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住在我家隔壁的阿公，是个牙郎，我叫他牙郎公。
　　 牙郎公个子瘦高，五官端正，眼睛终日眯着看人。嘴角叼一根石竹做的烟筒头，下巴留一撮山羊胡，着青衫、缚拦腰，一副精明强干的模样。他很少上山下地，也很少在家。不管晴天落雨，脚上都穿着一双水鞋，几乎每日都风雨兼程地行走在四里八乡之间。
　　 牙郎公是一个很风趣的人，特能说会道。村里的媒婆田三嫂是个能把死人说活，又能把活人说死的人，但跟牙郎公一比，立马就变成小巫一个。大家都说，牙郞公是个圣旨口，他说哪头母猪会多下崽就会多下崽，他说哪头牛犊不会拉田就不会拉田。把他惹火了，凤凰立马变作乌鸦；高兴了，癞皮狗即刻可成为玉麒麟。
　　 在我老家，流传着一个关于学艺对比的民谣，云：做木两三工，不值铁匠红一红；打铁两三火，不值染师鼓一鼓（搅）；染布两三缸，不值医生开张方；行医到处走，不值阴阳开句口；阴阳讲渴口，不值牙郎抖一抖（忽悠）。
　　 牙郎公属于走四方的人，见多识广，眯着的眼睛里暗藏着无比深邃的智慧。他属兔，为人和善，但凡村人请他做牙郎，从不收分文，自诩“兔子不吃窝边草”，人缘极好，大家都十分敬重他。
　　 牙郎公相牛特准。一天，一个马屿的卖牛客牵着两头牛到村里卖牛。一头是水牛，一头是黄牛儿。水牛长得英武高大，两只弯角似新月弯刀。黄牛儿长得瘦骨嶙峋，可怜巴巴的。卖牛客说，大水牛卖一百五十元，黄牛儿卖一百三十元。大家都相中了那头大水牛。牙郎公绕着两头牛走了一圈，对卖牛客说，黄牛儿我要了，水牛嘛，一百元咋样。大家听了，目瞪口呆，大惑不解。不料，那卖牛客眨着眼睛打量了一番牙郎公，居然同意了。临走时，卖牛客对牙郎公说，大兄弟，你真是一个大行家。牙郎公说，哈哈，彼此彼此。
　　 事后，大家盯住牙郎公，非要他讲出个所以然来不可。他推脱不掉，捋把胡子道，买牛嘛，上买一张皮，下买四只蹄；前高后面低，耕田快如飞；后面高一掌，犁田只听竹簛响。大家遂看那黄牛儿，嘿！前脚比后脚高出二掌，遂说，好牛。再看那头大水牛，咦！威风倒是威风，后脚比前脚足足高出了三四掌，遂说，逐人牛。
　　 牙郞公说，黄牛儿留在队里耕田，水牛待我调养几日，把它卖到山边去。那头黄牛儿，经他一调养，果然皮毛发亮，犁田耕地，既听话，又快如飞。那头水牛，村支书耀宗公贪它便宜，就把它留在第一队饲养。但此牛，犁田就很不听人使唤，慢悠悠地拉犁耙，心不在焉。一见到田野上有其它水牛，立马就会两眼发红，扬蹄一路狂奔过去找牛相逐斗角。一次，它遇到了邻村的一头水牛牯，又发起了疯，被邻村的那头牛一角挑穿了喉咙，死了。
　　 事后，生产队的人每户分到了二三斤水牛肉，算算价钱，也值个近百元。
　　
　　 二
　　 在村人眼里，牙郎公有点神。他膝下育有四子四女，加上老伴，一家十口。那时候，正值困难时期，别人家连番薯丝都吃不饱，但他家里的炊烟总是每顿飘着香。
　　 在我的心目中，牙郎公是一个特有文化的人。他待我不错，闲时偶尔会给我讲故事。记得他曾给我讲过一个《审寡妇》的故事，就讲得很有文化。
　　 牙郎公说，早年有个年轻的寡妇，相貌娇美，被一好色的财主瞄上了。一夜，寡妇坐在灯下剪鞋样做鞋，财主溜进来抱住她欲强行非礼。情急之下，她一剪戳死了财主。县官拍着惊堂木喝道，大胆刁妇，持剪杀人，该当何罪？寡妇说，不剪不节，不节不剪。县官一想，咦！至情至理至节至贞也，遂当堂放了她。
　　 在村子里，牙郎公可谓是个八面玲珑、一言九鼎之人，但他也闹过天大的笑话。
　　 牙郎公的老伴是九都人，我们都叫她九都婆。胡乌皮是九都婆的小表弟，想当年穷得虾空蟹臭常往她家里跑。一进门，二话不说就直接开菜橱门，把里面的剩菜剩饭全收拾干净了才张口说话，还有吃的吗？九都婆马上就开灶给他煮上半脸盆的面。接连几天，他每顿都使出饿狼般的狠劲玩命地暴食，等肚子有点鼓了才走人。离开时，九都婆都会让他挑一担儿番薯丝回去。九都婆说，不然他会被饿死的。
