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手术台上醒来时已经过了子夜。
　　 我清楚地记得上手术台时是午后的四点半。那么说，我足足在手术台上“假死”了近八个小时。
　　 为了等这台手术我已经受了八天的煎熬。这八天我无所事事地呆在北京协和医院的泌尿科病房，在病区闲逛，貌似一位生龙活虎的健全人。主治医生告诉我：“你这个是大手术，必须等。因为它需要足够的手术时间。”
　　 手术前，医生照例要找患者及患者家属谈话、签字。这样的谈话在三年间我已经历过数次，医生总是能把若干种足以危及生命的结果交待给患者和家属。前两次我会听得心惊肉跳，如今已经修炼成铁石心肠，变得麻木不仁。生与死，并没有天然的鸿沟，彼此间的距离甚至只在一线之间。
　　 手术结束后，离开手术室回到病房的过程中，我的意识一点点苏醒，可以明确感知到移动着的手术车在轻微颠簸，从东北县城赶来的一众亲友前呼后拥，陪我回到病房，又遭到护士们的规劝或驱逐。
　　 因为当晚需要有一位亲属留下陪护。我听到了妻坚定的声音：“谁也别争了，我留下，你们都回去。我毕竟也是个医生，有事知道怎么处理。”
　　 人们的言语声和脚步声渐渐远离，病房复又恢复宁静。但，与此同时疼痛也开始慢慢苏醒，直至蹂躏全身。
　　 此时我已发现，身上被插满各种各样的管子，仰卧的我像一只濒死的八爪鱼。腹部包裹着厚厚的绷带，插着引流管、导液管等，胳膊上带着监测血压的管子，上臂埋针的地方连着吊瓶的管子，指头上缠着监测心率、血氧的管子，嘴里还插着通过食道的胃管。
　　 因为不能翻身也不能乱动，唯一能做的就是咬紧牙关，再用双手抓住病床的栏杆，以求缓解疼痛。
　　 但这一切并不管用，那种疼痛的感觉像是被凌迟了一样，意念中的躯体已被分崩离析，像一堆无法拼凑到一起的零件，迫使我情不自禁地呻吟起来。
　　 这时候妻的手伸过来，这是一只无比熟悉的手，它紧紧地握住了我，我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狠狠地抓住了这个精神的皈依点，直至把指甲都扣进肉里。然而，还是疼。无法忍耐的疼。
　　 忽然就想起和主治医生谈话时他曾问过：“用不用上镇痛泵？”当时我们很坚定地回应：“不用。”
　　 这个念头在脑子一闪，我脱口而出：“给我上镇疼泵吧！我受不了了。”
　　 妻柔声说：“好。你忍忍。我一会儿和医生说。”
　　 大约过了一刻钟，见妻丝毫没有去找医生的意思。我再一次说：“求求你，去找医生吧，给我上镇疼泵。”
　　 妻还是说：“再忍一会儿，我马上去。”
　　 又过了一刻钟。我已经疼得满身大汗。问她：“你怎么还不找医生啊？我疼得受不了了。”我已经感觉到声音中有了哭腔。
　　 妻这才说：“这时候上镇疼泵会引起头晕，恶心，也会掩盖病情，再坚持一会儿，过一会儿就不疼了。”
　　 我这才明白原来是她在一直故意拖延时间，根本就不想让我上镇疼泵。她是医生，也许她说得有道理。事已至此，我只能像条汉子般咬牙坚持，再就是狠狠地握住她的手。我感觉到那只手已经被我捏得像个变形的鸡爪，可是她一声不吭，像一块没有痛感的石头。通过这只手，我接受到了坚毅和信念。
　　 剧烈的疼痛一直持续到天亮。尽管我被折腾得疲惫不堪，昏昏欲睡。但总是能被疼痛不失时机地唤醒神经。
　　 也是奇怪。就在早上的第一缕阳光洒进病房之时，那种不堪忍受的疼痛竟然莫名地消失了，剩下的只有忽明忽灭的隐痛，完全在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我不得不佩服妻的预判。
　　 直到此时，我才能缓过神来问妻：“手术还顺利吗？”
　　 妻说：“挺顺利的。医生说膀胱、输尿管、输精管、前列腺，包括腹部淋巴等，凡是可能被癌细胞浸润的地方都切除干净了，只需耐心等待大病理了。”
　　 “大病理要什么时候才能出来？”
　　 “估计要等到出院吧。也许会在出院后。”
　　 我知道，我所期待的膀胱保卫战已经完败，从此便成了一个残疾人。别人的残疾是外观的一目了然的，而我的残疾却是肌肤之内的，直至是心理上的。而且，即便是医生判定的癌细胞被剔除了，谁又能确认它会浸润到何种程度呢，即便是手术了，也难保万无一失，谁又能预知死神会何时降临？
　　 我问：“术后还用继续化疗吗？”
