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人顿时都懵了，坐在那里一时无语。
　　 “多少钱？一万块钱？也太少了吧，咋能只给一万块钱呢！”燕萍在旁边听着有点着急，替他们感到不平。
　　 “可是现在咋办？人家手里有证据，咱手里啥也没有！”张泽无奈说道。
　　 “像现在这种情况，也许就有必要经过法院了。”雨枫插话道，“问题是你必须拿到一些证据，比如能够证明你本人和他公司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雇佣劳动关系，能够证明当时发生意外时候的现场情况。有没有拍下来现场的手机照片或视频？”
　　 “没有呢。”张泽懊恼说道。
　　 “有没有签劳务合同或其他的证明材料呢？”
　　 “也没有签。”
　　 “那你只有找一下一起打工的人，让他们给你出面作证了。”雨枫说道。
　　 “可是现在你看，不光没给俺作证明，还给人家签了字。”
　　 三个人都低了头，一时感到束手无策。
　　 于琴开始神经质地唠叨起来：“一万块钱，一万块钱够干啥的？连第二次手术费用都不够，别说因为受伤不能干活，耽误挣钱，以后身体还不知道能恢复到啥样，还陪了这么多天，家里啥都耽误了，当初说的好好的，这也好那也好，最后到给钱的时候了，又来这一出！”
　　 “一开始说得天花乱坠的，说啥都能处理好，啥都不需要俺操心，只要安心养病就成了，谁能想到最后就不认账了呢？”张泽有一种被欺骗后的惶惑。
　　 “二叔他们咋就想到签这个字的呢？”于琴的话里明显有几分怨气，按捺不住想要发火，“你说其他人签就签了，可二叔这个人咋就想不到，再说他当时也没跟他在一起干活，凭啥就签字去做这个证明？”
　　 “我来打电话问问他。”张泽说着，拿起手机拨打起了电话。
　　 可是听了一会：“没人接电话。”
　　 他把手机挂断：“回头再打。反正现在情况就这样了，证据在人家手里，咱要是不同意，人家连住院费都不给结了，你说咱咋整？”
　　 “反正给一万块钱就是不行！”于琴显得很坚决，“就算是出不了院也没办法。”
　　 “对，再跟对方谈，说不定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雨枫插话道。
　　 “不管到哪里去，该是咋样就是咋样，签了字又能咋滴？总不能那么多人，都睁着眼睛说瞎话！”张怀松在病床上说道。
　　 到了晚上，张泽从外面进来：“打过电话了，二叔说没错，那天上午是张姐亲自找到他们，要他们每个人都在一张纸上签了字。”
　　 “你没问他为啥要签这个字？”于琴生气道。
　　 “他说当时张姐催他们快点签字，说是为了尽快拿到赔偿款，急等着往上面报材料，所以他们也没有仔细看，就都在纸上签了字，其他人随着也就签了。”
　　 “哪有这样的？咋能不看就签字呢？”张怀松又急又气。
　　 “现在是没啥办法了，”张泽叹了口气，“他们也是怕拿不到钱，你说公司里的会计找到他们让签字，牵涉到钱的事，他们能不签吗？签了字你说还能咋办，现在证据都在人家手里，你自己一个村子的人都出面证明了，就是打官司也是输。”
　　 “真要到了法庭上，”雨枫忍不住插话道，“他们也可以出庭证明，对方通过欺骗手段拿到的签字，是没有多少法律效力的。”
　　 张泽没有接话，但他内心肯定有自己的主张。
　　 “还是再和他们协商协商吧，看能不能再提高点。”最后他说道，寄希望于公司方面会出于人道考虑，做出某些让步。
　　 雨枫觉得，要让他们通过法律途经来解决问题，恐怕是不可能了。法律，对他们这些四处飘泊的农民工们来说，还是显得过于遥远和陌生，如果有可能，他们情愿一辈子也不和法院、检察院等这些国家机器打一次交道，意识深处，恐怕也对强势的雇主在社会和人力资源等方面所占据的优势存在诸多忌惮。
　　 病室最靠里的一张病床上，由爷爷看护的小孙子已经出院，床位暂时空了下来。夜晚时分，于琴就可以在那张床上面休息，张泽照例仍是睡在外面走廊里的一张空床上。
　　 九点钟以后，病区里面就逐渐安静下来。雨枫让妻子将房屋里的日光灯关了，他睡眠不好，在灯光的直射下更是难以入睡。关了灯以后，他侧过头来，看到睡在里面那张病床上的于琴不停地辗转反侧，似乎心里压着太多的纠结和烦恼而难以入睡。张泽也没有睡，又进出病房一两次，手机捂在耳朵上试着拨出什么号码。弟弟的工伤索赔一事，显然已全部落在了他的肩上，得挖空心思去找人沟通和协调。
　　 雨枫感到内心很不是滋味。他很想帮助一下这几个热心淳朴的农村青年，又感到无处着力。