　　 七十年代初，胡乌皮到荷兰阿姆斯特丹闯荡去了，此后便失去了消息。八十年代末，胡乌皮突然捎来话，说儿子要结婚了，请牙郎公务必要去捧个场，到金田去吃喜酒。牙郎公认为这很难得，遂与九都婆商量，用红布袋儿捎上几十斤的红米和番薯丝，领着那条终日形影不离的大黄狗赴宴去。
　　 到了金田，胡乌皮的茅草屋找不到了，全村皆是清一色的洋房。费了好一番口舌，他总算找到了胡乌皮的大别墅。多年不见，胡乌皮换了一个人，背带裤，打领带，皮鞋两头尖得像两条小黑船，脖子上套着一条牛绳般粗的金项链，牙郎公一见就觉得很刺眼。胡乌皮对他很热情，但胡乌皮老婆的表现则让他感到很不痛快。那女人肉呼呼的胖得像一头大肥猪，全身上下金光闪闪的。她一看到番薯丝就翻着白眼嘟嘟道，干嘛呀，送礼还送这猪食的。他本想教训她几句，但想想自己是个见过世面有修养的人，也就不跟这个肥猪婆娘计较了。
　　 胡乌皮的儿媳妇是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女子，一身牛臊气，露出两截半个柚子般的大奶子让他不敢目视。那女子古怪，一味地挤眉弄眼、装神弄鬼逗他的大黄狗玩，大黄狗与她陌生就“汪汪汪”地扑了上去。新郎举着木棒大骂，这是谁家的野狗？我他妈的把它活烤了！弄得牙郎公很没面子。
　　 酒席上，牙郎公看到桌上有一瓶贴着一匹马的洋酒，心想自己从没尝过就斟了一杯。不料一下肚就感觉上当，那酒的颜色和味道与马尿无异。牙郎公终于忍无可忍，想想自己乃堂堂一牙郎，今天特地赶来为你添喜，你竟然让我喝马尿，朝胡乌皮摔杯喝道，咱们的关系到此为止！
　　 说罢，牙郎公就要拂袖离去。胡乌皮被他搞得一头雾水，问清原委告诉他，此酒的名字叫“人头马”，很贵的，根本就不是马尿。惹得酒宴上满堂人哈哈大笑，让他当场下不了台。
　　
　　 三
　　 从金田回来后，牙郎公就病了。
　　 那时候，我已到县城工作。回老家的时候，我专门去看望牙郎公。他躺在那张雕花刻凤的老洞床上，目光昏浊，脸若菜色，一把白胡子犹如霜后的枯草，毫无生气。
　　 牙郎公看到我，很激动，皱着眉头从床上撑起，斜靠在床头上。我问他还抽烟吗？他说，老早我是铁嘴加铁胃，粗菜淡饭、骨头咸鱼、好肉好酒全都拿下，现在除了抽烟，什么东西都吞下不了。
　　 我送给他一条“中华烟”，他拆开，抽出一支，点燃，吸了一口，咳了几声。他叫着我的乳名说，狗亮，你真重情义，都当上工作同志了，还来看我这个已经是半个棺材里的人。
　　 我说，我记着你对我好呐，想当初你可给过我很多好吃的东西。我到现在还记得你给我念的顺口溜：筱村的粬，下尾的竹；稽垟的馍糍，莒江的粽；黄坦的糖，济下的栗子王。
　　 他听了，咧咧嘴，笑出了声来。想当年，牙郎公的两条腿，长年累月地犹如打花鼓般在外面奔波，每次回家，他都会捎回来一些外地的土特产，分给我一些。
　　 他咳了一口痰，吐在一只红色的塑料桶内，抹一把嘴角对我说，小时候，我就说你是一个苦竹长好笋，牛头出龙角的娒儿，果真被我说中了。
　　 我说，你老人家过奖了，我每月领几块清水工资，吃不饱饿不死的，没啥名堂。
　　 他说，不不，你那是铁饭碗，保险，到老了也有饭吃，不像手艺人，吃青春饭。他眼角就流下了两行清泪，很沉重地对我说，阿公一辈子，走过千家万户，说过千言万语，算过天，也算过地，就是有一手失算了。
　　 我问，是啥事啊？
　　 他说，你的父母明智啊，让你们兄弟姐妹都去读书。可阿公糊涂了，你的四个叔叔和四个姑姑，阿公没有一个让他们读到小学毕业啊！阿公被自己的一张破嘴害苦了，忘了耕读传家的祖训……
　　 年老后，牙郎公失业了。因为，那时镇里专门成立了养殖业协会，协会下面还设有一个公司。一班生龙活虎的年轻人把产前、产中、产后的一切事务，像一条龙似的全给包办了，再也没他的任何事。
　　 半年后，牙郎公去世了。
　　 有人说，他是被胡乌皮那一杯人头马喝坏的。有人说，他是自己忧闷死的。
　　 我想，探讨这个问题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衰老的，终究会死去。鲜活的，必定会破土新生。就像季节，冬天过去，春天就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