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不经意间，麦苗已将村庄染得翠绿，麦苗柔嫩清凉的芳香如一阵阵吚吚呀呀的童谣，在乡村的天空回荡，那些表面都还枯萎着的树枝闻到了芳香、听见了歌声，渐渐睁开睡意惺忪的眼睑，尤其是桃树，最是占春，率先在旁斜的疏枝上就结出了细细的骨朵儿。这才是正月初几的季候，“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景象已是俯拾皆是。
　　 因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肆虐，除了购买生活必须用品，大都自我隔离在屋里抗疫，不然这个时候，迎着春风，我一定是走在陪护父亲的路上了。
　　 父亲脑梗瘫后就驻在养老医院做康复护理。我是代表全家“专职”陪护父亲，医院与我们距离几十公里，因疫情阻隔，目前，我已无法如往常一样陪护父亲了，也不知这么多天以来，他的状况会是怎样。
　　 父亲是一名铁路筑路退休工人。他参建过川藏公路、成昆铁路等一些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国家基建工地将他塑造得尤如铁石一样的坚硬。几十年以来，他身体强壮，从来不患感冒；在家里，也一直保持着一家之主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从来一付严肃面孔。然而，父亲慈爱的点点滴滴，却总是要将他坚硬的围城通通淹没。
　　 很小的时候，随母亲到筑路工地反探亲。所谓“反探亲”，是建设工地的专用语，反探亲是逆行的，与探亲相对；探亲是顺行，是指在建设工地的工人们回家探望亲友，于之相反，从家乡来工地探望亲人的行为方式就称之为“反探亲”，时间长则个把月，短的也就十多二十天。
　　 那是一个冬季的某天，我正在驻地与一些同样随母前来反探亲的小伙伴们骑竹马，父亲不言不语就将我带走。父亲将我带到一个堆满小石块的地方，那些小石块像小山一样一座连一座地堆积着，不断地有卡车鸣着喇叭从小山谷里进进出出，后来长大我才知道，那些堆积的小山堆，就是铁路道砟、亦即铺路石。
　　 我疑惑地望着眼面前陌生的一切，不知父亲带我来这里的用意。父亲好像跟一位卡车司机交谈了两句，然后拉开车门，就将我抱进了驾驶室的坐椅上。当汽车开动之后，我才发现父亲已经关上了车门。当父亲将他自己关在车门之外的那一刻我就明白了，父亲是特意要我领略领略乘坐汽车的风采。坐在卡车里，一路上我十分惊讶在寒冷的冬季，驾驶室内居然会那样的温暖。那是七十年代初，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乘坐汽车，那时地上的汽车还像天上的飞机那般的神奇，能够零距离地接触汽车、乘坐汽车、并且享受驾驶室的待遇，这对一个来自乡村、一年难得见到一两回汽车的儿童而言，该是多么的幸运和神奇。
　　 原来在父亲粗硬的外表下，时刻都深藏着一颗柔软、关注儿女生活细节的心。
　　 小时候，我和两个弟弟随母亲住在乡下，附近村组没有一个亲人，在我不到十岁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随父到了建设工地安家，起初是在西延铁路的工地上。当时是属于会战，建设大军驻扎比较集中，处、段、队三级队伍密集地沿铁路线分布着，漫山遍野都是各式各样的荆芭和活动板房，蔚为壮观。我们的面前是陕北的洛河，也是我们民族的母亲河，沿河有仓颉的故乡以及黄陵。河对岸就是我们的处机关，机关的两翼是医院、学校、汽车队等机构，工人大叔们都称对岸山上的处机关是“处大老爷”。
　　 “处大老爷”是一个比较诙谐的称谓。他是发号施令的地方，掌握着政策和法规，他能够决定附近所有的一切，哪些该做、哪些不能做，他说要这样就一定不能哪样，管天管地，所有人的吃喝拉撒睡他都要管，大叔们称他“老爷”，实际上包含了许多爱妮、亲切的感情成份。在后来的筑路工地上，就再难“相看两不厌”地面对“处大老爷”了，工程单位为了生存在大江南北忙着招投标，机关只能设于基地、对项目机构“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之外”了。
　　 “处大老爷”自然也掌控着文化娱乐，那时没有电视，放电影也是其掌控的重要内容之一。
　　 因为距离“处大老爷”近，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附近的建筑队伍，基本就是不放电影，大都唯“大老爷”马首是瞻。做小孩的我们最想听大叔们大白天就放出的话：今晚处大老爷放电影。好奇心很强的我们听见这样的小道消息就特别兴奋，我们当时称抗战电影叫“打日本”，称反特电影是“抓特务”，反正打得越激烈抓得越利落我们就越高兴。
