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店子是三圣公社机关所在地，也是离成都东门最近、最小的一个乡场。全场只有一条主街，五米宽八百多米长，一左一右各两条短巷。我能叫得出名字的巷子是泥鳅巷和草鞋巷。单是从外表上看高店子没有过人之处。全场有一个公社大院、一个公社医院、一个农机站、一个中学、一个供销社、一个粮店、三家街道企业；剩下是参差不齐的住宅、私人门店。常住人口不足一千人。高店子始于哪年不祥，母亲告诉我她打小去那里赶场。从多数房屋的建筑格局判断，估计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
　　 寒天，场上行人无几，门店、住宅门可罗雀。高店子附近的乡人有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寒天不上街，所有事累在赶场天一起办。初来乍到的外地人第一次到高店子，一定有这样一种观感——声名远播，模样平平。它的的确确也是这样，你找不出它值得称道的地方。就连场口最有名的周家饭店，也是不上不下，不土不洋的格局。公社医院是全场唯一的“高楼大厦”，看起来和其他门店、住房一样，一副年久失修破破烂烂的气象。
　　 高店子乡场，每月阳历一、四、七上午逢场。去高店子赶场，绵长陡峭的凉风顶是必经之路，被人们称之为“摩天岭”。
　　 小时候，第一次随父母前往久怀慕蔺的高店子买鸡雏，便让我深切体会到了大人们为了生活东奔西跑的不易。当人们不辞劳苦翻越凉风顶的时候，已经耗去了整趟行程八成的时间和体力。
　　 朦胧的月色下，通往凉风顶的坡道上，一辆辆满载货物的架架车、三轮车、自行车、鸡公车川流不息；提着、背着、挑着、抬着蔬菜和大米等农作物的乡人络绎不绝；吆喝、鞭策牲口的贩子和农夫行色匆匆；老老少少的赶场客急急忙忙。除了赖在长辈后背上不肯撒手的囝囝，赶场的人们无一不是步履艰难，咬紧牙关捱上去的。
　　 高店子我耳熟能详。父母每年开春后，要骑车去那里买猪或雏鸡、鸭、鹅。平素家里大米、猪油等生活必需品出现短缺的，也都去那里采购。家里生猪死了，母亲要匀出一半，让老二骑车驮去那里廉价处理。高店子在我心里就是包罗万象，无所不能的一块儿风水宝地。
　　 尽管早有耳闻，一进场口，我依旧被眼前浩浩荡荡的声势所震撼。乡场两旁人家门前五花八门的临摊，一个挨着一个连接成为一条蔚为壮观的长龙。街面上熙熙攘攘，人流如织。与每年春节人山人海的青羊宫灯会相比起来不相上下。想挤到他们前面去，别说一行人，一人也插不进身。夹在水泄不通的人潮中随波逐流，不由自主地被推进了猪市坝砖墙缺口。
　　 我有些不敢相信，猪市坝与外面的街景截然不同，安安生生，一点也不像在赶场。地面上，林林总总蔑制容器里面的家畜家禽，安安静静待在里面，正在悠然自得享受黑夜带给它们的安宁。
　　 一些摊子黑灯瞎火，正在等待开张的吉时良辰，摊主倚着一旁容器发呆，打瞌睡，一点不着急招来生意；一些摊子点着昏黄的煤油灯，摊主不动声色坐在地上守候生意；一些摊子前仨仨俩俩的买主彷徨四顾，摊主在一旁殷勤地闲聊，嘀咕着生意经。猪市坝之所以如此清静，我猜想， 是因为这里没有琳琅满目的商品，可供那些三心二意的赶场客觅便宜、寻开心，到这里来的，都是实打实的家畜家禽买家。
　　 母亲急急忙忙拽紧我直奔了边缘的家禽区。家禽分成大、中、小三个等级，大、中家禽分别关在一圈尺许高的篱栏里面，小一些的家禽装在类似灯笼的蔑笼内。各家各户的蔑笼除了摊主心知肚明，在我看来一个模样。母亲在横七竖八的鸡笼间边走边打量，忽而随意提起一只笼子，打上手电从中轮番捉出一只、两只，拳头大小的雏鸡放在手心掂量来掂量去。摊主从平静变成热心，从热心趋于殷勤，又从殷勤变成冷漠地坐回了地上。她就像什么也没发生，放下鸡笼走去了另一边。怎么会呢，沙河堡卖十个鸡蛋的，都做贼似躲躲藏藏，这里卖它爹娘居然会安然无恙？
