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了西河，我刚到文化研究会坐下，就有一群伙计进来了。来者中有一位衣衫不整不洁的，他喜形于色，没看见椅子上有些灰尘，就一屁股坐了下来。
　　 这副尊容也曾高贵过，却不与富家子弟扯上半毛钱的关系。
　　 他叫松，是我家的常客，也是我的挚友，就住在我的屋子后面。那时的“花屋”还在，屋子里的老物件还在，虽然年代久远，但看上去并不显得破烂不堪，“花屋”的主人换了好几茬，不少物件并非原配。
　　 厨房的水缸边有一口盗洞，洞中塞了几块厚厚的坟砖。父母说是砌了万字斗又填了泥土的墙盗贼就不能“登堂入室”。在夜间我常常听到蛐蛐儿一阵接一阵的鸣叫声，确定就是从那儿发出来的。
　　 这是正屋防火墙外的一堵培屋，墙上开了一个小门，过门槛出行五十米就是他的居室了。
　　 一女一男常常从我这穿屋而过，女的是松的母亲，一身陈旧的中式衣衫与不常整理的短发，是那种忙里偷闲且透着一丁点儿衰老女人的味道。她有时也搭理一下屋子里的人，说上几句话。我偶尔也去她的居室玩，一栋破旧的低矮瓦屋，瓦是青墨色的不甚高，跳起来够得着檐上腐朽的藤蔓。几棵枣树郁郁葱葱地把屋前的视线挡得严严实实的，正好蔽去了“花屋”翘起的马头墙。
　　 探头向她的居室内张望，只见桌子底下躺了一些微懒的光。她从暗处走了出来，脸上露出一丝丝的笑，似乎是刚用水浇灭的水气，有些温度，那笑也就在一瞬间便蒸发了。
　　 天井有冰凉的感觉，躺在这里本也挺享受的，可我得了“寒包火”、“脑热”诸症，于是就立起了“云梯”，想把那些碍眼的木雕脑袋拧下来。突然，有一颗砸向了我的头顶，立马感到生疼生疼的。
　　 往下看去，只见她弯腰小心翼翼地捡了起来，就像抱着被遗弃的孩子，那么的疼爱。
　　 一天我感到无聊，便去听评书。大厅内点着煤油灯，放出嗞嗞声的气体，传来一阵单鼓夹竹的声音。不大的地方挤满了听评书的人，我看见了松，他用一只手死劲地扯了几根胡须。听完了评书，我挤进人群寻找他，他已不知去向了。
　　 记不起他的母亲何年何月何日去世的，他的母亲去世后，他在离村子一里许的地方搭了一座土墙茅舍。
　　 一天“东厢房”急匆匆地跑来说：“‘上堂’要收回余氏祖宅的花屋了。”我回道：“收不回去的！”
　　 “东厢房”瞪着我道：“不一定，他们上边有人的啊！”
　　 “收回就收回，物归原主不是更好吗？”我这样说是有底气的，因为西下堂及西陪屋一百多平方米是我爷爷花钱买下的，收回去也得对我有个交待，与“东厢房”以贫雇农的身份所得是有区别的，他的担忧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事闹得沸沸扬扬的，回收“花屋”的批示还没下来，“上堂”已胸有成竹了。
　　 松来了，对“上堂”说：“哥啊，都是邻里乡亲，不收回了，过去的都让他过去，再说我一个单身汉要房子干什么？”
　　 “上堂”吃惊地望着他吼道：“你傻呀，那是你的房子，房子归你了我也得搬出啊！”
　　 松眉一挑，道：“这都是我不愿看到的，你们住与我住没什么区别，只要你们保护好就行了！”
　　 “上堂”气得色衰，呼呼地离去了。
　　 一个月都在下雨，滴水把地面穿了几个窟窿，我为松修剪了胡须，突然想起以前的事自已先乐了。
　　 “松，我还记得是拿你第一个头做试验的。”
　　 他噗嗤大笑起来，“剃得跟狗啃了似的，走哪人都笑，我都不敢出门了，哈哈，哈哈哈……”
　　 没办法下手了，我笑得前俯后仰，干脆坐了下来，他说：“是不是屋漏？翻一下要多少工钱？”
　　 “上月自已翻的，没请师傅。”
　　 “那可不行，那多危险，不行不行，我跟你说，没钱请师傅我给，听见没有，下次不许你上房了！”
　　 他特别爱惜他的“花屋”，屋脊与门廊脊上的祭红瓶被人盗去了，他难过了好一阵子。
　　 ……
　　 此时他翘着二郎腿，嘴里吐出一串烟圈儿，接着深叹了一口气，说：“唉，如果花屋和祠堂没拆就好了！祠堂的柱子有一抱多围，生产队拆了中间的大柱子锯了板，换了边上的。梁子都雕了花，还有戏台也雕了花。”他的话让我愕然。
　　 他又用神秘的眼光看问我，问道：“那个被盗去的祭红瓶是谁造的？”
　　 “不知道。”我用力地晃了晃头。
　　 他站了起来背着手晃悠着，自言自语道：“我家在景德镇八卦图和半边街有三座瓷窑，祭红瓶就是我家造的。还有，人家说我家是一场大水冲了上游窑柴关发了财……”
　　 回到景德镇后我把他的话详细记录了下来。这一夜我未眠，好像水缸边的蛐蛐又叫了起来。不管“花屋”在与不在，魂却落在了那不见影的有盗洞的雕梁画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