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岳阳楼，自古就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之美誉。这不仅仅在于岳阳楼坐落于岳阳古城之上，背倚岳阳城，坐拥洞庭湖，遥对君山岛，登楼远眺，一碧无垠，白帆点点，波光云影，万千气象，有着优美壮观的自然景观。还在于它蕴涵悠久深厚的文化历史，对于后人理解荆楚文化以及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特殊的人文价值和意义。
　　 宋朝文学大家范仲淹，诗文颇丰。他在著名的《岳阳楼记》中写道：“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后人推崇此文，洋洋洒洒，大气磅礴。同时，也景仰文中所表达的洒脱、超然的人生态度，以及心系黎民天下的家国情怀。
　　 《岳阳楼记》中那句“心旷神怡，宠辱偕忘”表达了一种超然无我的精神境界，也表述了一种道家思想。这句话源于老子的《道德经》。
　　 《道德经·十三章》说：“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意思是：世人得失名利之心太重，所以得到荣宠或受到屈辱时心里都会难以平静，惊恐失色，这种祸患的根源就在于对自我身心的过度担忧和重视。这句话蕴涵着深奥的哲学义理，反映出老子清心寡欲、淡泊宁静的思想。
　　 荣辱观是价值观的一部分，是人的社会价值的一种反应。每个心智健全的人都有荣誉感和羞耻心。荣辱，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时代的人有着不同的荣辱内容。譬如，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以来，读书、科考成为封建社会培养和遴选人才的重要渠道，及第、入仕也随之成为读书人的普遍追求和人生理想，如愿的自然有了荣誉感，落第的难免萌生羞耻感。而不同类型的人也有不同的荣辱内涵。学生希望通过遵守纪律，成绩优秀获得教师的褒扬；农民祈望通过辛勤劳作获得丰收得到乡人的羡慕；商人渴望经营有方，财源滚滚以获得社会的认可；官员期望努力工作获得上级的肯定。实现了这种追求，便红光满面，如沐春风。如果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就会感觉羞愧难当，心情沮丧，甚至无地自容。
　　 所以，荣辱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情感，还表现为人的一种自然和社会本能。这个本能实质就是趋吉避凶。但是，老子的观点却出人意料。他说“贵大患若身”，惊恐于宠辱都是大祸患。这似乎有些反自然的意味，也似乎与他那种崇尚、遵循自然的理念背道而驰。
　　 是的，人，怎么可以没有荣辱感呢？
　　 二
　　 老子为什么要如此表述呢？我们知道，老子常常思维怪异，出语惊人，总是把人们导入一种形而上的怪圈之中。
　　 我们还是从下面两个故事来进入老子的思维逻辑。
　　 《儒林外史》里面有个叫范进的老秀才，考了多年的举人都没有成功，胡子都白了。没想到一天忽然敲锣打鼓传来他中举的消息。“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金榜题名对于科举人来说，是人生中四大快事之一。可范进被这晴天霹雳震懵了，惊愕之后便大叫：我中了！然后一路狂奔而去，彻底疯掉了。
　　 《孙子兵法》，其中有很多的谋略具有科学价值，不仅研究军事战术，也涉及人的心理活动。《三国演义》中，最常用的一种兵法是“激将法”，就是通过羞辱对方使之激怒，丧失理智做出错误的举动，进而克敌制胜。实际上，就是扰乱人的心智。与诸葛亮同时的周瑜可谓一代名帅，但狭隘傲气，始终对不能战胜诸葛亮耿耿于怀，曾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三气周瑜”的关键，在于周瑜过于关注宠辱声名，所以才气大丧身，一命呜呼。
　　 通过这两个故事，我们似乎可以触摸到老子思想的边缘。老子断定“宠辱若惊”都是大祸患。老子解释说：“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就是抓住了“宠辱皆惊”的人性弱点。老子挖掘到“宠辱若惊”的根源，在于人们心灵，在于人们过度在乎自身的感受。凡事总是计较荣宠或者屈辱给自己带来的得失。换而言之，人们常常过度取悦于自己的身心感受。
　　 自私其身导致重视外物，重视外物导致情随物移，说得更清晰些就是患得患失。于是，我们又扭头看看中国古代思想史，便会惊讶地发现，佛家思想中也包孕类似理念。佛家说：“天下之苦，莫过有身。”就是说，天下的痛苦，没有大过拥有身体的。拥有身体，你就为身体的愉悦而快乐，因身体的痛苦而沮丧，于是，也就会为满足身体的生理需求而追逐身心的愉悦，这时，贪欲便产生了。
