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史学大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
　　 难道老子的辞官归隐真就这么简单？那么，老子离开朝廷之后又去了哪里？这位太史公没有交代。只说“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义而去，莫知其所终。”
　　 这位伟大的先哲去了哪里？太史公不知道。这位先哲为什么辞官归隐，太史公的理由并不充分。
　　 带着心中的疑问，我在浩瀚的历史书籍中翻阅，也在众多老学研究者中检索。终于拨开了历史的迷雾，接近了老子那扑朔迷离的身世——
　　
　　 一、待解的历史之谜
　　 老子，是古代的先贤，中华民族中的智者，老子所著的《道德经》，几千年来不仅被中华民族奉为智慧的宝典而广为流传，而且逐渐被世界各国精英、政要所接受，重视，并受到推崇。
　　 老子是人不是神。他有姓名，有籍贯，有生活的年代。至于被道教奉为祖师并称为“老君爷”，那是宗教界人士以老子为原型基础所造的神祗，与历史上的老子已经不是一回事了。
　　 老子既然是历史上的一位真实的人物，那么他思想的形成就一定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从历史学界普遍认为老子所著的《道德经》那博大精深的内容来看，老子绝不是一个一般的奴隶时代的官吏，老子也绝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的老者。而且，老子也应当不是游离在当时核心政权之外的旁观者。
　　 因为一个成熟的认识，或者说一个伟大思想的成熟，如果没有亲临现场的实践，没有设身处地的体验是不可能的。这正如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蒋介石二七年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毛泽东的认识也不会这么清晰！同样如果没有经过失国之后的痛苦经历，唐后主李煜也不可能写出痛彻心扉的诗句。
　　 而辛弃疾那“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与“而今尝够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秋！”绝对不可同日而语！
　　 那么，老子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在他的一生中又有那些事件足以影响他的认识，而成就了老子博大精深、玄奥深妙、概括精准、名言至理的《道德经》思想？
　　 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如果对老子的生平一无所知，那将难以寻求到合理的答案！
　　 与历史上的圣人们相比，老子除了一本《道德经》，没有给人们留下任何文字性的资料。(在道教中虽流传着一首“老子炼丹秘诀”，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是后人的伪作)。
　　 老子给人的印象是“只有结果，没有过程”。老子只留下了他一生思辨的结晶，而对他的生平却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准确地说，老子给我们留下的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直到先秦时期的哲学思辨。
　　 虽然，民间流传有不少有关老子的小故事，诸如尊敬老人的故事、从小知礼的故事、牙齿与舌头的故事等等。这些一看就知道，都是人们根据《道德经》中讲的道理杜撰的。而道教中流传的“怀胎八十一年破胁而生”、“生而白首，人称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树为姓”等等则更属违背生命科学的无稽之谈。
　　 只有史马迁记述的“孔子问礼”与“以修道养生为务”还可看出平生事迹之一斑。然而，司马老先生对老子的记述里也存有诸多疑问。
　　 笔者至今还没有见到一篇系统的老子生平介绍。正因为老子留下的有关资料太少，史学家们才每每提到老子总是闪烁其词，常常把读史者弄得雾里看花。
　　 让笔者奇怪的是，一个柱下史，史官中的最高长官，天子的重臣，他老人家在东周做官做得好好的，为什么就辞官了呢？那“见周室日衰，愤而辞官归隐”的说法也让人不能理解：一个上善若水的长者，一个道法自然的哲人，怎么会轻易地“愤而”了呢？
　　 天有阴晴圆缺，人有喜怒哀乐，“愤而”也是人之常情，但老子不仅“愤而”，而且还“辞官”，这符合他老人家的性格么？这难道是一个修养到家的道家哲人的行为吗？
