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呐。”
　　 “对了对了，就是这个声音，一点没变。”4个多小时的跋涉，一点也没有影响黄伟明老师听到这一声“嗯呐”海丰农场（大丰本地音）的激动心情。
　　
　　 一、时隔四十年，回到海丰农场元华老场部
　　 4月26日，陪着新民晚报专副刊部主编、国际关系学专家黄伟明老师一路颠簸4小时，来到海丰农场，他曾把5年多的青春时光留在了那里。1974年春节前，他响应“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哪里大有可为”的号召，乘汽车、坐东方红402轮，跋涉一天来到盐卤之地——海丰农场战天斗地。“满眼的枯黄芦苇、结着薄冰的水面、远远近近都是水洼子、高高低低都是凄惨的雁叫声、鸦鸣声，车越开越荒凉，心一路走一路凉，到了也彻底凉透了，强忍着没流眼泪。”黄伟明毫不掩饰自己当时的心情。
　　 “像了，像了，这里像了。刚才心里还是凉凉的，明明照片里老房子还在的，怎么都变成巍峨的大屋了？”他指着两边水泥门柱子上面用铸铁搭了一条扇形的拱栏，算是美化。“那时候的大门就是这个样子。”黄伟明兴奋地指着灰突突、黑魆魆的农场场部大门，转头对我们一行人说。
　　 再往里，场部还保留着当年的老样子。中国知青主题博物馆王继虎馆长指着墙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最高指示，介绍，这个过道、那边的廊庑都是当年的模样，除了房梁、屋顶、墙面略作补修之外，格局、样貌都是原样，你看，那里面就是上海知青纪念馆了。
　　 指着展馆里墙上的各种留言，黄老师很是亢奋：“当年，我还算好的，被分在米厂。后来因为有点文化又被借调到场部，干宣传。”他指着一面短隔墙，“喏，这个位置原来就曾是我们待过的办公室，做材料写文稿”，他用长腿定好起点，一溜儿划过去，“到这里”，原来这里都是隔成一间一间的，不像现在。
　　 跟随他的脚步，我们看到展柜里陈列的“活期储蓄存折”，上面清楚地写着（19）69年：8月25日，存5元；9月7日，存2元；《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2日的长文《“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快来找，快来找。”正看着，不知谁喊了一句，“快来找黄老师的名字。”海丰农场来了八万多名上海知青，姓名墙上贴着能找到名字的有六万多。大家先是兴奋、蜂起，乱找，发现根本没法在数面墙的人名海洋里发现“黄伟明”这朵小小的苔花。同行的黎彪老总说了一句：“不对，一定有规律。”
　　 于是，大家赶紧按照笔画顺序开始：一、二、三……“黄”字11画，终于在墙角处找到了，担心有重名，上下巡视一遍，确信就是。于是，黄伟明就成了“道具”，手一直指着墙上自己名字处、脸从一朵花慢慢变成微笑、有点儿苦涩的笑。“真担心没我的名字哦。”走了数米之后，他突然说了一句，沉默了。
　　 场部一出来，黄伟明立刻指着不远处的厕所：“那就是厕所，还是老样子。稍微翻新了一点。”蹬蹬蹬大步冲了过去，到了门口，倏地又回头，颔首，一脸灿烂，手从左肩指着后面：“老样子老样子。”
　　 我开玩笑说：“你也不去重温一下？”
　　 他说：“不像当年臭烘烘了。”
　　
　　 二、当年就是这样过日子