　　 古人说“酒色财气”不好，明代小说《三言二拍》中讲了许多这样的故事。为什么明明知道“酒色财气”不好而人们还是要那样追逐和迷恋呢？就是因为这四样东西可以满足身心的欲望。所以说，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为了身体而患得患失。这恰好成为老子“贵大患若身”的注脚。
　　 因此，佛家提倡放弃物欲，忍辱负重，教导人们“放下”，不生“分别心”。
　　 所谓“分别”，是对事件的区别差异化，“分别心”则是用利弊得失的心态对事件的差别进行评价。譬如，遗失了一件物品，给生活等方面带来不便，多数人感觉沮丧，有的甚至会痛苦。也有的人想得开，觉得无所谓，并未因此产生更大的心理纠葛。前者就是有了“分别心”，而后者不去考虑由此产生的得失、多寡、利弊，以平静心看淡这件事，这就是没有了“分别心”，也叫“放下”，就消除了烦恼。
　　 不生“分别”心，通俗说就是不计较。它是佛家的重要理念，也是境界。
　　 佛教很讲究境界。境界，是觉悟的程度。佛教分为大乘和小乘。小乘讲修行个人，自我完善，相对比较狭隘；大乘讲大慈大悲，普度众生，让天下人都完善，都朝佛的方向努力，即所谓“人人皆佛”，这就是大胸怀，是高层次的觉悟，也就是大境界。所以，有无“分别心”还是判别佛法果位的重要考量。有分别心的就是普通众生，无分别心的就是佛菩萨了。
　　 三
　　 哲学还在继续。我们把视角重新放置在老子思想上，既然，“贵大患若身”，它的根源就是“宠辱若惊”，那么，应该如何解决“宠辱若惊”这个问题呢？哲学的任务，不仅要提出问题，还要解决问题。
　　 按照佛家的理念，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渠道，就是斩草除根，根绝欲念。老子的思维很有逻辑，也很智慧。老子说，既然这个祸害是源于人们太自私，那么如果我们不自私，不就没有祸患降临了吗？
　　 问题似乎解决了，而且很简单。然而，人的荣辱感是一种高级道德情感，不会凭空消失，如何让人们在荣宠和耻辱面前淡定自若，无动于衷呢？这是一个更为深入的问题。
　　 老子并没有就此停止思想。圣哲之人的伟大之处恰恰就在于，他们是在常人停止思维的地方继续思维。老子深入指出，如果，人们用重视自身的态度去重视天下，用爱惜自身的态度去博爱天下，那么，就可以避免“宠辱若惊”。所以，他倡导“淡泊明志”的人生态度。
　　 老子在“无身”的基础上引申到“以身为天下”，把“己身”等同于“天下身”，如此，我即天下，天下即我，既然“我不存在了，便无所谓生命个体的“宠辱若惊”了。“我”的荣辱便是天下的荣辱。这种从“自我”向“它我”，从“小我”向“大我”的道德迁移和升华，表明道家具有博大的宇宙情怀。而且，往往比佛家、儒家更为高明和深刻。
　　 也是那次登岳阳楼，范仲淹面对洞庭湖万顷碧波，豪迈地说：“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人文精神，以天下为己任，舍我其谁，是典型的儒家思想。然而，从道家和佛家哲学视角来审视，虽然这种精神指向可敬可佩，但他还是把自己与天下人有所区别，没有等同看待。因此也难免遗憾。原因就在于，范仲淹的思想里澎湃着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也是我们常说的“个人英雄主义”。
　　 道家的要求是很高的。从上面可见，佛家要求人们彻底断绝欲念，这违背社会、文明和自然发展规律，似乎不可能实现。儒家倡导增强个人社会责任感，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心系天下，率先垂范。自然令人肃然起敬。不过，范围相对狭隘。而道家提倡变“小我”为“大我”，变“自我”为“无我”，做损一身而全天下，无私无畏的道德之人。这种思想既有佛家的普遍意义，也有儒家的超越精神，也契合道德进步规律。
　　 四
　　 有个故事可以从一方面说明儒家、道家的思想境界。
　　 《吕氏春秋》记载这样一则故事。有个楚国人在田野里丢了一张弓，他既不沮丧，也不去寻找，却心安理得说：“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古代楚地也称为荆楚。荆人就是楚人。这个楚人认为弓是楚国人丢的，丢在楚地里，一定会被楚国人拾到，因此，相当于没有损失，那就没有必要去苦苦寻找了。这个楚国人挺豁达，也很爱家乡和家乡人。
