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奎的野菜记忆
　　
　　 说起挖野菜，大奎感触最深。
　　 由于饥荒，学校放了假。他每天干的事情就是跑到山坡上找野菜。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当时谁家也没有粮食吃，能采到野菜便是最迫切最美好的愿望。”
　　 上天有好生之德，总是在人们最绝望的时候带来生的希望。一年一度的春天来到了。
　　 山坡田野，万物复苏，凛冽的北风化成了柔和的暖风，小鸟在枝头鸣叫，河冰融化，发出哗啦啦的歌声，所有的树木都泛起了新芽，地下的植物也破土而出，生出鲜嫩物叶片，扫帚苗，灰灰菜，猪毛缨，成为人们觅食的首选。但毕竟饥饿的人成群结队，这类野菜不久就被挖光。于是，人们到树上捋各种树叶吃。槐叶、榆叶、杏叶最好，柳叶、杨叶、椿叶有苦味，但不久也被扫荡一空。到处都能看到衣衫褴缕行路迟缓的男女老少，手上提个篮子，扛着挠钩，拎着镰刀，瘦骨嶙峋，像一个个幽灵，在荒野飘荡。一旦发现那棵树上有绿芽，他们会眼睛发光，欣喜若狂，奔涌而去。树的生命力十分顽强，捋罢一遍，不久又会吐出新芽，饥饿的人们不会等到那叶子长大，有时像黄豆粒般大就被捋去。所以，眼前的大树，多是光秃秃一片。
　　 一个星期天，大奎和几个伙伴商量，周围的山上已无树叶可采，决定到十几里外的龙后沟去捋杏叶。四五个人起了大早，带上布袋、篮子、镰刀，一起出发了。到东山下的后沟，见杏树果然不少，枝头上稀稀拉拉也有绿色，个个喜出望外，每人选了一棵树，爬了上去，谁知这树是别人捋过的，望到的几片叶子，也是长在无法攀援的树梢。
　　 所获无几，几个人决定分头找。大奎独自翻过石坡，来到一处洼地，那里长着一片榆树，虽然有人采过，但榆树又细又高，大人攀爬困难，所以依然披着绿色。他高兴极了，到了晌午，总算采满篮子。正待下树，忽听有人喊：“你是哪村的，怎么来采我们村的树叶。”低头一看，两个三十多岁的大汉，正气势汹汹地站在树下，叉腿卡腰。他没见过这阵势，害了怕，连忙下来。一个男的说，他偷了他们村的树叶，要把他带到岗后村去受处罚，大奎才知道进入了黄岩公社地界。两个大汉一推一搡，把他往山下拉，吓得他大哭，大汉才说：“看你是个小孩，不罚你了，把篮子留下，回家吧！”说着，夺了他已经捋满榆叶的篮子，把他推到一旁，只管走了。
　　 看着自己辛苦半天的劳动成果被夺去，还丢了篮子，大奎不由放声大哭。回家的路上，遇到村里大人，都说那洼地的对面才是岗后村地界，“他们分明是在欺侮你一个小孩，人走了去哪里找，快回家吧。”
　　 回到村里，听人说，村南马二瘸子的孙子马卫周到山上捋杏叶，从树上摔下，满口吐血，人快不行了。母亲见他安全到家，虽然丢了篮子，也没再计较，只是叹息道：
　　 “攒些粮食都叫食堂挥霍光了，要不是前几年那么糟蹋，也不至于此。”
　　 大奎听说，马卫周后来吐血不止，家中无钱医治，没撑到年底，死了。他娘当年就跑到山西，改嫁了。听说那边产土豆，每天能吃上三顿饱饭，比石板头强多了。可怜马二瘸子一家四口，最后只剩下儿子马旺水一个。
　　 可见，山野草木是多么重要。在那年月，没有野菜填补，真不知道有几人能存活，几家能自保。难怪在石板头的山头坡角，常有石头垒砌的土地庙、山神庙，正是山野土地的慷慨和恩赐，使无数的人们从死亡线上逃了出来。
　　 在村庄南头，陈凤吉的铁匠铺旁，有个养猪场，四五亩地大小，是大跃进时兴建的，号称“万头猪场”，实际上，最多时也没超过百头。大奎记得，有一头公猪长到三百多斤，许多人都来参观，还有人赶着母猪从大老远的鹤壁来配种。猪场建起后不久，发生猪瘟，死猪成车往外拉，最后只剩下十几头。一年后，猪圈空空荡荡，猪场关了门。