　　 这几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城务工农民工的群体越来越庞大，他们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本来想通过打工脱贫解困，却往往由于遭遇工伤事故，使得希望变成泡影，不仅生活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因伤致贫，雪上加霜。有的农民工因索赔无望加上伤后的生活不能自理，一部分人甚至对未来的生活失去信心，蒙生过自杀的念头；有的伤者因需亲人护理，上学的孩子不得不因此辍学；有的伤者是家庭的顶梁柱，因为伤后失去劳动能力，家庭没有了生活来源，引发了家庭不和，甚至导致妻离子散。
　　 为了保障这一群体的合法权益，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开展了一次次专项行动，但是农民工因公受到事故伤害而引起的劳动纠纷案件仍屡见不鲜。一些用人单位不及时支付工伤待遇，导致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从而引发各种矛盾，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家庭和谐。
　　 雨枫一边想着这些，昏昏然进入睡乡，却又在不久后的夜深时分再次醒来。迷迷糊糊的他，感到有人正在翻弄自己腿部搭盖的薄被，睁开眼就看到一束细小的亮光，正在自己的脚腕处来回扫动。
　　 雨枫先是一惊，接着认出是那个特别负责任的小护士，刚从卫生学校毕业，入职还不到两个月。她有着一张恬静的娃娃脸，短发，一米五几的袖珍身材，白天的时候在病房内外利落灵活地飞进飞出，像个小燕子一般，夜班当值，如果是其他经验多的护士，肯定会找个地方睡觉去了，可是她却不，大概是严格遵守着夜间值班的相关规定，每间隔一段时间，总要到自己负责的各个病房去巡视一番。
　　 睡眠被打扰，雨枫的心情很不好，可是看到一个那么认真负责的小护士，又着实让人感到心疼。
　　 雨枫动了动膝盖，又往上拉了拉被子：“谢谢！那么辛苦还要来查房。”
　　 “你现在感觉怎样？”小护士柔声细气地询问。
　　 他笑了笑：“感觉很好。现在几点了？”
　　 “三点多。”
　　 “别那么辛苦了，你们天天事情太多，夜里就好好睡个觉吧，年轻人要休息好，白天才能有精力照顾病人啊。”
　　 “可是我们有规定啊，要按照分级护理要求，定时巡视病房，还要严密观察病人的病情和睡眠情况。”她的态度很认真。查看好了，就动作轻捷地将雨枫床上的被角给掖好，接着查看其他的病人去了。
　　 真是一个责任心强的好孩子！雨枫内心深处，有着丝丝缕缕的感动和温暖。
　　 于琴只是在那张病床睡了两晚，就又住进来了新的病人。
　　 那是一个刚从天津打工受伤回来的民工，虽然也是一脸沧桑愁苦神情，但是年龄却并不大，还不到四十岁。他的妻子身材臃肿，行动笨拙，拎着一大网兜水瓶毛巾刷牙缸啥的，陪他住进来。
　　 自从进入病房开始，那病人就不停使唤、埋怨着自己的妻子，稍有不如意就大声呵斥，对她的态度十分不友好。女人则战战兢兢地尽量做到让丈夫满意，显示出无比的耐心和屈从，在极力做好一个陪护者该做的一切。她本人还患有精神类的疾病，所带的物品里面大大小小的药盒子就占了很大比例。
　　 这个新来的住院患者左肩锁骨骨折，左臂不能动，用一块三角巾吊在胸前。他的脖子也不可以随意转动，床铺基本安顿好以后，就那样半歪着头，表情怪异地和同病室的病友打了招呼。
　　 “大家好！我姓范，范长军，刚住进来，给大家添麻烦了！”他殷勤地笑着道。
　　 雨枫和张泽连忙表示：“不麻烦，有什么需要说一声，大家互相帮忙。”
　　 “唉！倒霉啊！”范长军自嘲说道。和雨枫最初对他的印象不同，其实他是一个相当幽默而又达观的人。“本来身体棒棒的，哪成想一个跟头耍过去，成了这样了呢。真是人有旦夕祸福，谁也指不定哪天就出了事。”
　　 “你是哪里骨头不好？胳膊吗？”张泽关心问道。
　　 “不是，左边锁骨这里，从中间断了两节。”
　　 “是咋摔着的呢？”
　　 “骑电瓶车摔的。那天我就感觉不对头，平时推电瓶车出来时都好好的，就那一次，咋推也推不动，后来忽然又能动了，你说可奇怪不？本来心里就犯嘀咕，结果送货的时候突然间就转不动方向了，对着那个水泥墩子直直的撞过去，整个人从前边翻了过去，可巧不巧，偏偏就把这左边锁骨给摔断了，真是倒霉晦气，唉！”
　　 说话间，他的头不小心动了一下，牵动伤处引起疼痛，龇牙咧嘴地吸了几口气。