　　 随着越来越多摊主的加入，宁静的猪市坝如我的心渐渐变得不再宁静。一些摊主为抢夺亮眼的位置，你推我攘相持不下，没遂心意，嘴里便嘟嘟囔囔，不干不净。转眼之间，冲突便由唇枪舌剑，演变成为一发不可收拾的鸡笼大战。一方提起一旁鸡笼扔了出去；另一方，一脚踹翻一只作为回应。搅得一旁的家禽叽叽嘎嘎惊恐万分。受到殃及的其他摊主，便无缘无故搅进了他们的乱局。安宁祥和的一隅猪市坝里面，一时间鸡飞鹅跳沸反盈天。母亲再不挑三拣四，匆忙选好雏鸡，带领我慌慌张张出了猪市坝。
　　 猪市坝是高店子唯一一个畜、禽交易市场，七里八乡的农村人家喂养的畜、禽，乃至耕牛绝大多数出自此地。
　　 猪市坝位于高店乡场场尾，正对中学大门一条巷子里面。市场包围在一圈围墙中央，临街一面搭了一通高、阔的小青瓦棚子，面积约两三百平，里面堆放了几堆谷草、一些木板。棚子外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土坝子，面积不下两千平，地面开阔、平整。这里是整个高店子乡场的核心，与高店子及附近几个公社乡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猪市坝繁荣与否直接制约着高店子的兴衰沉浮。没有了猪市坝，高店子就失去了最大一笔财富，七里八乡的人家就得赶上更远的路程。猪市坝，牵动着高店子，也牵动千家万户庄户人的心。
　　 高中毕业，犹如鬼使神差，我一只腿已然迈入父亲工厂大门，又被另一场突如其来的招工考试拽了回来，去高店子乡场上一家信用社当上了一名储蓄记账员。在那里工作，我便对高店子有了更为全面、深刻地了解。
　　 在高店子工作十一年，高店子的老乡让我感触颇深。每次下乡路过他们家门、菜地，不管公事、私干准会被真诚地邀请上家里吃饭，聊天。出现差错，上门没找着人，向左邻右舍丢下一句话，他们便会连夜将差错款送到手里。他们从来不去纠缠差错原委，也不会质疑每一笔存款利息，更不会钻在一堆对信用社与基金会的利息差距说长道短。他们相信信用社就像相信自己，爱护信用社职工一如家人。他们的心纯似山泉，情浓如烈焰，他们的一言一行让我感动，受益匪浅。
　　 那位我怎么也想不起名字来，同事们戏称为“白头布”的老乡，是我在高店子信用社唯一一个在储蓄记账岗位上，接触众多老乡中最为感怀、挂心的一位。
　　 他大约五十出头，头扎一圈白土布，着一身阴丹蓝土布衣裤，脚下一双草鞋或自家纳的布鞋。露在外面的皮肤黝黑，十个指头生满老茧。他住在距离高店子约十几里路外的另一个公社。守着家门口的罗家巷子信用社，却偏偏沿坑坑洼洼的一条土路徒步，来到高店子存钱，让同事们，让我想怎么也想不明白。
　　 逢场之日，我骑车赶到信用社，便会遇上他背上一个大背篼，独自一人平心静气在院子里徘徊。开门后，他随第一批储户率先冲进营业厅，钻进右边柜台与砖墙交汇处，背对人，小心翼翼地从裤裆里掏出一个手帕包裹。转身工工整整将它摆上柜面，不慌不忙，一层层剥开手帕，从中取出一个圈筒状钞票圈，像宝贝疙瘩一样，轻轻地将它搁到近前的柜面上，目不转睛仔仔细细端量一番。片刻过后，身子倚伏上柜台，在吵吵嚷嚷的人群旁，心无旁骛地一张张从圈内往外掏。钞票整理、清点完毕后，开上一张一百元五年定期存单。
　　 我最初很纳闷，暗自在心里嘲讽过他。无论出纳如何刁难，也无论颠来复去折腾多久，怎么要求怎么做，一副乐乐呵呵开开心心的样子。我曾经一度怀疑他一定是过于迂腐，不会看人脸色，最终我否定了自己。耳聪目明、饱经世故，他会不懂？从他身上，我体味到了村野匹夫抱瑜握瑾，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情肠。他堪称一方勤劳善良百姓的代表，骨子里渗透着高店子那方风土质朴无华的秉性。
　　 到如今，我已远离那个乡场三十二个年头，但我无时无刻不惦念他们，牵挂着高店子那块多情、圣洁、不老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