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上学读书到现在，已跟笔打了近五十年的交道，对于笔的脾气、用途和变迁，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一
　　 刚上学时，我娘用挖火头根卖的钱，给我买了两个漂亮的作业本后，还买了一支有橡皮头的铅笔和削皮刀，然后郑重地装在娘给我做的花书包里，第二天一大早便让我背上书包，带着我到学校去报名。交了五角钱的学费后，老师在报名册上写下我的名字——从此我便成为一名学生了。
　　 正式上课是在报名后的第二天，那天我只上了一半便跑回家去了，娘一见我这么早就回家了，感到很是吃惊，问我是不是放学了？我说没有；娘又问我，是不是老师走了，让你们回家玩一会儿？我说也不是。娘当时就有些生气，厉声吼了我一通：“既不是放学也不是老师有事不在，你为啥跑回家了？！”我委屈地辩解说：“老师教我们学哑巴，一直‘啊啊啊，喔喔喔’的，还冇得和娃子‘啊’得好（和娃子是个哑巴），我才不学哑巴呢。”
　　 娘这回感到更吃惊了，便自己跑到教室窗外去看、去听，听老师是如何教学生学哑巴的。只见老师用教棍指着黑板上用粉笔写着的“a、o、e、i、u、ü……”可不就是像哑巴一样的声腔么？娘也不懂得老师教的是拼音，也以为是教我们学哑巴，但是娘明白一个道理，老师这么教肯定有这么教的道理。于是便连哄带吓地让我重新回到教室，但是我却怎么也记不住那些不像是字的奇怪符号，怎么写也写不好。才两天时间，我便将娘给我买的新铅笔杵得只有寸把长了。
　　 当时有一个老师是我姑婆（姑奶的别称），任她怎么哄，我就是不学拼音，而且振振有词地说，那拼音根本就不是字，不学，就是不学。由于小时候厌学拼音的原因，现如今的我仍然是个拼音盲，仍然是拼音认得我，我却不认识它。
　　
　　 二
　　 从小学二年级开始，老师便不教拼音了，正而八经地教我们学习汉字，我一下子学习兴趣大涨，老师只教两遍，我便认识了写在黑板上的汉字，作业本上，我的汉字也写的工工整整，我姑婆就对我娘说：“我还以为五娃不是念书的料呢，没想到这孩子学得这么快这么好。”
　　 二年级只读了一半，姑婆便将我升到三年级，跟我四哥一个班级了。因为四哥比我早一年上学，他读三年级时我才二年级，后来跳级跳到跟他一个班了。
　　 为了鼓励我跳级到三年级，姑婆特意将姑爷的一支钢笔奖励给我，我姑爷当时在公社的信用社当主任，衣兜里常常插着三四支钢笔，据说那也是当时的一种时尚，只要是国家干部，无论有没有文化，都会在上衣兜里插几支钢笔装脸面。姑婆跟姑爷商量后，姑爷很慷慨地抽出一支英雄牌铱金笔，让姑婆当作奖品奖励给我。
　　 对于姑婆和姑爷奖励给我的这支英雄牌铱金钢笔，我一直当作珍宝一样的珍惜，四哥几次想要借去用用，任他百般威逼利诱，我就是不肯借给他，当作宝贝一样护着那支钢笔。
　　 刚上四年级时，学校便大搞“开门办学”，说这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让小学生早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很有必要的。就这样，我只在教室读了一年半书，便被老师领着去各个生产队搞“开门办学”。所谓的“开门办学”，便是一边劳动一边学习，早晨跟社员们一起出工，社员们歇伙抽烟的时候，老师便把学生召集到一起，给我们念报纸，学习《人民日报》《湖北日报》和《红旗》杂志上的社论或其它文章。
　　 我们那时每人有一件特别的家什，像画家一样，每人有一块薄木板，歇伙上课的时候，我们就把薄木板垫在膝盖上写字。歇伙罢了，我们的课也便上罢了，木板和作业本及笔子又装进书包里，然后跟着社员一起开始干活，当然，我们干的都是一些比较轻松的农活。
　　 两年“开门办学”结束后，我也便小学“毕业”了。小学“毕业”后，我本来是可以继续上初中的，可我爸就是不让我再读书了，初中老师上门找了几次，我爸都没同意，说我们家“家大口阔”，读书再多也填不饱肚子。
　　 就这样，我便成了一名正儿八经的生产队社员，每天跟着我爸我娘出工做活。因为我那时还只有十二岁，干不了重活，只能跟着我娘一起，由妇女队长领着干一些薅草、砍包谷杆、割红薯藤之类的轻巧活，记工员根据社员的评比，给我记个五分六分的工分。