　　 正是夏天，太阳像个火炉挂在天空，大地如蒸笼一般。中午，饥饿与炎热将所有人都罩在屋内，村里死一片寂静。大奎饿得睡不着，穿个裤衩，拎件褂子，到街上溜达，想找点能填肚子的东西。来到村南，突然发现猪场大门敞开着，十分好奇，跑了进去，扑入眼帘的是几棵洋槐，树叶浓绿，十分繁茂。经验告诉他，上好的食物来了。他跑到树下，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捋起了树叶。因为没带篮子，他从身上脱下布衫，把衣袖口扎紧，将槐叶往袖筒里装。正捋得起劲，突然感觉浑身发痒，似乎有什么东西在一口一口地咬他，仔细看，原来满地都是饿跳蚤，成群打蛋地跳到他腿上腰上疯狂地吸血，用手一搓，掉下一堆，有上百只。此时他才明白，为什么大门开着却没人进来的原因。但为了肚子不挨饿，他已顾不得许多，硬着头皮爬上树，继续捋。等采满一布衫，有人来了，是村委张文艺和大队会计崔丑才，两人抬着一袋六六粉，准备往猪圈里洒。一见他，张文艺非常吃惊：“你怎么敢进来，快走吧，让人见了，你那包槐叶就吃不成了。”他赶忙出溜下来，背起槐叶逃走了。那天中午，娘把槐叶淘洗干净，用水煮熟，又糊了点面粉，虽然缺油少盐，可比平时吃的柳叶、杨叶要香甜多了。他一口气喝了四大黑碗槐叶汤。黑碗和他的头一样大，是那个年代特别烧制的，质地粗糙但容量很大。俗话说，稀汤撑大肚，肚越饥饭量越大，普通的饭碗人们普遍认为不济事。
　　 第二天上午，他和妹妹到西山割草，见一棵柿子树下落了不少青柿蛋子，算盘珠大小，连忙脱下布衫，拾了两包。那时人规矩，虽然树上有不少柿子，但那是集体的，没人上去采摘，只捡落到地下的。回到家，母亲把它炒焦，配上谷糠，碾成炒面给他们吃。吃了之后，大便干结，但比光喝树叶野菜汤实在多了。后来，他们又去拾过多次，每次都有收获。娘自此便时刻告诫他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些东西，丰收好年景也要把这些东西拣起来，晒干放好，留着能过荒年。”并且说：“柿树养人，连不熟的青柿蛋子也能吃。以后记住，地里家里都要种柿树。”
　　 每当忆起此事，大奎总会说：“那时实在是饿怕了。”
　　 好不容易熬到秋收，家家户户都抢着晒干菜、沤酸菜，红白萝卜缨、红薯秧子、老树叶子便成了好东西。
　　 到了冬天，家家户户都吃两顿饭。有个上午，大奎和几个伙伴到野地晒太阳，闭目养神，肚子饿得咕咕叫，明忠出主意：“爬到岸边，头朝下，倒栽着，爬一会儿肚子就不饥了。”于是，几个人便都找个岸头爬下，但终究不解决问题。有人爬起来，跑到种过萝卜的地里找吃的，用脚蹬，希望能找到半截未刨尽的萝卜头。大奎寻到地边，发现两把冻得发焦的山萝卜缨子，吃到嘴里感觉有点甜味，正要去拔，忽听明忠惊叫，“这里有个松鼠窝！”他知道，松鼠有藏粮过冬的习惯，赶忙跑过去，顺着土洞刨起来，结果发现了三四斤混藏在一起的玉米、谷子和黄豆。几个人兴冲冲地装好，回到家用铁锅炒熟，分着吃了，美滋滋地兴奋了好几天。
　　
　　 十、难忘小片荒
　　
　　 大跃进时，张有富在县委机关工作，对当时林虑山地区的生活有着比较全面的了解。他说：“那时候，对领导来讲，抓生活就是中心的中心。”
　　 有一组当时汇总的材料，他至今都不会忘记：
　　 全县共有公社大队干部四千二百二十七人，抓生活的有二千二百七十九人，占百分之五十四；
　　 生产队干部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人，抓生活的有一万一千一百三十七人，占百分之八十七；
　　 共有劳力十七万四千九百零五人，抓生活的有七万一百零八人；
　　 其中淀粉加工人员一万三千零四十一人，搞人造肉精的二千四百一十六人。
　　 全县二千九百二十五个食堂，吃粮水平每天在十两（16两秤）以下的有二千三百六十二个，十一两至十二两的有五百六十三个。
　　 另外，每人每天吃淀粉四至六两，除四百二十七个食堂每天能吃三顿饭以外，其余二千四百九十八个公共食堂每天只能吃两顿饭。
　　 由于粮食严重不足，不得不用大量的瓜菜代来补充。全县各食堂吃掉沤缸菜（红薯叶、萝卜缨）五万四千八百零一缸，干菜二百九十一点七万公斤。全县有二千八百六十个食堂，有二千三百零四十一人专职负责看管五千九百四十九盘石磨，昼夜加工，日加工“人造肉精”的数量为四点七万公斤。
　　 由于营养不足，全县“浮肿病人”有五千三百三十七人，多半是老年人。经后来给予偏食、提高营养、“百日休整”等，治愈二千六百八十一人，下余二千七百一十九人仍然浮肿，至于死了多少人？无数据。
　　 他回忆说，一九六一年三月，省里有工作组下来蹲点，听取干部群众意见，大家总结了公共食堂的一系列弊端：
　　 一、口粮标准吃不够；
　　 二、雨雪天不方便；
　　 三、浪费时间；
　　 四、基层干部在食堂方面耗精费神；
　　 五、不利发展家庭副业。
　　 ……
　　 两个月后，中央颁发了“农业六十条”，提出是否吃食堂，随个人意愿。
