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不是缺少阳光，而是缺少善于发现阳光的心情；万物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善于发现美的人。
　　
　　 ——题记
　　
　　 1981年2月10日（正月初六），是我们结婚的日子。
　　 我生于1955年9月24日（农历八月初九）属羊，老伴于1957年11月26日（农历十一月初五）生属鸡。结婚39年，我与老伴从相知到相爱，一起操持家庭，相扶相携，走过了风风雨雨，历经坎坎坷坷，遭受了人生多种磨难的考验，共同度过三十九年。生活中，虽多有困苦和不同的看法和意见，甚至有时大吵小闹或变脸，但过后仍会风平浪静转入“晴天”，相互疼爱有加心地坦然。
　　 我们相识是在1979年的夏天，那次大规模的对越自卫还击战结束后，也是我参军入伍的第四年，头一次从云南回家探亲。那时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在刚收完麦子的鲁西南大地上，到处散发着泥土的芳香。因思想观念的滞后，这里的人们仍在遵循亦步亦趋的生活方式与习惯。特别是在找对象的婚姻大事上，大多仍是听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像电影《李双双》里孙喜旺说的一样，皆坚持“先结婚，后恋爱”的婚姻观。
　　 一天，有个不远的亲戚来家里给我提亲，介绍的是离我们家很近邻村的姑娘。由于我们两个都有些内向不善言谈，相见时皆显得拘谨和腼腆。没怎么细致地观察对方，也没有多少语言交谈就同意，加上姨母在该村的帮衬说合，亲事很快就定下来了。那个时代定亲很简单，只在饭店简单的要上两桌菜，宴请一下女方家人坐坐说说话，随后两人相互交换个手绢即可，当时我给老伴手巾包的定亲礼是60元钱（一般100元左右）。那时家中生活尚有些困难，连个自行车都没有，更不像现在有车有房产（也不要求买车买房），甚至家里没有存款。
　　 老伴姊妹5个（三个哥一个姐）在家中排行最小，由于传统观念习俗的影响，思想意识有些封闭保守，假期结束我回部队那天，她怕外人说闲话，不好意思也不敢去车站送我。回到部队心里总有点烦，两年半的恋爱期间，我们既缺少花前月下式的语言，更没有像别人热恋时的缠缠绵绵。两地书本想在信中多增加些浪漫，但她又顾虑别人笑话说三道四，而不想让过多的通信，至使我们的关系有些冷落平淡，处在一种有点别扭的时间段。
　　 1981年的春节前，我第二次从云南探家，家里正开始张罗着为我操办婚事。结婚前，我们在照相馆仅拍了一张结婚照，那时基本上算是“裸婚”，也不需操办什么家具。嫁妆都是有老伴的娘家给置办，有桌子、桌橱、柜子和箱子，还有四把椅子和一个小饭桌，大小共九件。2月10日凌晨，娶亲的都是骑自行车，虽说离家不到1公里，因乡间的路不好走都需转路，一路上下车三、四次靠步行。经过共同的生活，由不熟悉到了解努力适应，老伴与我和家人相处还算融洽。一晃半个月的假期结束，我又返回部队。
　　 一年后再次探家，这次探亲后老伴已怀上孩子。1983年初我复员退伍回乡，离开了七年的军营。不久，便有了第一个孩子也新建了房子，哥嫂与我们分家搬到新院，我们与母亲一起住在老院。老伴常说的口头语是：“为人要正直不说谎，要有志气，甘愿吃亏不占别人便宜。”
　　 俗话说“过日子比树叶都稠”，刚分家单独生活经济拮据，就像炒菜一样明显地分出酸甜苦辣咸。经常是为吃穿与生活用品犯难，她时常靠回娘家接济点。记得分开家第一个春节，家里实在没钱置办年货，还是老伴去娘家拿回大姐给岳母买衣服的15元钱过的年关。难免她有次对我开玩笑说：“以前也有不少人给我介绍的对象有个体户、教师、在工厂上班的，我就是都没答应，咋就单看上你这个‘傻大兵’了？”嘴上虽如此说，但其内心从来没表现出嫌弃我的意思。但凡有点好吃的自己都不舍得吃，总是给我和孩子留着。分家不久，母亲身患高血压、半身不遂，住院治疗后刚能自理。为不使我耽误地里的农活，照料老人与孩子都是老伴自己承担，母亲住院花费数千元欠账和俩哥共同分摊，她也毫无怨言。
　　 后来，在她的支持下，农闲时我刻苦努力读书学习，坚持发挥在部队的特长练习写作，不断在媒体发表稿件，被上级宣传部门破格录取为新闻从业人员，之后凭突出的业绩被评为新闻宣传拔尖人才，农转非聘干成为国家正式公职人员。为不影响我在单位上班，老伴又经常是不分昼夜家里地里一肩挑，由于劳累付出过度，先后身患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双侧股骨头坏死等，2014年经在北京做DSA介入融通（微创）手术，才恢复到拄拐刚能自理与行走。
　　 三十九年的婚姻相濡以沫，如今我们虽已年过六旬，鬓发花白韶华不再，脸上写满了岁月的苍凉，如“绉纱”一般，虽然失去往日的光泽与柔软。然而，正如有人说的“平淡之中也有诗”一样，也曾经有过一段幸福的时光，永远存在着质的厚重感。
　　
　　 (2020年11月1日原创首发于江山文学网站。)