　　 但我那时并在乎记工员给我记多少分，歇伙的时候或放工回家的时候仍然喜欢学习，仍然用姑婆奖给我的那支钢笔抄写着毛主席语录和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字词句。不过那笔一直放在挂在我床头的书包里，没敢带在身上，生怕给弄丢了，其实也没法带，因为我的衣服上根本没有可以插钢笔的衣兜。
　　
　　 三
　　 十九岁那年，我参军去了部队，临走时我随身带着那支钢笔，后来因为钢笔不肯下水的缘故，只好忍痛淘汰了。之后我便只买最便宜的圆珠笔，因为圆珠笔不用灌墨水，一支圆珠笔芯用完了，换上一支笔芯就可以了。而且，圆珠笔便宜，即使丢了或摔坏了也不心痛。那时在部队，我学的也没个什么章法和目标，只是喜欢把小说中的一些名言警句抄在笔记本上，同时还喜欢抄一些比较吸引人的新闻标题。
　　 自从换成圆珠笔后，我就一直用了很多年，包括后来爱上写作，也一直用着圆珠笔，因为圆珠笔实在太方便了，也非常适合我这个经常囊中羞涩的无产阶级。再者说了，后来写新闻经常要用复写纸誊写新闻稿件，圆珠笔也便成了我首选的写作工具。
　　 然而，因为时代的进步，到了2000年以后，各新闻媒体已经对手写的稿件不屑一顾了，我只好将手写的新闻稿拿到文印室打印，然后将打印好的文稿寄给报刊编辑部。但是后来我被一件事刺激了，便狠下心学习电脑打字。当时，景阳乡副乡长周立波在文印店看我打印新闻稿时，便让我以后到计生办去打印，这样便可以省下不少打印费。之后我真的去打印过几次，但是有一次正好碰到我的战友耿忠健，他见我在他们计生办打印文稿，便半开玩笑地说：“我们计生办的电脑是办公的嘛，哪是为你个人服务的？”虽然是开玩笑，却狠狠地刺激了我，于是我决定学习电脑打字，并且到文印店找店主小贺要了一张五笔字根表，简单地听小贺讲了一下五笔字根的用法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死记硬背了两个小时，硬是将五笔字根的二十五句口诀给背了下来。之后又在司法所高主任的帮助下，学习拆字和输入。高主任当时跟我说，司法所的电脑平时不怎么忙，让我有时间就可以到他那里去练习。他同时还教给我一个笨办法，让我晚上睡觉时，可以在自己的肚皮上练习指法，把肚皮想象成电脑键盘，自己划定五个区位，每个区位五个字母，然后按照字根歌诀上的字根反复练习。我一想也有道理，于是便按照高主任教我的方法，把自己的肚皮当作电脑键盘，反复地练习指法。高主任后来虽然当众宣布说，余秀武学习电脑总共只用了六个小时，两个小时背字根，四个小时上机练习，却没有多少人知道我在肚皮上所下的功夫。
　　 当年年底，我用写稿攒下的七千元稿费到十堰市选购了一台联想笔记本电脑。
　　
　　 四
　　 有了自己的电脑后，我一空便打开电脑鼓捣一阵子，刚开始，一分钟只能敲出二三十个字，后来一分钟能打出五六十个字，现在达到每分钟近百字，而且很多东西包括请假条都用电脑写，电脑成了我必不可少的写作工具。
　　 当时，景阳乡乡长余建军跟人开玩笑说，你们知道老余为什么学电脑学得那么快吗？他就像《侠客行》中的石破天，当别人去钻研侠客洞中武功秘诀的要义时，石破天却将那首诗的每一笔每一划当作招式来理解，所以很快破解了侠客洞壁上的武功秘诀。老余也是一样，因为他不会拼音，所以对汉字的理解也跟我们不一样，他大脑中的汉字本来就是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和复合结构，这便有利于他学电脑。你还别说，余乡长的这个玩笑还真是恰如其分，汉字在我的大脑中还就是左右、上下和复合这三种结构，没有多么复杂的理论。
　　 原先靠手写文章时，一天最多只能写五千字，还把人写得手腕发酸，用电脑写作后，我曾经一天写过一万九千多字，我那部长篇小说《天灯》的初稿有31万字，只用了二十六天便写起了。
　　 在我的感觉中，笔的变迁有一种飞翔的速度，虽然它不像电子产品那么快速的更新换代，而是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但是对我来说，从铅笔到钢笔再到圆珠笔，最后到电脑，却快得让我吃惊。我怎么会这么快地经历了写作工具变迁的四个阶段？我想首先应该感谢的是这个飞速发展的新时代，因为这个新时代让我早早地结束了手写的历史，从而进入到一个写字的全新时代。还好，我没有落伍于这个新时代，及时地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所以我要发自内心地感谢这个时代，是这个时代重塑了一个全新的我。
　　 （作者注：原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