　　 “你在天津出的事，咋不在那里治好了，还要大老远跑回来？”张泽不解。
　　 “谁说没在天津治呢，跑了好几家医院，治骨伤最好的那家医院都去了，结果人家要的费用太高，至少要八万，哪能看得起，只好出院，回到咱这地方来瞧。”
　　 “要价高说不定用的东西也好，你这来回颠簸受罪不说，要是耽误了可咋办？再说费用方面还不是雇你的老板想办法吗。”燕萍替他感到担心。
　　 “又不是在工地上出的事，老板不认，是自己骑电瓶车摔的，只能怪自己不小心。回来看病，新农合还能报一部分。”他又开始数落起陪护的老婆来：“你不会先叠好再放进去吗？就那样一窝！下次用的时候可好找来？”然后抬起头对其他人抱歉地笑笑：“她脑子不太好使，有神经官能症，平时都要靠吃药维持，不然的话说犯病就犯病。”
　　 他老婆一边委屈地为自己辩解，一边重新收拾着要放到床头柜里去的东西。接下来的几天里，雨枫注意到范长军的老婆虽说是一个要靠镇静药物维持的精神病患者，可她一直默默尽着一个陪床家属的本分，逆来顺受忍受着丈夫暴烈的脾气和滔滔不绝的不满及唠叨，稍有影响到其他人的地方，就立刻连声道歉，其实是一个很有公德心而且礼数周全的农村妇女。
　　 医生和护士都已来过，给范长军做过各项检查，手术定于第二天上午进行。他的伤并不影响自由行走，所以停不多时，就由老婆搀扶着到外面去遛达一圈。
　　 吃过晚饭以后，范长军从外面进来，看见拄着双拐出去上厕所的张怀松也恰好进来，于琴在一旁小心照应着。
　　 “该快好了？都能下地了呢！”范长军问候说。
　　 “嗯，快了，做过手术已经十几天了。”张怀松回答说。
　　 “那也快管拆线了吧。”
　　 “就这几天。”
　　 范长军半歪着头，踱到最里面自己的病床边坐下：“你们都熬过去了，我的罪才刚开始呢。”
　　 “你那位置容易，做过手术基本上就不影响啥了。”张怀松道。
　　 “连咳嗽都疼！”范长军抱怨，“头也不能转动，只能朝一个方向，其实一样受罪。你那腿伤，是因为骑车子摔的吗？”
　　 “他那是骑车子摔的，我这不是。”张怀松指着雨枫这边说道，“我是打工的时候一不小心，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断的。”
　　 “单位可赔钱没？”
　　 “就说给一万块钱，你看够干啥的，连后续治疗费都不够。”
　　 “你那还好着呢，最起码给你看，给你治，还没碰到那不讲理的老板，一脚踢开就不问了，这种情况多的是。”
　　 “他凭啥不问？是在他那干活弄的，给人看病是理所当然！”
　　 “理所当然的事儿多了，谁跟你讲理呢？他要真是不想问，想逃避责任，办法可多的是。你要是去找他，一次两次还好，他敷衍你，花两个小钱打发你，你要是再去找，再去要，马上就变脸了，说话死难听，恨不得能噎死你，别说给钱了，打骂都是常有的事。”
　　 “这么说，你也遇到过工伤拒绝赔付的情况？”雨枫听出他的话里似乎有故事，也加入到谈话中来。
　　 “当然遇到过，不过不是我本人，有两三年了，是我们一个村儿的。你说都是沾亲带故的邻舍，出了事没有不帮忙的。好好一个人，肋骨摔断了，躺在医院里不能动，两天就花了六千多。找老板要钱，一开始给了三千，再要就不给了，别说医疗费不给结，该发的工资也一拖再拖，我们施工队三十多号人，干了半年多的工资一直没发，你说我们这些从外地来的农民工，离乡背井的，成天辛辛苦苦到底图的啥？那天队长带着我们，到他们置业公司去结算工钱，本来说好了当天先给结算26万，还有那个受伤的医药费也一块给我们，结果从早上8点一直等到晚上7点，项目方一直不给钱，财务也说当天没钱，让来领工资的二十多个人改天再来，你说改天能改到啥时候？以前又不是没有过，总是拖，俺们就不愿意，在那里僵持着没走。
　　 到晚上7点多钟的时候，项目部突然跑进十来个身强力壮的人，其中有四个人手里都拿着棍，还有的手里拎着钢筋，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咋咋呼呼地说：要工资的今天晚上都别想走！挥着手里的棍棒，劈头盖脸就打，嘴里还喊着：“谁能打倒他们一个，老子给他1万……”我们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谁见过这架势，手里啥也没有，根本抵挡不住，当时就倒下来三个人。看见有几个民工都爬不起来了，那些人慌里慌张地往外跑走了。本来我们还想用手机录音、录像，留个证据啥的，结果被他们发现了，手机都被抢走，摔烂了扔到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