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语》尧曰
　　 我读古今评论孔子的文章，很少有谁能超出《史记•孔子世家》。也许，司马迁才是圣人真正的知己。
　　 《论语》到了第二十章突然有了变化。第一节不再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而变成尧帝禅让帝位时告诫舜帝的话，商汤王讨伐夏桀时向上天祷告的话，周武王胜利后分封诸侯时说的话。后人不知道这些话为什么放在这里，就认为前后文字可能有所脱落，或者是想说明孔子的思想都是来源于尧舜文武这些古圣贤。其实孔氏及其门人把这段文字放在这里是有深意的，而答案可以在《史记》里面找到。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这段话既是对周公、孔子的推崇，也是对自己的期许，司马迁觉得自己就是继周公、孔子之后，五百年一出世的,传承中华正统文明的的人。不过显而易见，孔氏及其门人对自己的期许却远高于此。
　　 在《论语》第二十章中，尧对舜说，上天安排帝王的顺次到你了；舜对禹说，天底下的人有过错都是因为我啊，我有过错就不要连累到天下人了；周武王说自己并不是灭掉殷商，而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让天下之人归心。周武王虽然不说天之历数，然而吐露的言辞却自然而然的承担起了天之历数。
　　 那么当西周灭亡，东周软弱不堪，齐、楚、燕、晋虽然是万乘之国，可他们的君王却只不过是纠缠于眼前利益的小人，老子虽然“静”，墨子虽然“廉”，接舆虽然“狂”，伯夷虽然“清”，柳下惠虽然“和”，却都有偏颇，又该轮到谁来继承天之“历数”？
　　 在孔氏一门人的心中，能继承天之历数的人当然是孔子，然后延及他的门人弟子。而且，以后朝代或许继续更替，孔氏一门的地位却永远无人可以替代。然而，孔子没有辽阔的封地，没有带甲的战车，没有丰厚的利禄，于是就以另一种身份出现，那就是“素王”：有王者之德，无王者之位的素王。他以道德为车舆，以仁义为矛戈，以万古为疆域，纵横驰骋，无人可敌。并且还制造出麒麟送瑞、水精之子的传说，来反复印证这一论点。
　　 除此之外，在孔门之中或许还有这样的自负：世俗的权势早就不复尧舜禹汤时代的清明、纯净，倘若孔子真的做了世俗的帝王，或许就“污”了圣人这一身份。这也是为什么孔子没收到祭天的腊肉就离开鲁国，遇到南子的纠缠就离开卫国的原因。世人或重名、重利、重安逸、重清净，而孔子重的是“千古”，一言一行都要成为天下师范。
　　 其实，这种自负从孔子对自己的评价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他在《论语•阳货》中说，“我再也不想再说什么了。”子贡大惊说，“如果您不说，那我们怎么办？”孔子说，“上天说了什么呢？四季照样运行，百物照样生长。上天说了什么呢？”你看这里他把自己比作老天爷，岂不是气派很大？而在孔子生病的时候，子路持戟站在门外，做大臣守卫的样子，已经是把活着的孔子当成君王对待了。
　　 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而在《论语•子路》中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意思是说，如果是我来扭转乾坤的话，只不过一两个月而已，而那些圣王，却必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看到成效。从这里，又能看到孔子的自许了。
　　 凡是大人物都不是谦虚的人，曹操说，我视天下英雄如草芥；毛泽东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而林肯当总统之后从不主动看报纸，对秘书说，那些人的观点一般超不出我的思想。那么对于全面批判、继承和发扬了之前社会、文化遗产，编纂四书五经，精通六艺的孔子，自然也是极为有抱负，极为自许的，只不过这种自许含而不露，只是在《论语》这部书的最后模糊提了一下，让后人揣摩而已。
　　
　　 二、汉书与史记
　　 读《汉书》到鸿门宴，觉得少了一些什么，对照《史记》，果然是少了一句话：归，立诛曹无伤。是说刘邦鸿门归来之后，立刻杀了打小报告的曹无伤。
　　 诛杀曹无伤，这才像刘邦的作风，若是留着他，刘邦就不是流氓起家的刘邦，而变成圣人虞舜了。当时天下汹汹，鹿死谁手尚未可知。这时候留一个内奸在身边，肯定是自掘坟墓。而班固为了维护刘邦高大全的形象，在相关的传记文字中故意忽略这一点，要塑造一个完人出来，只是这样的刘邦，难免让人怀疑。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通过与壶遂的问答阐述自己的观点：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在文章中，他反复提到《春秋》，因为司马迁把自己当成五百年后的孔子，《史记》就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的《春秋》。
　　 这里的司马迁有一股不平之气。
　　 而班固在《传叙》中，对于自己高超的学识，低贱的职位以及在名利中埋没的一生，也是采用问答的形式进行解释：方今大汉洒扫群秽，夷险芟荒，廓帝纮，恢皇纲，基隆于羲、农，规广于黄、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养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内，莫不同原共流，沐浴玄德，禀仰太和，枝附叶著，譬犹草木之殖山林，鸟鱼之毓川泽，得气者蕃滋，失时者苓落。
　　 面对命运，班固是坦然平和。
　　 《史记》神采飞扬，《汉书》庄严工整。然而在很长时间里，《汉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都超过《史记》，许多文人对《汉书》推崇备至，苏轼更能全文背诵；而《史记》的待遇就差了很多。西汉宣帝儿子东平王刘宇，向皇帝刘骜求《史记》。王凤劝告说：《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史记》都是作为“谤书”而存在的，直到宋朝，一些学者才开始推崇《史记》，而到了鲁迅评价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这才算扬眉吐气。
　　 难怪司马迁当年要“藏诸名山，传之后人”了。
　　 读《史记》，面对的是一侠客：作者年轻时走遍了天下名山大川，山水灵秀、天遥地阔是一辈子的财富，落笔之时神采飞扬。而到《报任安书》时，侠客已经老，一生的遭遇积郁胸中，从文字中迸发出来。如同杜甫的诗，文字跌宕起伏，摇曳生姿、沉郁悲痛，千载之下犹有泪痕。我常觉得文字到一定熟练程度之后，取胜的不是文采，而是思想，许多人的婉约词，比李清照还要婉约，许多人的牢骚，比屈原还要激烈，然而不能流传千古，就是因为只有婉约而没有思想，所以没法千古流传。
　　 读《汉书》，面对的是一君子，是个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学问通达的君子。班固家族累世簪缨，其父班彪是史学家，弟弟班超威震西域几十年，妹妹班昭号称曹大家。他自己更是九岁能诵诗书，十三岁就受到当时学者王充的赏识。优越的环境中，培养出了高贵的气质，然后是优雅的文字。无论是汉初风起云涌、英雄辈出的激昂，还是征服匈奴的豪壮，都可以透出安然之气。
　　 作为后来者应该学谁？太平文章不妨学《汉书》，诛杀曹无伤略而不写；做侠客不妨学《史记》，狂狷恣肆、酣畅淋漓。
　　 大家会喜欢哪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