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写了几篇关于父亲的文章，在朋友圈里引起一阵热浪。尤其那篇《自古英雄出少年》更是好评如潮！一向谦虚低调的父亲不乐意了，打电话来说：“别光写我，写写你妈妈，你妈妈才是真正的英雄呢……”
　　 我妈妈，我妈妈有什么好写的……此时从我的脸上到心里都在抗拒着爸爸的提议。
　　 握着电话，我搜肠刮肚地在记忆的深处搜寻妈妈的光荣事迹，可是怎么也想不起妈妈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来。反倒是我的眼前不断地浮现出的就是那个每天早晨守在鸡架前，咯咯咯，优雅地跳出来一只鸡，她随手插上鸡架门，然后摸摸鸡屁股，嘟囔一声：“好，有蛋，你真棒啊，下连蛋了，今天给你多吃点……”再打开鸡架门，左胳膊抱起一只大芦花鸡，把右手指伸向鸡屁股：“你怎么偷懒了，连着两天不下蛋了，看你挺能吃啊！努力啊，不然的话吃你的肉……”
　　 妈妈不厌其烦地摸下去，摸下去……直至鸡们叽叽喳喳地跑满了院子。
　　 又一情景浮现在我的眼前：
　　 “中午包韭菜馅的饺子，爷几个早点回来啊！”
　　 我们匆忙地跑出大门，匆忙地连回头看都没看一眼她！把她殷切的叮嘱连同她的爱全抛在了身后，抛的是那样得义无反顾。
　　 再不就是天天跟在我们身后汇报她的猪又长长了一拃，邀请我们去看看她猪养的如何如何好，我们嫌脏没人响应更没人去看一眼。
　　 妈妈因此很失落，总是冲着我们的背影嘟囔：“一年到头没人帮我拎一桶猪食，看都不看一眼，吃的时候比谁吃得都欢……”
　　 要不然就是每天跟我们唠叨她伟大的菜蓝子计划：今年又淹了几坛子鸡蛋，几坛子鸭蛋，马上就能吃了。还有几个月入冬了，她的两头大肥猪准备卖一头，自己杀一头。卖这头的钱可以供我们上学，杀的这头白赚吃的，能吃一冬天到第二年五一，依照这些年和左邻右舍朋友们友情的厚薄每一家分多少多少。
　　 还有她把十几袋子窝瓜的籽也扒出来晾干卖了，拢共卖了八十多块钱，够我一学期的学费了。天知道她为这一切费了多少力，出了多少汗……手指夹撕裂了多少根……
　　 她的那些个计划我们总是这耳朵听那耳朵冒，我们瞧不起她的这些个鸡毛蒜皮的计划，我们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比她重要的多。
　　 还有就是天天不是围着锅台转就是围着儿女转，一辈子连远门都没出过，只在家属队的工资表上有过她的名字。我们往家写信或寄邮包，包括现在往家打钱，写的都是父亲的名字。
　　 想到这里，才忽然发觉，长时间不想，妈妈的名字都快让我忘记了。
　　 我的眼角不知不觉涌上了一层泪水，泪水冲开了我的记忆，所有关于母亲的记忆全都像洪水一样奔涌而来，而我在这之前却把母亲的爱一直忽略不计……
　　 记忆似爆发的火山，母亲忙碌的身影，母亲的点点滴滴，母亲的琐琐碎碎，母亲的唠唠叨叨，母亲的自言自语，母亲对我们的爱似岩浆一样汹涌地流向我……
　　 父亲的讲述，让我泪落如雨。
　　 一向觉得自己很了解妈妈，现在才知道最了解妈妈的是父亲，最懂妈妈的也是父亲，最欣赏妈妈的还是父亲。
　　 我这个做了妈妈五十六年的女儿，到头来才是真正不了解妈妈的一个人。我很惭愧也很内疚。
　　 妈妈出生在胶东一个叫宅科的小村子，六十来户人家除了三四户杂姓外，全姓谭。
　　 据老辈人讲这支谭姓先祖是明初从云南大槐树下移民过来的，一直在这里繁衍生息，千百年来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
　　 小村子颇像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小村子犹如一只青花瓷大碗，错落有致的石头民居如碗边上古朴、淡雅、美丽的花纹。所有的胡同全用石头铺成，几百年来人来人往的已经光亮照人，村中村外到处是巨大的青石，最大的石头能一次凉晒几亩地的地瓜干，村中的巨石上不是爬满了玩泥巴的孩子就是晾晒着如青花瓷一般图案的被单和花袄。
　　 要想出村，南面和西面需爬上高达十多丈的天梯，仰角七八十度。
　　 每次翻越它出村，我的腿都抖个不停，生怕摔个粉身碎骨。东边虽平坦，但有一条终年浩浩荡荡宽七八十米的大河横贯南北，只有北边的碗沿上稍微平坦一些，也是沟连沟，沟套沟，沟叠沟……像迷魂阵走不出去。
　　 出入几乎没有路，我曾经预言就是到了共产主义，姥姥村也修不了公路。可是我错了，时间只流逝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九九十年代初，我一个有胆识先富起来的舅舅自费五十多万从大河上修了一条通向外界的公路。
　　 从此小村子与外界畅通无阻，信息共享。