　　 又过了一个月，食堂解散了。
　　 石板头的男男女女又回到自己家中，埋锅造饭。生产队把仅有的一点粮食、蔬菜分给了社员，自然不够吃，但别无他法。
　　 大炼钢铁时，许多人把铁锅、铁勺等铁器全捐了，如今，只有重新置办。但几乎所有的铁制品都被炼了钢，在供销社里，根本买不到铁锅。所以在那个年代里，农村的炊具以砂锅居多，就不足为怪了。由于砂锅不便炒菜，人们的饭食以熬煮为主，稀粥、汤面、稠饭等等，一个砂锅就能解决问题。谁家要是有个铁锅，或能吃到炒菜，一定不一般。
　　 砂锅可以想办法买到，但粮食呢？蔬菜呢？
　　 此时的生产队，就像一匹枯瘦的骆驼，油干灯尽，站都站不稳了，哪里有这些东西？靠生产队想吃饱肚子，基本上是白日做梦。于是，老邦和一些村民便偷偷跑到东山的深凹里，找小片的荒地种菜种粮。要放在一年前，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但当时上面的精神是“保人保畜”，所以，吴连才后来说，“老邦他们的行为我们咋能不知道，睁只眼闭只眼罢了。”
　　 四月，山上的桃花谢了，大地一片葱绿。吴连才接到上级精神，将过去收交的自留地重新退给了社员，把集体撂荒的边远山地及“鸡啄地”也借给农民耕种，并允许社员个人饲养家畜家禽，老邦的“小片荒”自然也合法化了。
　　 顿时，村里出现了开垦小片荒的热潮。不光是田地地隙的小片荒地被种上了东西，在西寨的后洼、东山的顶上，那些长年没人种过的荒坡水堰也都被深翻修整，种上了土豆之类的耐旱作物。这年夏天，雨水不错，家家种的小片荒都绿盈盈一片，南瓜、豆角收了不少，锅里碗里马上见稠。到了秋天，又收了一些谷子、豆子、白菜之类，在那粮菜奇缺的年代，这已经是天大的喜事了。老邦此时已近七十岁，但每天起早贪黑背着镢头四处开荒，当然收获也最多。他的老伴端着的饭碗里鲜嫩的豆角南瓜，在饭市上吃饭很叫人眼馋。老邦自豪地说：“受得苦，大碗捂。”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村里人的小片荒让许多人羡慕，像张有富、苏同书这样的公家人也坐不住了，常常在工作之余偷跑回家，帮家人开荒种菜。吴连才的弟弟吴贵才干脆辞了中学的后勤工作，回来开荒。吴连才劝他，“当初让他去学校，可是托崔大炮的后门才去的，送礼加人情，费了多大劲，你说不干就不干了，怎么能行？”吴贵才满不在乎，“学校工资低，吃的也不好，还不如回来种地！”
　　 好景不长，小片荒政策实施不到两年，就在报纸上受到批判。上面又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最高指示，“自留地、小片荒、剪发头、疙瘩汤”被列为阶级斗争的新去向。说的是一些国家干部职工被眼前利益所引诱，放下工作不干，抽空回家种自留地、开小片荒，和留剪发头的老婆一块劳动，一块喝自己收获的面疙瘩汤。张有富和苏同书因此还受到处分。
　　 此时，吴贵才也后悔了，想回学校，结果已被校方除名。吴连才找到新上任的公社领导，领导很不客气地拒绝说：“你弟弟是在单位最困难的时候当了‘逃兵’！”
　　 一年之后，全县开展“小四清”运动，小片荒被清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小片荒成为“资本主义尾巴”，被彻底割除了。
　　
　　 尾声
　　
　　 几十年后，在石板头的北大院，食堂不见了，磨米面的机器也没有了，厨房塌了，院墙倒了，到处长满了荒草，每天会有几个年迈的老人，拄着拐杖、推着轮椅，坐在院里的北墙根聊天、晒太阳。
　　 吴连才，张有富，苏同书，久长……
　　 回忆着陈年旧事，会想起许多人。
　　 大院门外，偶尔有年轻的男女闪过，开着电动车，穿着时尚衣裙，染着彩色的头发，或边走边打手机，或唱着流行歌曲……若问他们时髦名牌、歌星网红，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能说出一大串，但若问墙上那段标语，那个生锈的大锅炉，那个大食堂，十有八九会说，不知是哪朝哪代的事了。
　　 他们不知道，在那断壁残垣下，灌木荒草中，掩藏着石板头村一段充满眼泪与梦想的历史，一个轰轰烈烈的跑步进入人间天堂的荒唐大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