　　 一路走着，说着。“当年在食堂最爱吃的就是烂糊肉丝了，来一勺，饭上一浇，下饭美味。其次再来一个鸡毛菜，饱了。”
　　 “多少钱？”
　　 “烂糊肉丝好像五六分钱，大肉圆好像一角二三分一个吧。”
　　 “哇——”
　　 “哇啥？那时我们一个月工资18元5角。”
　　 走进内院，黄伟明更加兴奋了。“诺诺诺。那就是我当年住的房间，围河边第一排第一间。”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房门前，探着头、眯着眼，细细的门缝里瞄过去，“比当年的缝小多了，看不到”他比划着，“当年的缝这么宽”，看出他伸出来的拇指和食指，那缝隙至少两厘米。
　　 “这么宽。”有人惊了。
　　 “冬天贴个纸头就可以了。”
　　 正说着，又进来一波人，有几位看样子是这里的原居民。
　　 突然，同行的黎总拉着一位皮肤黑黑、人蛮精神的五十多岁的男子走过来，对黄老师说，他就是原来住在这排房里的主人。
　　 “你是？邮局局长的……阿三头。”
　　 “你是米厂的？哦，是黄班长。”
　　 原来，二人1970年代同在这里、同一排房子，黄住西面第一间、阿三他们家住东面第一间。二人拉着手，比划着，高声大语地说着：那时候你胖乎乎的，我老爱揪你胖乎乎的腮帮子，你老做坏事老挨打；你那时候总是一身灰地从米厂回来，只看见你的两只眼睛在那里转。暮春正午的阳光仿佛为小院撒了一张宽宽大大的薄纱网，盛开的紫薇也镀了一层晶莹的白。一群人看看“黄班长”黄伟明，看看阿三，脸上皆如三春暖晖：人生之奇，“四十年不约一朝见面”肯定在列。
　　 两人越说越兴奋，不禁拉起手来，对着镜头：黄伟明用手指着阿三“他是邮局局长的三儿子，我们关系好。他挨打时老是躲到我的房间，他爸爸看到我有包裹和信总是第一时间拿给我”……雪白的阳光下，两张风霜的脸犹如两朵盛开的菊花，映着墙角一树如鱼籽般盛开的米黄花穗，看着这个场面，同行者、观光客纷纷拿起了手机，记录下这难得的场景，倒也别有趣味。
　　 米厂就在院子围河边西侧。黄伟明说，在米厂，最累的活是筛米，而且是一项技术活。我跟师傅学，结果一天就学会了。旋动直径七八十公分的大筛子，上下左右筛出韵律感，一筛子能装二三十斤，我一天能筛八九千公斤米。我的前后左右放置四个大糠斗，大米漏下，糠（也有糙米）筛好后“嗖——”一泼，不偏不倚、不前不后正好抛进糠斗里，“想落哪就落那”，黄伟明的脸上写满了自豪。
　　 因为吃苦耐劳、脑子好使，他很快就成为米厂三班长之一。拿起了一个月36.5元的月薪（那时的中产阶级，关键钱还是他一个人花，所以一到周末便借了自行车约两三好友，骑行两小时左右到大丰县城撮一顿）。“米厂还是老样子，我就在这边工作”，黄伟明指着南边的墙说，我们一个班20多人，戴口罩，头上戴着大尾巴帽子防尘。即使这样，每天下班糠灰还是顺着鼻翼、鼻甲沟钻进去，下班时鼻子就变成了灰柱，鼻甲沟的灰浆一揭就是一条。因此，每天下班擦身就成了必须做的工作，那时根本还没有澡堂（后来才建的澡堂），冷天房间里擦擦身就钻被窝里了，热天就站在水井边冲凉。
　　 黄伟明回忆，那时的“职务之便”不是今天的含义，也就是米多碾两次，直到光滑泛光。要做到这，轧米机的刀和转速的拿捏一定要恰恰好。有邮局的、派出所的、同事们的、场部领导的，都会叫我们加工一点多碾两次的精白米：我们关系就这样处得不错。
　　
　　 三、农场苦，苦到有的知青剁了脚拇指
　　 “那时候，农场苦。和外界唯一的联系就是书信，我因为得了场部和邮局之便，有时还能借他们电话打一打，但开始勤点儿，后来不想家了，次数就少了。”黄伟明说。