　　 有一天正好单独跟父亲到河对岸看电影。放映场是在机关驻地前、一块被平整出的坝子里，坝子面河是近百米高的山崖，我们就是沿河从陡峭的山崖小路爬上来的。电影放映前有人在台上说明过，要大人管好自己的家属，注意安全。因父亲平时很严厉，那天晚上我就只好随在父亲左右，不敢乱动乱跑。委屈的是好不容易等到一场电影，我却只能仰头看身边重重叠叠的人影，找不到一丝缝隙可以看见电影的影子，就连能听见的电影声音也似头顶上的星空，关山万重，遥远而又飘渺。就在我抓耳挠腮干着急的时候，父亲不言不语，俯身就将我高高举上了头顶。
　　 那天，我就骑在父亲的肩上触摸电影的魅力。父亲那双粗壮的大手攥着我的双手，宛若父亲用他高大的身躯，为我撑起了一架登天的云梯，一时，夜空变得温暖明媚。我安安稳稳地骑在父亲的肩上享受了一夜视觉和心灵的冲击，也触摸到了浩瀚天空那一颗颗耀眼、璀璨的星辰，那一年，我正好十岁。之前，我们和父亲分别两地，聚少离多，也很难有与父亲亲近的机会，骑在父亲肩头游历星空的经历，那之前没有过，那之后因为长大了，也再没可能发生过。
　　 时光荏苒，那一夜露天电影的内容早已模糊，但父亲温暖的肩头以及他那磐石般坚定的身躯，却永远地嵌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当我走进筑路大军的队列之后，才真正理解了父亲工作的艰辛。我们的时代机械化作业已是大面积推广，而父亲时代的筑路历史全要靠人力，形同是匍匐在广袤的大地上，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像一粒粒小石子那样，去铺就坦坦荡荡的钢铁大道。
　　 工地由陕北转到了陕南。母亲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努力地在自学缝纫，大量的家务活顺理成章就落在了父亲的身上。
　　 那是一个大家都很困难的年代。人们成天要为米面饭菜奔忙，有了吃的，生火做饭同样也是一件天大的事。在我的生活经历里，我和我的弟弟们从未捡过一寸柴。
　　 我们不惧怕母亲。一回到家，只要父亲不在，我们一个个都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母亲应对的策略十分简单，假装没看见也假装没听见。在陕南，我们房屋的头上就是一个山崖，是一条弯曲的山路将山崖与家连属着。父亲对家里的情况了若指掌，深知我们的底细，如果是白天，每当他下班归来的时候，就会在山崖转角上，冷静、沉着地发出两声轻轻的咳嗽，我们一听见父亲熟悉的咳嗽声，“天宫”顿时安宁，叽叽喳喳、没完没了的吵闹，立刻就变成了清清朗朗的读书声。
　　 父亲不会空手而归，总是会怀抱一堆工地上用过废弃了的木柴。他总是把那些捡回的劈柴整齐地堆码在一起，一有时间，就在门前将那些劈柴劈成小块的柴禾。我十多岁的时候，父亲曾经分派我劈过那些劈柴，因为不小心让劈柴把手指划破了一道小口，父亲很一通埋怨，之后就再没有让我染指过劈柴活，而是独自包揽了劈柴的一切。
　　 就是这样，父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背负着一个家庭的袅袅炊烟。
　　 除了上夜班，父亲还包揽了做早饭。那时的我们只知道睡眼惺忪地从梦中被父亲唤醒，只知道很不情愿地穿衣、吃饭、走在上学的路上，却还不能理解到父亲不言不语地早起、做饭、洗漱背后所要付出的艰辛和沉重。
　　 在我的心里，父亲像一本厚重的书，需要我用一生，细细去品读其中的点点滴滴。
　　 考虑到三轮车一些用电、行车安全的事，抗疫之前陪护罹病的父亲，通常我是一周去两次。陪父亲说话，推着轮椅出外散步，给父亲做一些简单的理疗按摩。父亲虽然已整整八十岁了，但思维还清晰，语言也没有太大的障碍，他知道过去我是报社的通讯员，纵然病到如今半瘫的程度，也会不时地询问我一些写文章的事。每当父亲知道我成功地写出了一篇文稿，总会很高兴，大加称赞，还会不厌其烦地一再叮嘱我一定要做到爱国、爱民、思想纯正。
　　 现在，举国都被肺炎疫情的阴霾笼罩着。可怕的疫情灭绝人性，阻挡着我与父亲的相见，我在做到抗疫自我隔离的同时，也真心为那些奋斗在抗疫最前线的勇士们祈祷，祈祷那些逆行的白鸽能平安地为我们生活的土地，衔回翘首以盼的橄榄枝。
　　 到那时，我就会重新沐浴父爱的春风，重叙久别的父子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