　　 “没法说，要等大病理的结果。但愿，别再遭罪了。”
　　 第二天的中午，床头的监护仪被撤掉了，顿感轻松一些。随着止疼药消炎药逐渐发挥作用，感觉那个曾经四分五裂的肉体正在一点点的重新聚合。
　　 第三天，医生查房时说：“如果身体允许，可以下床走走，这样有利于术后恢复。”
　　 “下床！”猴急性格的我毫不迟疑地说。
　　 妻用狐疑的眼光看着我，说：“能行吗？”
　　 我让妻扶起我，艰难地站起。那个瞬间，感觉身体又分裂了。腹部像是装进去一块石头，坠得下半身像是要与上半身分离，而两侧的腹股沟像是有刀具在切割，疼得我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惨叫。
　　 妻说：“不行就等等吧！”
　　 我浑身虚汗，扶住滴流架，咬着后槽牙说：“行！”
　　 在妻的搀扶下，我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接着，就有了第二步，第三步。
　　 当我蹒跚地走出病房时，护士站的护士都向我竖起大拇指。因为在泌尿科二病区四十多位患者中，我的病情是最重的。
　　 就这样，每次只能坚持走十分钟，每天需要走上七八次，我正在坚定地迈向康复。
　　 原以为术后下床的初始阶段是最难捱的。万万想不到的是刚可以吃上流食，我又不幸患上了肠梗阻。那是一种生不如死的煎熬，由于肠管不通，肚胀如鼓，乃至无法呼吸，出气都疼痛难忍。
　　 刚刚被拔出的胃管又重新插到嘴里，憋气加之鼻涕和口水一起流。那一刻，撞墙咬舌的心都有了。
　　 白天还好，有医生护士查房巡视，可以及时打止疼针和处理突发情况。
　　 而夜晚就难熬了。
　　 那几个夜晚，妻几乎整夜都不能合眼，面对奄奄一息的我，她一边耐心地劝说，一边给我做各部位的按摩。有一个晚上，她曾四次找值夜班的医生给我打止疼针，但止疼的效果并不明显。
　　 为了促使肠管早点排气。即便是在深夜，她也一遍又一遍地催促我站起，扶着我在病房的走廊里艰难地挪动脚步行走。
　　 深夜的病房是与外面隔绝的，好在有长长的一条走廊，以及走廊微弱的灯光。两位已经奔七年龄头发花白的老人掺扶着从走廊的一头走向走廊的另一头，再从另一头走回这一头。寂静的午夜可以清晰地听到从各病房传出熟睡的鼾声，再就是我俩拖鞋和地板相互摩擦的“橐橐”声，灯光把我们的身影一点点拖长再一点点地缩短。借着窗外投射的月光，我能看到妻眼中的从容和坚定，传递给我战胜病魔的力量和信心。
　　 一般每次只能走十分钟，就会热汗淋漓。靠在墙上小憩一会，休息半个钟头，再走十分钟。实在走不动了，回到病房躺上一会儿，再爬起来继续走。
　　 为了能让我尽快排气，她绞尽脑汁。特意上街买了银针，利用自己掌握的康复知识，一遍遍地给我针灸。听说喝石蜡油可以润滑肠管，促进代谢，她又买了石蜡油强迫我一遍遍地喝下。
　　 一周后的凌晨，我终于可以排气了。那个瞬间，我看到她的眼睛瞬间湿润。可谁又知道，暗地里她又曾流过多少泪水呢？
　　 她曾说：“其实家属的心理压力远比患者更大，尤其是懂医的患者家属。”
　　 从2016年到2018年整整三年，从最初发现癌症到一次次手术，她都以坚毅的神情冷静地带着我求医问药，以瘦弱的身躯奔波于省城和北京之间，事无巨细，亲力亲为，每当看到她鬓间的一缕白发在芸芸众生中闪动之时，我都会心如刀绞，虽然她很努力很刚强，但毕竟也是位花甲老人啊！
　　 其实很多癌症患者家属都心知肚明，有些努力并非可以换来回报。比如我，所有的化疗基本没有效果，病情反倒一次次加重，直至到了必须要牺牲某些器官才能暂时保命的地步。
　　 无奈，悔恨。可是面对这一切，妻却可以用她瘦弱的肩膀勇敢地扛下来。她从来没有表示过一丝退却，没有愁眉苦脸，更不会唉声叹气。而是能一脸阳光地拉扯着我迈过了一道又一道关口。
　　 二十多天后，我终于可以不用搀扶独立走出北京协和医院的大门，踏上归乡的路途。
　　 又过了十天，我收到了大病理。显示手术结果异常圆满——因为癌组织切除很彻底，终于可以不化疗了。生活重新向我露出了温馨的笑脸。
　　 感谢上苍，感谢北京协和医院的医护人员！但最想感谢的是老妻，没有她的陪伴就不会有我的一切。病房长廊之夜的经历令我刻骨铭心，永生不忘。
　　
　　 （江山首发征文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