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孩提时代，就知道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幸福的家庭是相同的，而不幸的家庭是各个不同的。”当时，我无法理解其中的含义，随着年龄的增大，社会阅历的加深，及自身婚姻的体验和感悟，我开始渐渐地认识到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的家庭谈不上不幸，却足以让人啼笑皆非，使你窘迫、困惑，从而孕育出一种难以启口的苦涩，苦涩得让人性欲望无法宣泄，似乎有点欲罢不能，这苦涩的根源来自于人性的压抑，而这压抑又来自何方呢？这正是我要用文字叙述的地方……
　　 妻子淑兰比我小一岁，谈不上美丽动人，却身材修长，五管端正，面相和善，是一个善解人意、贤惠的良家妇女，她就像开在山崖小溪边的一朵不引人注意的小山花，能透出淡淡的芳香。她平时称我小名阿洪。我们共同生活了近十七、八年，女儿从出世到现在已有十七岁了。日子是一天天地挨过来的，衣食住行，我们跟所有的普通家庭一样，按照上海都市的节奏，两点成一线——单位和居住地。生活就像平静的湖水，时而清澈见底，时而微波四起，时而泥沙俱下，无论怎样演绎，夫妻间的感情还算过得去，但惟一的致命伤就是夫妻生活始终不够理想，说确切些，彼此在十多年中似乎是“屏息凝视”，偷偷摸摸，并常常挟着诚惶诚恐的心理和不安全的情绪进行的，从未进入过高潮，这是我和妻子人生的一大遗憾，由此，还弄出了许多尴尬的趣闻，为此，我们曾两次移居搬家，但无论怎样演变，都均未给我们带来“性解放”，而带给我们的依然是苦涩的微笑。
　　 记得我跟淑兰从农场返城回上海结婚时，我们居住在一个两代同堂的卧室，除了我父母还有我那个未出嫁的妹妹，一间十五平方的卧室要放三张床。每当晚上，卧室中间用一块布帘作为一道临时的屏风障，把我们跟父母、妹妹隔开，白天，布帘拉开，就是一间房。当时，我们的居住环境很差，周围大多是棚户危房，我家门口用木柴临时搭出半个平方低矮的小屋檐，下面放一个煤炉，就算灶间，弄堂小巷家家都是这样，这情景现在是很少见的，但在二十年前，这可是上海大都市一道民俗生活风景，这家炊烟袅袅，那家油烟腾腾，弄堂本来就很窄，每当傍晚时分，暮霭沉沉时，那种“叮呤咣啷”的锅碗瓢盆声音真像民间共奏的交响曲。
　　 我跟淑兰白天双双上班，晚上下班回来，全家共进晚餐后，聊一会儿天，就拉上屏风布帘，变成了“两个家”，这道布帘虽然彼此看不见，但讲话的声音，“两家”都听得清清楚楚，哪怕是轻微的声音，也能入耳，尤其是午夜，往地上掉一根针，或床架摇动一下，布帘那一边会听得很清楚，加上我父母当时五十来岁，过来之人，还不算老，小妹虽未结婚，但毕竟二十多岁，什么都懂，每晚她躺在床上，却屏息等待、捕捉“信息”，以便白天把我当作笑料调侃，在这样的环境中不要说夫妻“作案”，就连激动时大口大口地呼吸都不敢放肆，况且，淑兰又是一个很怕羞的传统女人，在这种“恶劣、恐惧”的环境下，她死活都不愿跟我做那种事，憋得我这个大男人好难受好难受，毕竟我是人呵！
　　 有一次，我跟淑兰躺在床上，这天晚上，月光特别的好，幽幽的银光透进我们的窗户，辉映在我们的脸上，半明半暗，若隐若现，倒显得很有几份情调。我跟淑兰都睡不着，四目相对，但不敢言语，彼此却心照不宣，我抚摸着淑兰的秀发和脸颊，春心涌动，就像即将冲出堤坝的激流……当我的手不由自主地下滑到妻子的胸部时，我正有点欲火燃烧，我发现淑兰的呼吸也有点急促，她仿佛在等待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寻找人类赋予生活的回归，也许，生命在此瞬间会显得如此的壮丽和秀美，因为这是一种原始的美，故它就越会显得神圣和伟大，我已经控制不住自己想象的翅膀，扑腾着富有魅力而又力度的金色羽翼……淑兰这晚也特别的温顺，没有阻止我，按平时，她一定会抓住我的手，退回原处，并规规矩矩地“按兵不动”，而今晚，她似乎已飘飘欲仙，热血沸腾。此时此刻，我们彼此都不得不承认：这些“前奏曲”尽管很激动，但都是在默默无声、谨小慎微的情况下操作的，怕动作过重，弄出响声，我轻轻地侧过身子，就像虔诚的信徒在爬一座陡峭的山峰，一步一叩头，并缓缓地用手支撑着，准备进行一次“短、平、快”的行动，淑兰慢慢地闭上眼睛，仰头准备“迎战”，应该说，发展下去，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就在这一幸福到来的关键时刻，不料，我们房间的电灯突然亮了，这电灯照得“两家”灯火透明，本来这间房子就一只灯泡，我当时吓得缩回身子，包括身上所有的肌肉部位全部疲软下来，我赶紧平躺在床上，心里嘟嚷着：“谁开的灯？”