　　 苦到什么程度？大丰农场面积300平方公里，其中海丰农场160余平方公里。饮用水除了水井之外，其他就没有了，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农场曾经也决定铺设供水管网，接入清洁饮用水。黄伟明说，冬天里，全场数万人一起出动，三人一根水管，每根约百余公斤，场部领导站在高高的木塔上喊号子（兼有督查、防范功能）。芦苇荡里、荒滩上、田埂上，不知深浅的泥淖里，密布着男男女女、高高矮矮的知青，从早到晚，两人抬一根，另一人跟着换班。早上吃饱，一天不吃不喝，回来天黑了。我的脚被芦苇桩子扎了无数个血洞，抬管子时感觉麻一下，根本顾不上。回到宿舍，钻心地疼，几乎不能站立了。
　　 “我是米厂职工，不常修水利。但忙时也被派去，脚整天泡在泥里挖河泥，一锹泥几十斤。我有筛米经验，很快用在挖泥上：先挖出块儿，上锹，一顿，一颠，用力一甩，二十多斤泥块稳稳当当“钉”在了堤上。一天下来，吃晚饭时连筷子都拿不起来了。说得兴起，他给我们比划起来：“扛米也是，两手抓住袋角，一掂、一蹲、一甩，90斤的米袋子就‘飘’上了肩。”
　　 黄伟明说：“而下面大队里干活更苦，曾有个女孩子受不了冬修水利的苦，用大铲把自己的脚拇指铲伤了。”
　　 “就可以不去田里或挖河了？”
　　 “这是最笨的办法。”同行者中有人说。
　　 停了一会儿，黄老师又说，运米是我们一帮人最喜欢的活儿，因为可以坐车出去（大丰县城等地），但危险同样如影随形。那时候，农场的米常常不够吃，得从外面运米回来。拖拉机一路飞奔，30迈，“突突突突”颠簸着、机头与拖斗磕磕绊绊朝前冲。“呀——”坐在高高米包上的同伴大喊一声，我一惊，赶紧回头看：“哎呀——”唰地仰倒。我和同伴不一样，我是面朝后坐的，所以发现米包拖斗冲近闸檐时，已经只有不到两米的距离了。“砰——”地倒在顶端米包上，“呜——”刹那间黑了又白了，划过去的闸檐离我鼻尖顶多2厘米。
　　 “捡了一条命，保住一张脸。”黄伟明说，在丰厂时这种危险经常有。我看看他，脸上的表情依然惊恐。他说，回家跟父母说，父亲还说：“你应该坐拖拉机机头的，就没有这事了。”他不坐不知道，机头有多颠。万一颠下来，立刻就会被拖斗碾压。
　　
　　 四、知青们的苦中之乐
　　 渐渐地，黄伟明给家里写信也少了。农场苦，但苦中也有乐子。露天电影是知青们的最爱，一霎黑，影影绰绰的人形都往场部的篮球场上来了，有时也到连队，但不管在哪儿，荧幕前总是乌压压一片喜人的“西瓜”地，那是人头，一束光从头顶“倏——”地过去，电影就开始了，其实当时所谓电影也就是革命样板戏而已。
　　 整个农场的民兵训练也是一桩终生难忘的事，如黄伟明就很享受它带来的快乐和晕乎乎的幸福感——因为当年他优异的成绩。
　　 那个年代，民兵也是经常要训练的。黄伟明就代表米厂和其他单位一起封闭训练15天。一边训练，一边大批判，批右倾翻案风。因为他批判文章写得好，还当了当年的先进（因为这，他还被借调到场部工作）。手榴弹训练，第一次投了48米，带队的解放军排长惊了（因为他自己才投43米）；接着又扔，“日——呜——”手榴弹划着风，跑出优美的弧线，朝远方飞过去。“哇——51.5米。”训练场炸开了：“太厉害了。”
　　 “人还没回到厂里，大喇叭就‘轰隆’开了。一个甜美的声音反复播着：米厂派出的骨干民兵黄伟明，手榴弹投掷51.5米，全场第一。”；射击，他7发子弹，64环，全场第一，这次民兵集训，他得了全场民兵训练综合第一名。
