无所谓。可为什么会缺呢？”我不理解地问。
　　 大哥的儿子从地的那头，背着手走了过来。一脸无辜地抱怨着。
　　 “啥也别说了，要不串地啥说也没有了，说那干啥呀……”
　　 “别抱怨了，解决这个问题吧。”我不想听那些推卸责任的借口，就直接把话拉入正题。
　　 “没办法，孩子。你二叔那边给我留下了一条垄，很明显问题在哪儿。你们怎么串地，和我都没关系，从我这儿串过去我也没意见，但我不能缺。这样好像很不符合常理，也说不过去。一条垄才值几个钱，何况这20来公分了，但这个不合道理。”我履行着我去的责任，说了他们内心很明了的来意。
　　 大哥只是闷头收拾着工具，大嫂脸色有些紧，侄子不太情愿地答应了。
　　 回到家，已经八点左右。也许过了吃饭时间，也许被风吹饱了，我没吃饭便洗漱一下，就钻进了被窝。
　　 早上，我刚要吃饭，电话响了。
　　 “姐，我摇搅地了，你得回来……”租户说着我很懂的理由。
　　 我放下筷子，简单地收拾了一下，急匆匆地又回了老屯。
　　 “这地搅不了，我这四轮车不行，只能两边扔半。”搅地司机说。
　　 “不行，我必须成上十二个……”我把最明了的想法，留在了内心，只说出了要求。
　　 “那就得用大车，直接打原垄，我这车弄不了。”我不懂农活，也听不懂他们说的那些耕地程序。总之，听明白了，就是四轮车搅不了原垄。
　　 “谁有那种车电话，帮忙给我？”我问着地里所有的人。
　　 “那姐你说，我老丈人这儿有车，我还能花钱雇吗……”租户说。
　　 “理解，农民靠种地，就得算计着来。没问题，这钱我出。”我没等租户说完，已明白他的意思。
　　 租户很快打通电话，又等了近一个小时。车来了，调好尺，两个来回，十二条垄成上了。
　　 我在地头站了一上午，这会儿才感觉到腿疼，脚也疼，头也疼，浑身的每一块肉都疼。阳光刺得眼睛眯得紧紧的，一抬头却看见了一只孤独的雄性山鸡。我在这里生长二十几年，没见过山鸡。在这个生态环境已经不是很平衡的今天，居然有山鸡出现，而且就在村口的那块地里，溜溜哒哒地看着忙碌的村里人。
　　 我拖着快抬不起来的腿，看着蓝天下轻轻的云。望着那只美丽的山鸡，扯着被风吹得飘起的裙子，沿着那条平坦的水泥路，走着，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