　　 尽管闭塞落后，但只要有女人，便会有孩子。每年的娶进嫁出，让这个小山村与周围的村子相处和睦，血脉相连。
　　 村与村之间，阡陌相通，隔沟相望，鸡犬相闻，炊烟袅袅相绕，世代香火旺盛子孙绵绵。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村子里既没有横行霸道、鱼肉乡邻的恶人，也没有游手好闲、偷鸡摸狗的懒汉，民风淳朴、勤劳谦和又善良，好不怡然自乐。
　　 正因为村子地理位置险要，一九三七年冬日本鬼子全面占领了胶东，胶东彻底沦陷。鬼子到处修炮楼，大姨夫家和爷爷的村子因在交通要道上，全都修上了炮楼，实行囚笼政策。但残暴的鬼子一直没有发现这个小村子，上天仿佛一直在保佑它。
　　 但在之后的抗日战争中小村子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让它名声大振。
　　 它地处八路军到敌占区的重要通道上，是出了名的抗日村，就连小孩子都打鬼子抗日，为八路军送情报放哨运送物资伤员。家国情怀和民族气节爱国精神深入每一位村民的心。
　　 妈妈是姥姥五个闺女中的老四。
　　 大姨谭淑珍生于一九二七年，今年九十二岁了，至今能独立门户拾柴做饭，健步如飞。
　　 二姨谭桂美生于一九二九年，学习成绩优异，毕业于济南医学院。为人耿直善良，对自己严苛无情，是道德模范，正义的天使，学习做事必争第一，七二年因癌症去世。
　　 三姨谭桂珍生于一九三一年，高个漂亮勇敢，是一个言必出行必果的人，抗日战争末期担任村子里的妇救会主任，领着妇女们做军鞋，抬担架，送军粮，支前从没有退缩含糊过。如今八十八岁了，依然精神攫烁。
　　 小姨谭桂香生于一九四五年，她的命运可以说是最好的了，只赶上了三年解放战争。她天生聪明伶俐，记忆力超群，多才多艺爱好文学，经典的吕剧剧目全都能唱下来，正月各村会演时，她是主角。文革结束后，是带头搞乡镇企业，成为领着农村致富的第一批大队书记，零六年死于脑溢血，去世时年仅六十一岁，非常可惜。
　　 妈妈谭桂娥出生于国破家亡、战火纷飞的一九四一年。
　　 她和三姨妈差了十岁。
　　 妈妈从一出生便备受家人疼爱，不光是因为她生在那个国破家亡的年代，更因为她的身上曾经有过三个还没等长大，便因贫病交加硬生生喘死的哥哥（所谓喘死就是小儿肺炎）。十年得一女，妈妈的到来在这个家里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因此太姥爷太姥姥、姥姥姥爷，三个姨妈，全都金贵她。
　　 在爱的包容下，妈妈从小胆子就大，果断，独立，做事雷厉风行，不喜欢做磨磨叽叽的女儿活。等妈妈十四五岁的时候，姐姐们出嫁的出嫁，工作的工作，五姨又小，她在家中顶男劳力用，起粪，送粪，挑水，拾草全是她的，从不叫苦。
　　 妈妈五官精致，眉目如画，明亮的眼眸，甜美的笑容，别提多俊了，十里八村找不出这样一个小美人，长辈们都惊叹妈妈是仙女下凡。
　　 也难怪，姥姥的三个儿子在日本鬼子围剿最残酷的时候出生，没有药医治，全都是小脸烧的通红，呼呼直喘，直到喘死在姥姥的怀里。妈妈得来实属不易。
　　 她的一个没出五服叫进财的哥哥，当时已经十八九岁了，见到我姥姥就说：“婶娘啊！你家这个四妹啊！长得真好看，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如果是个小东西就好了，我就把她揣在兜里，想看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由此可见，妈妈美的多么的不可方物。
　　 妈妈一直想像二姐和三姐那样去读书，可是村子里没有学校，姥姥不放心她到外村去读书，一直拖着。
　　 妈妈整天囔叽姥姥：“我二姐怎么就能去上学，我怎么就不能……”
　　 “你二姐是人嘛，她就不应该出生在咱家这个土窝窝里……她投错胎了……”
　　 二姨虽然出生在一个没有文化的家庭，姥爷一个大字不识，是个老实憨厚的庄稼人，一辈子没走出过方圆十几里。姥姥也不识字，但姥姥开明向上，这也得宜于姥姥的娘家是比较有见识的人家，人丁兴旺，姥姥有六个生龙活虎的兄弟，个顶个有出息，因为他们都上个学堂，识文抓字。知识改变命运，姥姥懂这个理儿，所以姥姥赞成二姨上学。
　　 要说二姨的求学之路真是难啊！她追求知识达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她出生在一九二九年，到了要上学的年龄，又来了日本鬼子，村子里又没有学校，连一个识字的人都找不出来。看到舅舅们都识文抓字，她非要上学不可。
　　 附近的村子也没有学校，也不知她咋打听到离宅科十多里的一个村子开了学堂，就闹着要去。这十来里路上就有鬼子两个炮楼啊，那真是冒着鬼子的炮火，穿越鬼子的封锁线去上学啊！战争危险都不能阻止二姨去上学。