原来，父亲因口渴要喝茶，便打开灯起床，我有点抱怨，早不开灯，晚不开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开灯，我真的很懊恼，淑兰也很扫兴，我便隔着布帘责问父亲：“爸，全是你，我跟淑兰已经睡着了，你一开灯，下床的动作又那么重，我们俩都给你吵醒了。”其实，我只是想求得心理平衡。不料，父亲当即隔着布帘回答我一句话，弄得我和淑兰哭笑不得，他说：“什么？你们睡着了？我正因为感觉你们在床上翻来覆去没睡着，我才开灯去喝茶的，你小妹和你妈，倒是真正的睡着了。”我跟淑兰都暗暗地吃了一惊，天哪！这老头子的耳朵灵得出奇。经过这番折腾，夜又恢复了平静，银光酷似帷幕低挂在都市里的村庄，月光依然幽幽静静的，折射在我们的脸上，但我和淑兰已经没有情调了。
　　 这一晚，淑兰只是把自己的双手和我的双手握在一起，她凝视着我，眼眶里依然燃烧着激情和余光，然后渐渐地融化在这一漫漫的长夜中，她轻轻而又温柔地对我说：“阿洪，快睡吧，明天还要上班呢。”我咬着牙，握紧拳头，遗憾地点点头，随后，我一把抱住淑兰，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就像在抱一个遭过风雨吹打受伤的羊羔，然后，我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徜徉在似梦非梦苦涩的意境中……
　　
　　 二
　　 我曾在一位中国“性”专家撰写的一本理论书上读到，“性爱可摧毁压力，舒缓紧张，性爱可以帮助你入睡，性爱可以保持青春，性爱可以提高自信心，性爱能够改善你的外观，性爱使你和你的伴侣更加亲切，包括在情绪上和肉体上，性爱燃烧卡路里（热能），有助于保持身材苗条，性爱可以舒缓痛经，性爱可以帮助延寿，性爱对心脑和血液循环系统有裨益。”总之，性爱需要在一种高潮中才能完美人生、完美生活，否则，这种缺憾就会变成一种压抑，它会让人变得烦躁，思维混乱，人格变形，这是科学，说确切些是“性科学”，但许多人没有好好去研究和开发这个古老的学科，是因为他们不缺乏这方面的遗憾，而我和淑兰正处在这种困惑之中，才变得对这方面的知识关注起来。
　　 冬去春来，阳春三月，季节的变化，赋予了大自然新的生命，春季是植物的温床，植物是春季的报晓钟，人类和大自然在暖暖的春天，会给生命一种涌动，一种亢奋，一种安慰。但我们夫妻却没有这种亢奋，似乎还有些沮丧，跟自然季节有些反差。说实在的，我跟淑兰结婚一周年了，但淑兰的肚里至今没有“喜”字出现，我们很焦虑，跟我们同时结婚几个农场女战友，都一个个挺着肚子，“招摇过市”，喜形于色，神采飞扬。
　　 有一天，我母亲在洗碗筷时，边洗边跟我轻声地唠叨着：“阿洪，你们俩是怎么一回事呵，怎么没见淑兰的肚子有动静？”
　　 我没有吭声，这叫我怎么回答呐，她怎么会有“动静”呢，每天在全方位的“监视”下，会有“动静”吗？
　　 母亲继续说：“你们洪家从你老爷子，上溯十代都没有断过香火，你得争口气呵，在这方面，你得主动点，这个事呵，女人是被动的，你不要怕她拒绝。有些事呵，做妈妈也不太好开口，反正呵，你得加快步伐，不要让我和你父亲看不到香火就咽气了。”
　　 母亲说得很轻巧，还不时地流露出一种期盼和无奈的双种心理神态。但她却忽略了一个基本规律，这夫妻生孩子，又不是动物生孩子，动物做爱，可以随遇而安，不要前奏曲，他们来无踪去无影，来去匆匆，甚至“三下五除二”；而我们是人呵，它需要环境、情绪、精神和彼此的欲望，你老妈能理解吗？我和淑兰在这个家，白天不能表示亲昵，晚上又不能宣泄感情，这能生孩子吗？天晓得。