　　 我推测，他一定是个隐名埋姓的的高人。在先秦思想类古籍中，那些特立独行，语出惊人者，大凡都是隐匿民间的高人，也大凡无名无姓。但言谈举止颇为睿智，常常令人思想为之一颤。譬如，屈原骚赋中的“渔父”，还有其他典籍中一些樵夫、山野之人等等，都属于这种类型。于是，这也在后来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形成一种文学现象流传至今，那就是成功人士背后，大凡都有一个隐居山林的高人指点迷津的“桥段”。这似乎也算古代传统文化的一种遗传吧。
　　 孔子听到这件事后，颇为感慨，他评价说，如果去掉这句话中的“荆”就可以了。那就变成为“人遗之，人得之”。
　　 孔子毕竟比这个楚国人的境界要高一层。弓是人丢失的，又被人捡到，不必寻找了。由楚国人推及至天下所有人，胸怀更为辽阔，是更为博大的人文情怀。孔子是人文主义者，他站在人文角度、社会角度来理解和诠释这件事。
　　 之后，老子也听说了这件事，且看他的评价。老子说：如果在孔子的基础上，再去掉其中的“人”字，压缩为“遗之，得之”，就更好了。
　　 不管是人或者其他生命，也不管是什么东西遗弃在大自然中，又无论被大自然中谁或者什么得到，都是好事。都理所当然。老子的意思是只要有益于世间万物，就无所谓孰得孰失。因为，一切本来就都归属于大自然。
　　 老子讲天地宇宙，讲大自然，是站在更为高远的哲学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境界更高。人只是自然的一小部分，恩泽天下万物才是因顺自然，才是最大的道、最大的德，最为博大的宇宙情怀。
　　 我们看《动物世界》一类自然科学电视片，或者阅读科普知识读物，都知道生物链。无论哪一个环节都是下一个环节存在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有时某些环节可能温婉而怡情，充满浪漫情调，有时某些环节也会惊悚而残酷，不乏恐怖，但都缺一不可。生命就是这样一个放大而复杂的循环体系，这就是自然规律。现在，提倡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就是提醒人们不要仅仅站在人类发展的角度，而应站在整个大自然均衡发展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单纯注重人的发展，忽略、制约甚至破坏大自然的发展，则是本末倒置。从现代哲学角度看，也就是“人类中心主义”。而且，破坏自然本身也是在制约人类的发展。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慨叹，老子的境界确实比孔子更为高远。
　　 五
　　 老子教导我们，无论是在大欢乐或者在大痛苦面前，都要笃守一颗平常心，主宰情绪，而不被情绪所主宰，做到不患得患失。这不仅具有大德睿智的味道，而且透出三分的潇洒，是对自我生命所处境遇的一笑置之。充满大气，充满大趣，令人们不得不仰而视之。
　　 尽管，“宠辱不惊”所表述的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哲学意义上的诉求，从实践意义上，无法全然做到。即使是那些逍遥在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祗们也做不到。但我们可以朝着那个理想巅峰攀登，养蓄心性，淡泊明志，追求那份生命超越自我的大度与恬淡。
　　 我们还是回到话题的开始，说说在岳阳城楼“宠辱皆忘”的范仲淹吧。范仲淹为官一生，也坎坷一生，做过盐官、县官、京官，做过文官、也做过武官，最高官至宰相。然而，也因仗义直言多次被贬。
　　 第一次被贬出京城，朋友送行说：“范公此行，极为光耀！”第二次，朋友说：“范公此行，愈为光耀！”第三次，朋友说：“范公此行，尤为光耀！”三个“光耀”不仅仅饱含朋友情谊，也是在传递道家“宠辱不惊”的道德精神。此时，范仲淹已经习惯于从京官贬为地方官了。在饶州官舍，他捻起花白髭缨，吟道：“三出青城鬓如丝，斋中萧洒过掸师”，“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
　　 《岳阳楼记》写于庆历六年，此时，范仲淹被贬邓州。饱经世事磨难的他，对于人生荣辱可谓领悟透彻。然而，正是儒家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和心系家国的忧患情怀，让他意志坚强，矢志不渝。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情怀，已经成为一种精神标高和道德指向。
　　 所以，我们在歆慕和折服老子哲学思想的同时，更为景仰和怀念范仲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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