　　 据西汉史学大家司马迁所言：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难道老子的辞官归隐真就这么简单？那么，老子离开朝廷之后又去了哪里？这位太史公没有交代。只说“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义而去，莫知其所终。”
　　 这位伟大的先哲去了哪里？太史公不知道。这位先哲为什么辞官归隐，太史公的理由并不充分。
　　 应该说，一个小有成就的人，一个生活较优裕又较稳定的人，一个继承了父辈的世袭官位的人，突然辞官不做，如果不是功高盖主而惧怕“兔死狗烹”，那就是是脑子有问题，或者是遇到了万不得已的变故！
　　 当代学者、北京工业大学教授桑敬民先生也曾经提出一个疑问：对于老子与孔子的第二次会面，孔子的弟子们为什么没有记载？这种一反常态的现象原因何在？
　　 桑先生是在对鹿邑及其附近的老子和孔子的历史遗迹——明道宫和弦歌台进行了一番考证之后，认为：老子曾经隐居在明道宫传道讲学十几年。而在这漫长的十几年中，老子实际上是在默默的等待一个人。
　　 老子“绝不甘心伟大的华夏文明断送在衰败而动乱的年代之中。他一定要把华夏文明传播下去，一定要把伟大的中华文明弘扬开来。能够完成这个历史重任的人正在附近周游，只是托付的时机尚未成熟。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孔子。”（《2008中国鹿邑国际老子文化节文集》桑敬民：老子与孔子——明道宫与弦歌台第186页）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桑先生认为，孔子曾经到明道宫拜见了老子。
　　 老子把他从东周国家图书馆中带出来的宝贵的文化典籍亲手交于了孔子。这其中就包括自成书以来就秘而不宣、一直保存在国家图书馆中的《易经》。
　　 至此，历史完成了两位伟大的历史人物的第二次会面。老子也完成了对华夏文明的交接与传承。而孔子则完成了他由从政欲望极强到静下心来研究学问，走向学者之路的历史性的伟大改变。
　　 所以桑先生认为：“正是这第二次见面，改变了孔子的一生，也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那么，如果诚如桑先生所说，历史上确曾发生过老子与孔子的第二次会面，并且发生了对孔子一生有着重要意义的事情，那些习惯于记录孔子一言一行，甚至连孔子受辱、受困的尴尬事件都不放过的孔门弟子们为什么对此只字未提呢？这实在令人不解。
　　 是弟子们的漏记还是其中另有隐情？笔者认为合理的解释应当是：其中一定另有隐情。那么，这个隐情到底是什么？
　　 其实，桑先生笔下的老子曾经与孔子有过二次会面的说法也不见得纯属猜测。今天史学界还有人认为孔子的一生曾经四次向老子问礼：
　　 第一次是在孔子17岁时，鲁昭公7年（前535年），地点是在鲁国的巷党。当时老子37岁，因政治的原因被贬鲁国；第二次是在鲁昭公24年（前518年），地点是在洛阳；第三次是孔子53岁时，即周敬王22年（前498年），地点在沛；第四次在鹿邑，具体时间不详。
　　 对于第一次和第三次，庄子的文章中都提到过（如：孔子南之沛，见老聃）。第二次《史记》中有记载。但对于第四次，也就是老子与孔子的“鹿邑会面”没有任何记载。
　　 既然不少人都认为历史上曾经有过这一次会面，那么为什么不见任何记载？
　　 要寻求上述各个问题的答案，首先要知道老子的生平。要知道老子在归隐前后，特别是在归隐之前发生了什么事。这个问题一旦弄清楚，上述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然而，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确定老子到底是谁。
　　
　　 二、老子到底是谁
　　 关于老子到底是谁的问题，史学界历来颇有争议。老学研究者一般认同的是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的说法：
　　 “老子者，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收藏室之史也。”
　　 但是，司马迁对自己这种说法并不确定，然而司马迁毕竟是治学严谨的史学界泰斗，对于自己不确定的人物绝不臆断。于是，他就老老实实的把有关老子的几种传说都如实记录下来：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自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五百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
　　 看来，从老子辞世到司马迁撰写《史记》期间的近400年间，史学界对老子其人起码有三种说法：
　　 一说老子姓李名耳。
　　 一说老子就是老莱子。
　　 还有一说老子就是周太子儋。而司马迁倾向于第一种说法。
　　 鉴于司马迁以一部被后世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奠定的他在历史学中的地位，后世的史学家们大都采用了司马迁的说法。