　　 又到了星期天，我们在狭小的空间说话感到不自由，我跟淑兰决定每周休息日到公园去“谈情说爱”，以增加语言的沟通。公园的环境很美，初春的柳叶垂挂在池塘边，鱼儿嬉游，碧波荡漾。远处鲜花盛开，蓝天下，草坪上，人流中，处处春意盎然。特别是公园里，人来人往的情侣很多，大多是没有结过婚的处在初级阶段的“新人”，而我们“老人”呢，由于种种原因的制约，在初级阶段环境里去享受中级阶段的情感。我们找了一个背靠小径的情侣座，彼此偎依着，而我的心呢，总“咚、咚……”地乱跳，有一点慌乱的感觉，怕被熟人看见，误认为我在外搭“野鸳鸯”，这种事传到单位里是很麻烦的，因为熟人都知道我已经结婚，而结过婚的人在公园里还那么地亲昵，他人是无法理解的。我这种忧虑最终还是变成了现实，变成了麻烦。一天，我跟淑兰在公园里有点动情，并“偷偷摸摸”地做了一个拥抱亲吻的小动作，不料正好被淑兰单位里的一个小姐妹看见，她在单位一宣扬，以讹传讹，最后变成了淑兰有外遇，伤风败俗。这流言蜚语竟然还传到了我单位。后来，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平息了这场误会，为淑兰争得了清白。但同事却都看不懂我们，这拥抱亲吻等“软件程序”，在家里也可以操作，却偏偏喜欢在野外操作，真是搞不懂，“阿洪小夫妻俩还够前卫的”。
　　 又过了一年多，我和淑兰终于在“白色恐怖”和“胆战心惊”下，勉勉强强、西里糊涂地生了一个女孩，说真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女儿怎么会生出来的，说得直露点，我还没有发挥过男人的雄风，或者说还没过上瘾，婴儿竟然诞生了。不过，女孩很逗人，模样长得有棱有角，几个月后竟对各种事物有反应，很讨人喜欢，我们给女儿起了一个小名，叫“玲玲”。我和淑兰都很高兴。从医学的角度说，夫妻俩在紧张和恐惧的情绪下做爱，很难优生，况且，我们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生出这么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儿，还真的不容易。但我父母不是很高兴，他们俩位老人希望我们生一个男孩，以续香火。
　　 于是，父母责怪我心太急，说古书上曾记载：“男子心急生女孩，男子心静生男孩。”这个道理，我能跟谁去说，我也说不出口，我更不会去跟两位老人去争个是非。反正就这么一回事。我想这民间流传的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在慌乱中能生出男孩吗？父母不高兴，也自作自受，谁叫你们祖辈没有创好业，弄得下辈们连住房也没有。
　　 月复一月，日复一日，现在我们这架床上多了一个女儿，况且又是三代同堂，那更不能有什么“风吹草动”，否则弄醒女儿，那女儿就会哭得没完。说实在的，我们就像生活在一个随时都将被公开隐秘的地方，越是怕公开，就越压抑；而越压抑，就越不能进入角色，生活有时确实很无情，看来得想一个法子。
　　 星期天，我依然跟淑兰抱着女儿去公园“雅座”——“谈情说爱”。初夏的公园，一片郁郁葱葱，游人络绎不绝，周围是花卉争艳，芬芳四溢，微风徐徐，沁人肺腑。我望着淑兰，淑兰自从生了孩子后，有些憔悴，面容不太有血色，笑靥中似乎没有亮色，很疲惫，一副倦容的样子。此时，淑兰双手抱着女儿，侧身面对我，温情地说：“阿洪，我总感觉，我们这样下去总不是个事，三代同堂，我们还年轻，只不过三十多岁，可我俩总是在提心吊胆中做那个……”淑兰没有说下去，也确实不好意思说下去，但我心理很明白，她要说什么。
　　 我亲了一下女儿的脸颊，带着负疚感向妻子安慰道：“淑兰，我有点愧对你，自你嫁给我，进了我的家，就没能让你在这方面真正高兴过。”
　　 “你别说这个啦。”
　　 “不！我要说，我不说也难过，说出来，我也好过些。”
　　 “那你就说说下一步打算吧！女儿会一点点长大的，我们也不能老是跟你父母住一辈子，况且，这房子一时半截的还不能动迁，我们这样活着总太枉费人生了吧。”
　　 淑兰好像很伤感，神情也有点沮丧。淑兰毕竟是一个不太多说话的贤惠的女人，一旦说出来，说明情况有点严重了，她毕竟是一个女人呵！我想了想，鼓足了勇气对她说：“淑兰，我们搬家吧！”
　　 “搬家？搬到什么地方去？房子呢？”
　　 “在外租借房子。”
　　 “租借房子，钱呢？我们微薄的薪水怎能去借房子？”
　　 当时是八十年代末，上海的工资收入平均在两百到三百元，好的房子月租要在三、四百元，差的房子也要百来元，我和淑兰当时的薪水加起来一共也只有四百元左右，除了生活开销，一个月只能积剩一百元左右，我对淑兰说：“我准备租借一百元左右租金的房子，条件虽然差一些，但毕竟有我们的空间，属于我们的天地，我们可以自由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