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工作的单位，有个同事，姓邹，今年四十有七。他的名字叫邹一鸣，听他讲，起这个名字完全是他父母的意思，无非期望他将来一鸣惊人，有出息。
　　 确实，他事事处处总想出人头地，工作上必须争第一。如果落后于别人，他总是牢骚满腹，怨天尤人，好像上级领导没有“慧眼识珠”，总和他过不去似的。
　　 一天下午，他一进办公室就坐在那儿唉声叹气。我问他怎么了，他先是摇摇头，继而愤愤不平地说：“为什么王鹏这次被提拔为副局长？我哪一点比不上他？他那点本事能比我强到哪里去？”
　　 我知道他和王鹏的关系，他俩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一块进的局里，一同分配到乡镇基层站所锻炼，三年后一起被重新安排到科室。又过了三年，两个人因工作成绩突出一同被提拔为副科长。两年以后，一同被提拔为单位正股级。不过，王鹏担任的是局办公室主任，邹一鸣任职为局宣传科科长，这办公室主任和宣传科科长的地位，明眼人一看便知在局长心目中孰轻孰重，向上级推荐提拔王鹏为副局长也就不足为奇。
　　 我小声安慰他：“他也有比不上你的地方，你去年被评为咱全国行业系统新闻宣传工作先进个人，到北京领奖，我听说他也很羡慕你！”
　　 他只是冷冷一笑，气哼哼地说：“屁！去北京领奖不过是风光几天的事，那能比的上他，我听说他父亲过生日，光在咱县城最好的酒店里就安排了三桌酒席。”
　　 我马上反驳他：“你可别乱说，他哥是县里的一民营企业家，财大气粗，别说安排三桌，安排五桌也没问题。”见他还是心绪难平，我接着又劝他：“再一个，你闺女考的是华北电力大学，是211、985，他儿子考的是普通二本，你闺女比他儿子有出息！”
　　 我的话还没说完，他猛然打断了我：“提起这个我就来气，你说我那娘们怎么不争气，头胎就给我生了个闺女，人家一生就生大胖小子。”咳，他这攀比的“红眼病”一上来，把本属于自己的责任也推给了自己的老婆。
　　 我轻轻戳着他的额头说：“去年国家放开二胎政策，你老婆不也给你生了个儿。”他挠着自己的头，“嘿嘿”笑着，我说：“傻样，你如今又有儿又有女，小日子唱着过，知足吧你。”
　　 当了“官”的王鹏工作上确实忙了，办公室根本见不到影子。有时候在办公楼偶尔打个照面，也是“嗯”“好”，让人表面上感觉此人对人不冷不热的。在邹一鸣看来，当了官的人自觉不自觉地和一般人员之间拉开了距离，再也不是一个档次。特别是说起老同学王鹏来，邹一鸣就特别尖酸刻薄，没有一句让人觉得舒服的话。往往说着说着还破口大骂：“不就混了一个副局长吗？一个小破官，有什么了不起？”
　　 对王鹏不服气，邹一鸣在工作上也是和王鹏拼命“攀比”。王鹏晚上加班到九点，邹一鸣10点半保险还在办公室。星期六、星期天，更是不休息，中午一包方便面就打发了自己的肚子。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正坐在办公室为写一篇新闻通讯稿绞尽脑汁的邹一鸣突然接到了王鹏的电话，说很长时间没在一起了，怪想的，一块找个饭店坐坐吧。还特别交代要邹一鸣招呼我一起去。
　　 邹一鸣赶紧打电话对我说，他不想去，人家当了副局长，坐在一起肩膀不一般齐，拉呱说话别扭，坐在一起特别不舒服。我说：“哪能，你俩老同学，相互知根知底，多少年建立的老感情，我相信不会随着你和他之间地位变化而改变的。还是高高兴兴地去吧，别辜负了老同学的一片好意。”
　　 晚上六点，邹一鸣和我准时赴宴。王鹏作为东道主早已等候在那里。见到我俩，王鹏迎上前来，热情得与我们握手。
　　 席间，王鹏一个劲地赔不是，说前些日子刚上任，工作上千头万绪，难免有慢待老同学、老朋友的地方，请多多原谅，我先自罚一杯。说完，端起桌上的一杯酒，一口干了。我摆了摆手，说不用不用，都理解。邹一鸣瞪起眼睛，酸溜溜地说：“理解什么，局长大人日理万机，今天专门拿出这段宝贵的时间陪我们，不容易。万望局长大人工作悠着干，千万保重身体。”王鹏尴尬地红了脸，他招呼我们吃菜，喝酒。由于邹一鸣每说出去的一句话都像是抬杠，话不投机，酒喝着喝着，各人都有了些醉意，我赶紧让服务员把饭端上来，我们三个人喝了一杯“全家福”酒，就匆匆结束了酒场，相互告别后，各人回家休息。
　　 今年春天，按照县里统一安排，作为副局长的王鹏到涝坡镇后沟村担任“第一书记”。为了加快该村饮水改造工程进度，王鹏和后沟村的老百姓一样，日夜奋战在工地上，不幸心血管病突发，倒在了工地上。经医院全力抢救，最终还是撒手西去。
　　 邹一鸣和我都怀着悲痛的心情参加了王鹏同志的告别仪式。告别仪式结束后，回来的路上，邹一鸣嘴里一个劲得嘟嘟囔囔：“一个好好的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老天爷不公啊！。”
　　 打这以后，邹一鸣很少再发牢骚、再也不和别人攀比待遇多少、职位高低。因为他知道比比已经去世的老同学王鹏，他感到非常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