　　 也不知辗转了多少个村子，上上停停，停停上上，直到五二年才把初中念完。
　　 二姨可以冒着硝烟去求知，姥姥拦不住她，但妈妈可不行。一来妈妈得来不容易，十年才站住这么一个孩子，再者妈妈貌美如仙，决不能让她独自出去上学，太危险了。
　　 到了五一年，十岁的妈妈才读上书。因刚解放不久，村里还没有学校，妈妈只能去离家二里地的小庄铺村读书。
　　 二年级的时候，初中毕业的二姨回村办起了学校。从此妈妈可以在自己的村子上学了。二姨教了妈妈二年，尽管妈妈让追求极致完美的二姨收拾的够呛，但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学习成绩优秀尤其是数学。
　　 好景不长，前面说过，二姨就不应该是农村里的人。她志存高远，学霸级的人物，怎么可能安分守己地在农村靠一辈子呢。她不满于现状，和几个同学一商量考上了栖霞一中走了。把正在读小学的妈妈丢下不管了，恨得妈妈牙根直痒痒。
　　 二姨高中毕业后分配到掖县沙河医院工作，接着又去济南医学院进修二年，成了一名专业的技术过硬的白衣天使。
　　 二姨一拍屁股走了，妈妈的学习又被迫中断了。好在全国已经解放，国家对农村的教育非常重视。村子里陆续地来了几任民办教师，走了来，来了走，像走马灯似的。
　　 当时有文化的人才奇缺，国家正是用人之即，村子里根本留不住这些文化人，后来这些老师中有几位走上了县长市长的领导岗位。
　　 妈妈在缺少师资力量的情况下可算把小学读完了。小学毕业了又没学上了。
　　 妈妈喜欢学习，她想继续上学。
　　 现在只有二个选择，宅科村在行政上属于栖霞县，初中只能到杨础乡读，可是离家十多里路，太远。而韦家沟村也有初中，离村只有五里路，但属于莱阳县。后经两个县教育局协调，宅科村小升初的学生可以就近去韦家沟入学。
　　 就这样妈妈在韦家沟村完成了初中教育。
　　 搞笑的是，她的同学成分特别复杂，各年龄段的人都有，班级里有许多大她十多岁的同学，有不少的同学已经订了婚，还有当了爸爸的也在读初中。可见新中国成立之初人们对知识的渴求是多么地迫切。
　　 初中毕业的妈妈可不得了了，那是人才哪。
　　 不久后，杨础乡办保健员培训班，幸运的妈妈成为第一批学员。
　　 1959年春天，妈妈骄傲地走进杨础乡医院一个不大的会议室，开始了她学医的生涯。老师是一位叫孙敬芳的男大夫。第一次培训大约一个月的时间！以后每个星期培训一次！同期培训的有十人左右，都是由各生产大队推荐的！同学有：卢翠芳，周香英，杨桂兰，林松等！
　　 主要学习农村常见病的预防、急救与治疗，学习针灸、推拿等课程，没有教材，现学现卖。
　　 各地培训的保健员也可以说是后期赤脚医生兴起的雏形。
　　 当时杨础乡办保健员培训班也是响应全国兴起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全国办保健班培训懂医疗学员之风方兴未艾、风起云涌。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确立是在1955年农业合作化时期。1955年初，山西省高平县米山乡最早实行“医疗结合”，采取社员群众出“保健费”和生产合作社提供“公益金”补助相结合的办法，建立了有别于此前实行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此模式一经见报，随后在河南、河北、江苏、广东等省都率先成立了一批由农村和乡合作社办的保健站。
　　 1959年11月，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在山西省稷山县召开，正式肯定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华民族还没有从积弱积贫的状态中完全摆脱。被外国列强骂作“东亚病夫”的阴影还没有消除。中国又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民占了人口的95%。如果农民的就医吃药都解决不了，那增强人民体质，强健全民族的体魄就是一句空话。党和中央在建立农村合作医疗这一战略上是非常有远见灼识的。
　　 真正让农民享受到新中国医疗政策的是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这一指示彻底解决了千百年来，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困境，让农民真正享受到社会进步带来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