　　 但也有的研究者不同意。有的说老子不姓李就姓老，其理论根据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通用称呼是，前姓后子。如：孔子、墨子、孙子、荀子等。或者在姓与名后加“子”，如：韩非子、老莱子、鬼谷子等。这里的“子”都是尊称，作“老师”解。
　　 按照这种惯例，老子就是姓老。也有的支持“老子就是老莱子”的说法。例如当代学者楚木（原名李林林）就是这样认为的。
　　 楚木先生2010年8月发表在湖北省荆门市文化期刊《荆楚风》增刊上的文章就认为：
　　 老莱子就是老子。生于公元前571年——公元前456年之间。原籍为宋国相县历乡曲仁里。姓老，名耳，字聃。成年后出仕周都洛阳收藏室史。号伯阳，官称老阳子。后因周王室变乱去职归乡。改姓李。南下迁隐途中始作不朽巨著《道德经》或《老子》；老年时隐居楚国蒙山侍养父母，号“莱”或人称“老莱子”。曾被推崇为古代二十四孝之一。
　　 现湖北荆门市有老莱子隐居时的“老莱山庄”、“孝隐亭”等诸多遗迹、遗碑及民间传说。
　　 古文献中“老莱子言说”及“斑衣娱亲”、“孔子拜访”、“不朝楚王”等民间故事，是荆楚地区极为难得的先秦主要文化遗产。老莱子陨于江南，墓葬于原湘潭县良图塅。原株洲市荷塘区宋家桥之株洲车辆厂内。时代久远，流传有序。
　　 对于楚木先生的说法，笔者并不同意。其理由如下：
　　 从与老子同时代的儒家学派的文献中可以看到，凡提到老子之处均称“老聃”。如《礼记》中的《曾子问》中有四则记载了孔子谈及老子之事，其中三则均为：“吾闻诸老聃曰”。另一则为：“吾从老聃助葬于乡党”。在这些地方，孔子及其弟子提到老子均称老聃，不叫老子。可见，与老子同时代的孔子及其弟子都不认为老子就是老莱子。
　　 从比老子晚200余年的庄子著作中，也可以看到，他常称老子为“老聃”。间或也称“老子”。在《庄子》33篇作品中，有12篇都提到老子。其中“内篇”二，“外篇”六，“杂篇”四。在这12篇中，提到老子名字的共有63次，在这63次中，称“老聃”的41次，称“老子”的22次。常常在一篇作品中“老聃”与“老子”并用。
　　 如《庄子、天运篇》中多处提到老子：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恶乎求之哉？”孔子曰：“吾求之于度数，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恶乎求之哉？”孔子曰：“吾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未得也。”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献……”
　　 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曰……
　　 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
　　 遂以孔子之声见老聃。老聃方跔堂而应微，曰：予年运而往矣，子将何以戒我乎？……
　　 老聃曰：小子少进！子何以为不同？
　　 老聃曰：小子少进！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
　　 孔子谓老聃曰……
　　 在上述的同一段引文的对话中，庄子时而称“老聃”，时而叫“老子”，这足以说明，庄子认为老子和老聃是同一个人。
　　 但在《庄子》中从不称老子为“老莱子”。然而在《庄子.外物》中却直呼老莱子：“老莱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可见老聃与老莱子确是两个人。
　　 庄子比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早224年，看来，司马迁基本上同意庄子的看法。所以才有了《史记》中对老子介绍时的倾向性看法。
　　 由西汉末刘向编订的《战国策》是战国时期各国史官记载的策士们游说诸侯国的言论资料。其中所收集资料的年代离老子生活的年代并不久远。在《战国策、楚策》中引用《道德经》第三十九章和《魏策》中引用《道德经》第八十一章皆称：“老子曰”。但在《楚策》中引用老莱子语，却没有称“老子曰”。这说明当时的史官都认为《道德经》的作者老子和老莱子是两个人。
　　 《汉书、艺文志》中有老子舒化经四篇，其中注曰：老子姓李名耳。其中还有老莱子十六篇，注曰：老莱子，楚人。与孔子同时。看来，东汉著名的史学家班固也认为老子和老莱子是两个人。
　　 《吕氏春秋》中提到老子的时候也称“老聃”。《吕氏春秋》明确提到老子的有五处：1、《贵公篇》：老聃至公；2、《当染篇》：孔子学于老聃；3、《去尤篇》：老聃立乎独，必不合于俗。4、《不二篇》：老聃贵柔，孔子贵仁。5、《重言篇》：圣人听于无声，视于无形，老聃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