　　 训练结束回场时，欢迎的同事全来了，场部的朋友也来了十多个。
　　 “那时，场部的广播员有好几位，年龄都比我们稍大，都是漂亮的女知青。我们和她们经常上夜班，吃夜宵时经常会在食堂碰到。也说不上，反正一天不见，就有点想。”当被问起为何连说三遍“广播里说第一”的事情，黄伟明回答。他说，那时不像现在，正面看一眼大女生都立刻脸红，走路必须一前一后根本不敢并肩而行，更不说手牵手什么的了。反正是，她们的饭票有时总给我们，她们回家我总是给她加工好漂亮的精米；云云。
　　 说得兴起，黄老师还自嘲“不要脸”，说，揭个小秘：食堂里曾有一位女知青有一天突然给我一封信：你知不知道，每次你在围河边耍单杠、摆双杠时，我都看到呆。脚绷得笔直，臂那么有力，动作那么干净利落。（他说自己儿童少年时代进过专业体操队）我的眼神跟着你的动作晃动。……每一次打饭，我给你那么多小排，我递的秋波你都不知道？“是说，别人只有六块，我的碗里常常跑进来十多块？”黄伟明一下子全明白了，是说她看我的眼神“辣么热”。但他不能，这位知青个子太矮，人也长得黑；更何况自己有暗恋之人......想来想去，他婉拒了。接下来，写信的女孩打饭见他不自在了，两人都像做了贼，小排自然回到了正常的六块。一个月后，那姑娘调去其它分场了。
　　
　　 五、爱与恨，都成过去和回忆
　　 转眼到了第三年，有人可以调回上海工作了。“那指标本来是我可以争取得到的，但说老实话，当时心情还不是很迫切，结果等几年后回到上海才听到米厂原员工同事说，当时厂里就流传厂里放了一个烟雾弹，‘走了一个小精瓜，留下一个大傻瓜。’这件事我当时一点感觉都没有，挺郁闷的，怎么会出现这样针对我的谣言？哈哈。”黄伟明说，从此自己开始了思想和情绪的“冬眠”。三年后，离开了海丰农场。
　　 不知不觉一两个小时过去了，博物馆王继虎馆长一路介绍得仔细，我们听得认真。看着馆内各种实物陈列，各种故事介绍，墙上的最高指示“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看着眼前时隔四十年再回海丰农场的老知青——黄伟明，我也倒了五味瓶。黄伟明在留言簿上写道：爱和“恨”四十年后农场行。
　　 王馆长、黄伟明，还有我们填满了这间小小的知青屋子。探头进门的油菜已经结了很多荚，一副好奇的样子，撩住我们出门的腿；院子里的拖拉机、理发亭、屋檐下的储水大缸……元华浴室上的文物介绍还是那么煽情：吃罢晚饭，一身汗臭的知青小伙子、大姑娘，三五成群来此洗澡，付上一毛钱，领取一根澡筹，脱衣裸身冲淋。哼小曲的、嘹京腔的，水声、笑声、打趣声，热闹着呢。泡罢，冲罢，爽呀。更衣回舍咯。用后来的歌词就是“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少年壮志不言愁。”馆里的浴室说明：“女知青们，披着夕阳，携着面盆，一路说笑一路歌，走上十几里田埂、机耕道，来到元华浴室……”黄伟明说：“浴室师傅是劳改农场员工，也是一个电工，他的老婆蛮漂亮的。”
　　 我问：为何四十年了，中间都不回来？要等到退休？和我们相处近18年、性格直率的大记者黄伟明不言。
　　 我在想那句歌词：转头昨日已成空？
　　 我瞬间明白了，十几年的交往，黄伟明为何是这种性格，原来是农场给他的。
　　 随后，我们又去了动物园、海豚馆，再也不见黄伟明老师表情有啥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